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演变

何谓政治体制，即政治制度与政治势力的结合。前者是规则，后者是驾驭这一规则的阶级。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庞大体量，决定了复杂的政治环境，其中政治体制的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到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再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下的封建官僚政治；法家的行政理论、黄老的政治哲学、儒家的意识形态，精彩纷呈。

从世卿世禄到封建官僚政治

所谓世卿世禄是指某一氏族世世代代对统治地位的占有，它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为纽带存在的；而官僚政治则是建立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基础上，血缘因素不占主导地位。从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政治的演变，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的重要一环。

宗法制在西周逐渐完备的。周在伐灭商王朝后，大封诸侯国，在最初的71个封国中，姬姓之国占53个。这一分封诸侯的重要依据便是血缘关系，诸侯们多数与西周王室沾亲带故，他们分散在王国的各个区域，奉西周王室为“大宗”，他们在自己的领土内拥有较大的主权，又依据血缘在封国内分封自己的兄弟为卿大夫，管理自己这一支系；相对于卿大夫，诸侯又成了他们的“大宗”，就这样层层分封，卿大夫下又有士，从而形成了一套以血缘关系亲疏远近为基础的完备管理体制。

以血缘关系获得的统治权力世世代代经过宗法制的核心“嫡长子继承制”传递下去，造成了某一家族对某一些权力的长期占有，形成了“世卿世禄”这样一个独特的贵族政治体制。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经过长期的分封和继承，各个诸侯国的亲疏关系较之西周初年已有较大变化。数百年的自主发展，使诸侯国的实力大大增强，加上血缘关系的淡化，各地诸侯逐渐起了不臣之心。平王东迁后，诸侯们与周王室的矛盾越来越表象化了。公元前707年，“周郑交恶”，周桓王亲率陈、蔡、卫等诸侯国的军队亲征郑国；不成想王师大败，周桓王肩膀中箭，“宗主”威严尽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辉煌褪去了它最初的色彩。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大幕拉开了。

战国时期，诸侯王的争霸日趋激烈，田氏代齐、三家分晋，连诸侯国内部都出现了叛乱，宗法制在战国时期的进一步瓦解，大宗对小宗再没有昔日的统治力了。

白热化的兼并战争摧毁了礼乐制度，为了能够在乱世立足，谋求霸业，各诸侯国纷纷开始变法。借鉴法家思想改革政治制度。

李悝在魏国变法，一句“食有劳而禄有功”，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动摇了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激荡的局势不需要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贵族，而是实干的吏员。

吴起在楚国变法，规定封君传到第三代就要收回爵禄，一些亲缘关系较远的贵族权益干脆废除，楚国贵族遭到沉重打击。

商鞅事秦，以军功大小定爵位高低的军功爵制，剥夺了旧贵族的爵禄特权。

政治制度的改变必然引起政治势力的消长。各国的变法运动，使新兴军功地主迅速崛起，成为了冲击贵族政治的有力依托，也为日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提供了雄厚的阶级基础。战国末期出现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央地关系开始取代血缘关系，中央集权的模式开始显露，官僚政治作为它的伴生产物也登上了历史舞台，一场有着千年影响的大变革开始了。

封建官僚政治的演进与皇权的巩固

官僚政治不是一开始就成型的，它所面对的是依然强大的宗法观念和贵族势力。

公元前221年，秦王扫六合，诸侯王们几百年的纷争结束了。面对空前辽阔的国土，秦王朝开始推行全面的政治改革。中央设宰相、御史大夫、太尉行使政府权力，地方上，郡县制作为一项新的地方管理体制被确立下来。不论中央还是地方的大小官员，皆由皇帝直接任命，并定期考核，决定去留。地方受到中央的直接管制，中央政令出自皇帝授意。由此，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形成了，而那些被皇帝任命的官员连同集权制度一起，构成了独特的官僚政治体制。

可以清楚的发现，早期国家政治体制的确立，受到了法家学派的影响，对急于建立一个集中有效政府的统治者而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法家思想显然比“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儒家思想更具吸引力。产生了一批以法令规章为准绳的“文法吏”。

然而，秦王朝的政治变革却引发了“念六国之旧”的强烈反弹。秦规楚俗的不匹配，招致六国旧贵族和广大农民的反对，秦王朝轰轰烈烈的登场，又轰轰烈烈的退场。但它的政治模式却留存下来，被历代王朝改进运用。

西汉在阿房宫的废墟和秦火残缺之上重建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高祖刘邦和他的队伍起于市井，“布衣将相”成了汉初独特的政治特色，但这并不表示宗法制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秦规楚俗酿成的惨重灾难犹在眼前。因此，初定天下的汉朝统治者们，除了在中央和地方上继承秦制，还采取了郡国并行制这一折中办法，通过分封汉室宗亲和勋贵来缓和政体改革的矛盾。可见在官僚政治初期，宗法制激起的浪潮还未完全退却，其影响力仍然很大。汉惠帝之后文景之治，统治者善用黄老思想，清静无为，与民生息，恢复生产。不同于法家创制的行政理论，承平日久的年代，灵活运用黄老思想这一政治哲学也相当关键。

创立了制度，恢复了生产，一切看起来太平无事，那么如何维持这一四海承平的景象呢？这就需要运用儒家学派“君君臣臣，各得其分”的价值观来对臣民进行教化了。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为适应统治者需要做出改变，开始成为封建时代的普世价值观。儒生们也被拽进了官僚化进程中。广大儒生们获得了征辟、举孝廉的入仕机会，秦汉初期文法吏治天下的情况有所改变，当然，从进入官僚体制到“士人政府”的完全成型需要相当的时间；贵族们不会轻易将攥在手里的盘子让出来。隋唐科举选官制度确立，才为儒生大规模参政开了绿灯，儒生和文法吏逐渐合流，外儒内法的政治格局开始形成。

皇权与政府权力的矛盾，即皇权与相权之争，推动了官僚体制的进一步演化。在与相权的斗争中，皇权一步步强化，官僚政治体制也越来越完备了。

汉武帝时的中朝，是对以宰相为代表的外朝权力的分割。东汉提升尚书职权，尚书从文书秘书成为实打实的权官。三公九卿的权力被侵夺，“位在三公，事归阁台”。监察体系也逐渐成熟，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尚书令有“三独坐”之称。通过分割宰相权力，加强监察力度，皇权得到有效加强。

魏晋南北朝时期初具雏形的三省六部制，在隋唐制度化，规模化。中书、门下、尚书、六部，有效的分割了宰相的权力，皇权又一次被强化了。随后的宋元明清历代王朝，虽然有所改动，但基本沿袭了这个框架，政府职能在不断细化，分工明确，相权已经大不如前。明太祖朱元璋干脆借胡惟庸案，就坡下驴，废了宰相一职，写入祖宗之法，宰相制就此作古。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更进一步，权分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官僚贵族化与宗法残余——影响皇权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新的政治体制孕育了新的贵族群体，一个令皇帝深感忧虑的情况出现了——官僚贵族化了。任子制规定两千石以上的官员，可以使其子弟一人出任郎官，新的官僚身上又显露出血亲继承的影子。西汉初的布衣将相这一独特的政治景观持续不了多久，分封制的弊病再一次显露。高祖刘邦在世之时，就开始了针对异姓王的战争，成功压制了新兴的功臣勋贵们。可这还远远不够，只要分封制的影响还存在，西周王室的窘迫就会再一次降临在每一代君主的头上。分封制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皇帝宝座之上。

文景之时，刘姓子弟们终于按捺不住，起兵反叛，七国之乱爆发了。虽然这一汉朝皇室子弟的大规模叛乱在三个月内就被镇压，但是，分封之弊，实难防范。

此后的历朝历代，总是伴随着旧的官僚贵族被消灭，新的官僚贵族产生，循环往复。对皇族子弟的分封屡次威胁皇权：西晋八王之乱使本就不稳定的西晋政权风雨飘摇，最终无力抵抗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进攻。到了明朝，太祖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更是起兵“靖难”，一路杀到南京，夺了他亲侄子朱允炆的江山。朱允炆无力反抗靖难军，一定程度上也是明太祖大肆诛杀淮西勋贵的后果。即便历代皇帝对此想尽办法，汉文帝“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武帝针对封王的《推恩令》、《附益法》、《左官律》可谓绞尽脑汁严加防范；分封诸王还是一次又一次从“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唯衣食租税而已。”中崛起，撼动着皇帝的权威。

权力的游戏

引言里提到过，政治体制是由政治制度和与其对应的政治势力组成的。“蛋糕”的大小是一定的，“盘子”的容量是有限的，封建官僚政治的职务在细化，官僚队伍是在不断膨胀的，在演进的过程中，时常面临着僧多粥少的尴尬情况；那么“蛋糕”的分配就成了各方政治势力共同面临的大问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场持续千年的权力游戏一直在进行着，尽管它的参加者来来去去，不断的起于尘土又归于尘土。皇权在巩固加强的路上，不断出现小插曲。这里举典型例子论述之。

外戚、宦官干政

外戚和宦官干政是附生在皇权上的毒瘤。吕后掌权，开汉朝外戚干政先河。王莽篡汉，乃外戚干政的典型例子。到东汉时，国多幼主，皇权不稳。窦太后临朝称制，和其兄弟窦宪、窦景一同掌握大权，在窦太后被汉和帝联合宦官势力推翻后，邓太后、梁太后和“跋扈将军”梁冀相继主持朝政，皇帝仍然是依靠宦官势力将其铲除。因对抗外戚有功，到桓灵二帝，宦官势力坐大，桓帝时，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五候”，“中外服从，上下屏气”，不可一世。灵帝时，“十常侍”乱政，鸡犬升天。压制宦官又要依靠外戚，如此反复，皇权成了外戚宦官的“通关文书”，哪一方挟制皇帝，哪一方得势。

宦官当政，朝官有的依附，有的反对，往往分成若干派系，引发党争。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晚唐牛李党争，明末东林党争，都和宦官脱不开干系。关于党争具体内容，本文就不再详述了。

外戚和宦官还是有些不同的。纵观历史，高力士、鱼朝恩、王振、“大伴”冯保、“立皇帝”刘瑾、魏忠贤等，都是有名的权宦，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是皇权的代理人。永贞革新、甘露之变乃至土木之变，宦官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外戚却因为皇权的巩固而难得到机会。这里有两个特例，武曌和西太后慈禧，她们虽是皇帝妃子，也长时间秉政，却不在所谓外戚干政之列。武瞾先是皇后后是女皇帝，在其称帝期间，她的“娘家人”就成了皇室宗亲而不是“外戚”了。慈禧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放权，何况“娘家人”呢？“垂帘听政”更合适她一些。

​图一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曌

武曌虽然遭到李唐皇室的强烈反对，最后仍然获得正式的皇帝名位，开创武周政治新局面，直到神龙革命以82岁高龄黯然下台，尊号也从则天大圣皇帝改称则天大圣皇后了。而慈禧太后虽然不像武则天一样获得过皇帝名分，但她也是凌驾于同治皇帝的皇权之上的，虽然在辛酉政变时面临着不小压力，但她还是能内引恭亲王为奥援，外依胜保，大费周章，得来两宫同治，亲王议政的局面，并且在慈安太后死后，独揽大权近半个世纪，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刻影响。1908年10月22日崩于仪鸾殿。她死后，清王朝也于3年后的辛亥革命中划上句号。

图二 辛酉政变的关键人物 和硕恭亲王 爱新觉罗 奕䜣

​图三 同治皇帝生母 咸丰懿贵妃 西太后慈禧

门阀士族​

成型于东汉豪族，西晋确立，南北朝时期由盛转衰的士族门阀是东汉后有所衰弱的皇权的异化。东汉末年政局动荡，“吾剑也未尝不利”的袁绍就出身汝南袁氏，是当时的名门大姓。三国鼎立，河内士族司马昭弑君篡位，皇权空前低落；西晋八王之乱四方扰攘，五胡乱华苦不堪言。东晋衣冠南渡，门阀士族成为皇权的重要凭借，“王与马，共天下”，显赫一时。王导王敦甚至拥兵叛乱，影响深远。士族兴修谱牒，讲究身份，内部阶级流动性很低，没有新鲜血液很容易腐化变质。北魏的鲜卑统治者也在汉化过程中学去了门阀的糜烂作风。南北朝后期，江左“肤柔骨脆，不堪行步”的阴柔士族，代北“恨石崇不见我”的腐败鲜卑勋贵，早已不堪重任。士族们谈玄议理，离现实越来越远。北魏末年河阴之变，尔朱荣尽诛代北士族，南朝侯景乱梁摧毁江左士族。即便受到如此打击，直到唐初，大臣们还是以结交山东士族为荣，逼得唐太宗修《氏族志》，硬拉低山东士族的法律地位。唐末黄巢起义进一步摧毁了士族残余，然而门阀士族势力仍然死而不僵，一直到五代十国的武人专政才逐渐泯灭，到北宋士族观念终于销声匿迹。

藩镇割据

755年的安史之乱戳穿了盛唐的谎言，地方上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划地为界，分而治之，时刻觊觎着中央权力，形成晚唐藩镇割据的政治形势。四镇之乱、泾原兵变、淮西之乱、元和削藩，失去“枪杆子”的李唐皇室拿气焰嚣张的藩镇毫无办法，907年朱温以一场“禅让”闹剧结束了唐朝的统治。五代十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他对武人政治怀有深深的恐惧，遂而构建了一个极度扭曲的文人政治体制，使“三冗”问题贯穿北宋始终。

​图四唐末藩镇割据图（公元828年）

尾声 政治体制的继承性

下面来谈一谈政治体制的继承性。

应当注意的是，在宗法制中，小宗虽对大宗有定期觐贡，战时代出军队保卫大宗的职责，但他们平时在自己的封地内有一套独立于周王室的管理体制，自主权相当大。可以将他们理解为分散在王国内部的军政实体，在法统上承认周王室的“首领”地位，中央和地方的联系比之后的君主专制要松散的多；这显示出原始部族社会部落联盟制的残余:几个氏族联合成一部落联盟，共推一强力联盟首领，承认他的地位。周在推翻商之前，就是诸多部落联盟中的一支。

官僚制在初创时期也存在着一些贵族家庭的残余，比如秦朝之宰相，“宰”有祭祀时，宰杀牲畜的意思，相当于此前贵族家庭的管家，只不过现在这个管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国家了。九卿的意味更明显，比如“太常”原指掌管祭祀先祖的人员，“光禄勋”表示为皇帝的门房，“太仆”指的是车夫，即御用司机，“卫尉”负责天子门卫，“大鸿胪”是传达官等等。可见，这些官名所表达的贵族生活气息还很浓重。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祛除干净的。随着官僚制度的逐渐成熟，传统贵族观念淡化，九卿中有些职位也就不复存在了。

贵族政治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它的影响却一直在发挥作用。官僚政治希冀用律法来限制议亲议贵的宗法制习惯，但往往得不到有效实施。先秦贵族们引以为傲的爵位制度，在封建官僚的时代，仍然有较大的吸引力，是对官僚们社会地位的肯定，有稳定人心的作用。

不管是哪一种政治体制，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能从前代的制度中找到起源，不同体制的新老交替需要漫长的时间。官员俸禄制，在西周的“稍食”制度中可窥见一二；三省六部制早在曹魏就已经有苗头。因贵而官——因官而贵，身份不断转换。甚至有些制度，外在形式早已消亡，但其精神影响仍在。这是一种动态变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机械论。

结语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相结合，探寻历史规律，以马列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力求做到有立场而不预设立场；秦人不暇自哀，可我们要做到后人哀之而鉴之，不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