自古以来，皇帝的品德和能力对于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

秦朝二世而亡，和胡亥的贪虐暴政、宠信奸人赵高有很大的干系。

八岁的汉昭帝能够稳住朝堂、维护刘家的统治，那些进行帝王教育的辅政大臣劳苦功高。

到了东汉，教授太子的儒臣有了侍讲之名，却只是兼职，朝廷并没有正式设置这一职位。

真正重视和发展太子、皇帝侍读制度的时期为南北朝。

那么，侍从讲读制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什么样的大臣才有资格从事这一工作？

从事侍讲的大臣身份变化

西汉之时，负责教授太子的乃是朝中儒臣，教授内容为帝王教育、治国之道和儒家经典。

那个时候并没有侍读侍讲之名，但是工作内容都是差不多。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庄入主东宫后，桓荣便被刘秀重金聘用来担任侍讲。

桓荣是当代有名的大儒，教授任务非常辛苦，有的时候还要留在东宫过夜。

后来，教授太子的人数有所增加，何汤和包咸这些大儒也被聘用。

五年后，因为公务繁忙，桓荣没有精力来教授太子，便向太子引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胡宪。

汉明帝继位后，常常召桓荣次子桓郁入宫探讨政事、论经，并让桓郁子承父业，教授下一任皇太子。

这些被皇帝选拔教授太子的儒臣，都是当代有大学问之人，当然，光有学识不行，还要有品行，能够劝谏太子就更好了。

张充专研《尚书》，一生致力于走做学问的路子，并于晚年将自己毕生所学全都传授给自己的孙子张酺。

因而，张酺可以被汉明帝聘请教授皇太子，汉明帝本人也时常向张酺请教《尚书》。

张酺的教授方法便是偏向严肃的一面，不仅要讲经，还要带着“匡正之辞”，太子也因为他的严肃态度而有所忌惮，不敢敷衍。

这才是帝王之师，能够通过教授皇帝实现自己的“道”，这也是古代儒生的最高理想。

汉章帝继位后，对张酺大为重用，后来让其担任东郡太守。

汉明帝和汉章帝两位皇帝，能够尊师重道，难怪被后人称为“治世”。

后来的东汉朝堂，由于政局衰微，对于太子的教育也不太重视。

在东汉末年，皇帝为了防范太子，会特意选取官阶低微的人来担任侍讲的工作。

其实，给太子或者皇帝当老师，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毕竟太子尊贵，日后也十有八九成为皇帝，“伴君如伴虎”，若是触怒了太子，也很可能被清算。

《说文解字注》对“侍”的释义为：从者，奉也。

从中可以看出，侍从讲读之人，大多要态度恭敬地侍奉太子或者天子读书。

魏晋时期，大多依照东汉的旧制，对于侍讲之职，设为了太子属官，仅为六品。

曹彦曾经担任过魏文帝曹丕的长子曹叡的侍讲，按照辈分来算，两人应当是兄弟关系，但当时不重视侍从这一职位，所以曹彦教授曹叡时，态度十分卑微。

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若是师者没有师威，则没有办法震慑太子，教学效率自然难以提高，这侍讲便失去了传授知识的意义。

如此不重视侍讲，而侍讲又伴随着惹怒太子的高风险，自然愿意担任这一工作的人才便少了，这对于培养国家未来天子是不利的。

不过，等到南北朝之时，侍讲的地位又慢慢的升了上来。

南北朝时期的侍从讲读制度

由于南朝东宫具有独立的体系，所以又出现了专门的东宫官叫做侍读，北魏是最先让侍读和侍讲两者并置的朝代。

侍读和侍讲具有相似性，都是给皇室授课的官员。

但是，侍读的重点在于陪读，文化水平别太低就行，不用非得大儒，也可以让年轻人担任。

比如《魏书》中记载冯诞才十几岁，就被选为了侍读。

而侍讲的重点在于讲学，主要作为君王顾问，大多数情况下比较看重能力。

这时候，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皇帝和太子有专门的侍讲、侍读，皇帝的其他儿子也有侍从讲读之人，可以接受优质的皇室教育。

南朝时期有13名侍读，给王爷宗亲配备的侍从读书工作的就有10人，为东宫太子配备的侍读者只有3人。

若是再细分一下，侍奉太子练习书法之人也曾被授予过特定的官职，就是侍书。

侍书可以“兼职”侍讲，本质也是皇室的家庭教师。

《北齐书》中便记载过“选善书人性行淳谨者令侍书”。

在南北朝担任侍从讲读这一职务的官员们，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通晓《老子》和《周易》的南朝大臣周弘正，给太子讲经，他的博学多识，不仅获得了太子的尊重，还被“授尚书右仆射”。

钻研《春秋左氏》，喜好儒术的马敬德被北齐后主拜为师，且非常尊敬：“拜国子祭酒、加仪同三司”。

虽然南北朝比较混乱，也有专门为侍讲者而设的礼仪，叫做“释奠”。

此项礼仪是中国最古老、最有仪式感的活动，曾记载于《礼记》上：“告祭先师行释奠之仪”。

孔子乃是千秋万代之师，释奠礼最早源自祭孔仪式。

“释”意味着“放”，即放些祭品，“奠”本义为把酒器放于地上。

孔子去世后，鲁哀公为了祭奠孔子，便将孔子生前用过的车、书、衣服、琴等物品收藏在孔子屋内，让人们凭吊。

东汉时期，很多学校都祭奠孔子，更有人把周公和孔子一起祭奠。

在南北朝，侍讲之前，皇室宗亲要恭敬的向老师行礼。

北齐皇帝每年的仲春、仲秋都要举行释奠礼。

皇太子行释奠礼的仪式颇为庄重，需提前“散斋三日，致斋二日”，陪同的官员也要严格实行“斋戒五日”。

完成了释奠礼后，皇太子也不能直接回东宫，必须在学堂恭敬听一段时间的侍讲讲经。

侍讲之人要经过严格的人才选拔，既要懂得儒家经典，又要品德高尚，工作内容不仅要讲经，还要能为太子答疑解惑。

通常，皇帝为了给百姓留下明君的印象，都会对侍讲者以礼相待，并且勤奋的听侍讲讲经。

一些对皇权具有威胁的大臣家的子女，都会被南朝统治者邀请到宫中，以“侍读”的名义来充当政治人质。

他们的工作是陪皇子读书，类似于书童，真实学问如何已经不重要了。

“侍读”也可以作为平衡宗室势力的工具，宗室之间可以通过日常相处而与皇子更为亲近。

这样便增长了宗亲、朝臣子女的知识水平，可以为统治者提供许多可以信任的人才，有利于维护统治。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讲，侍讲、侍读提前与未来天子相处出感情，日后在朝堂上，皇帝也会多考虑他们的建议。

不过，这一类侍读的身份要么来自鼎食之家，要么出自显赫望族，若是普通的寒门子弟，是几乎没有希望的。

北齐的皇帝身旁配备的侍讲者，其工作内容会有所不同。

比如“散骑常侍”这一职位，就是为了规谏皇帝过失，为皇帝日常出行作准备。

这一类的侍讲者，不需要专门的文学才干，但是必须要熟悉朝政事物，以备皇帝问话时能有所答。

耳濡目染，侍从讲读者品德要高

其实，不管是侍讲、侍读还是侍书，但凡是在太子身旁担任侍从讲读这一职务相关的，就要有好的品行，道德水准要高。

南北朝时期为什么要如此重视君王的道德呢？

众所周知，南北朝分裂而不稳定，而在南北朝之前的东晋末年，也是乱得离谱。

北方常年陷入战乱中，匈奴等5个少数民族互相攻打，竟然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政权，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五胡十六国。

直到北魏统一了北方，才让中国进行了南北朝时期。

那时，北方有北魏、东魏等政权更替，而南朝则先后有东晋、宋、齐、梁、陈等5个政权。

到处都是屠戮和叛变，南北朝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皇室中也出现过不少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

比如宋文帝刘义隆，是有为之君，既能治理乱世，又能让百姓休养生息，没想到，却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刘劭给杀死了。

刘劭是刘义隆非常宠爱的太子，却和父皇在北伐的意见上不一致，种种矛盾累积，最终让刘劭起了弑父之心。

而刘劭之所以能够成功弑父，一方面是因为刘义隆没有防备，另一方面是因为东宫有超过万人的部队，实力强大。

南北朝皇室素质堪忧又逢内忧外患，因而，对于皇室宗族的教育，就更为重视私人道德。

从这个角度讲，侍从讲读制度也是一种政治工具，来延续王朝的统治。

南北朝的侍从讲读制度有所发展，而唐朝时期开始兴盛起来，到了宋朝，这一制度又被冠以“经筵”之名而确立。

皇帝的能力品行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侍从讲读是很好的维护统治的方式，可以让久居于深宫的皇室贵族接受儒家教育、辨政明义、增进学识和品德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