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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京制”又称“多京制”，这种城市规划制度实际上属于“陪都”设置的一种，即在首都以外的地方设置辅都，用以补充首都所缺失的城市职能，与首都紧密联系，相互协调。

图 1 辽 北宋 西夏疆域

而五京制在渤海国、辽朝发扬最广，尤其是在辽朝，五京制的建立一度让辽朝在中原站稳脚跟，成为辽宋夏三朝鼎立的一角。

五京制在辽朝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且随笔者往下看去。

非一日而成的五京制

辽朝强盛时期的国土十分广阔，北至蒙古国中部的色楞格河一带，南至雁门关一线，东抵库页岛，西达阿尔泰山。辽朝地理位置广阔而复杂，各个地方上除了统治阶层的契丹族、还有原先的汉族等族，如何兼顾多民族的区域管理来稳固辽朝的统治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规划合理的城市，设置机关在这个时候就成为了头等大事。

图 2 辽国疆域

楼非一日而建成，五京并不是在建都时就确立完成的，它经历了从“上京”到“三京”再到“五京”的过程。

在说上京之前，笔者首先要讲的是“西楼”，这对于辽朝建立自己的“五京”有着重要的影响。

• 西楼
  “西楼”起于耶律阿保机时时期，也称“西楼邑”。在“西楼”以前，契丹族还未建立国家，契丹族的人们生活在辽东地区，以游牧为生，居无定所，生产方式极其落后，时常依附其他民族生活，直到耶律阿保机的出现，才让契丹民族异军突起。

图 3 耶律阿保机雕像
天祐四年（907年），耶律阿保机在北方草原称帝，即阿保机汗。916年，他统一契丹各部，正式建立契丹政权，以契丹为国号，沿西北向上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内建立都城。由于游牧民族常年四处走动，没有固定的居所，因此他们对城市规划、建设的知识十分匮乏。
契丹政权建立后，他们并没有立马划分清晰的城市，只是把自己的居所笼统地称为“西楼”。这个称呼来自于契丹语“迭剌”的汉语音译，最初是大量的契丹族流入中原后，汉族人对契丹族中最为强盛，也是政治中心的迭剌部的称呼。
“西楼”并不是说那里真的有一座楼，它是指皇室游猎的场所。在《辽史·国语解》中曾有记载：“辽有四楼：在上京者曰西楼……岁时游猎，常在四楼间。”

图 4 契丹人游猎
这段话大概讲述了辽朝当时所拥有的领土中，有四个地方是为皇室提供游玩、打猎的。
通过这段话能获取的信息是十分丰富的：第一，能在此处生活，还有打猎、游玩的去处，那说明这里的土壤很好，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放牧和耕种；第二，环境条件较好，可以生存，还有许多动物作为食物资源储备。
而这几个地方虽然分布比较松散，但几乎都在后来的上京道附近。尤其是“西楼”位于祖州，这个地方离契丹建国的首都都城是最近的，也是地理条件最好的。
彼时与契丹同一时间建立的政权也承认“西楼”为辽的首都京城，可以见得“西楼”是当时的政治中心。由此可得“西楼”以及其他三楼都为后来建立“上京”确立了非常浓厚且重要的政治因素，也为“上京”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 从“西楼”到“上京”
  “上京”修建的又经历了辽太祖和辽太宗两个时期，其中包含了草创和两次扩建。
  万事开头难，“上京”草创阶段开头相当困难，在选址和都城的修建上都需要慎之又慎，防止往后节外生枝。
  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族对于城市选址、修建的经验几乎为零，但他们是善于学习的。有史书曾记载神册三年（918年），辽太宗让康默记主持修建上京。而康默记并不是一名契丹人，而是一名汉人。他曾经任蓟州衙校，在对城市规划、管理上有一定的经验，辽太宗很看重这一点，认为在修建上京的过程中吸收借鉴中原是不错的选择。

图 5 辽上京遗址
而后的修建过程中辽太宗选择将龙眉宫修在群山环绕之下的平地，目的显而易见，为的是依靠地势，建立起军事防御的优势，此外上京还修筑了临潢府、孔子庙、佛寺、道观等建筑。
上京后续两次扩建基本都处在契丹对外征战，不断扩张的背景之上，侧重点落在了对文化建筑和宫殿群的扩大，可以视作是对上京建筑群类型的补充和完善。

• 从“上京”到“三京”
  “三京”实为上京、东京和南京。东京和南京的设立也是在了辽朝继续扩张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的，与上京相比更加倚重军事和领土管理方面的职能。
  东京的位置大概在在今天的辽宁省辽阳市，而辽东地区在契丹政权确立的初期便属于其势力范围。
  《全辽志》曾记载：“五代，陷于契丹。其主阿保机修辽东故城以居，名曰东平。”到了太祖神册四年（919年），“二月丙寅，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
  这段话交代了从五代时期一直到太祖神册时期，原来作为阿保机的辽东故城，为了抵御东部渤海国的威胁，所以才修缮成了东平郡，到这里东京的设置都更加侧重于军事方面的作用和功能。

图 6 古渤海国遗址
926年，辽太祖率兵东征，将渤海国收入囊中，改渤海国为东丹国。并入新的领土，对于东丹国和契丹政权而言，东平郡的存在成为了帮助契丹镇压新领土和两地定期联系、交流的重要桥梁。东平郡被赋予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职能。
到了太宗时期，为了能进一步开发东平郡，大批移民被强制命令流入东平郡内，其中大部分移民为渤海人，与契丹人不同，他们以农耕为生，恰好东平郡内土壤肥沃，适宜耕种。因此东平郡的农业进一步发展，人力、物力充足的情况下，东京辽阳府也就应运而生了。

图 7 古时耕作图画
南京建立的契机则是因为一个政治事件，即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拱手相让给契丹。此地一直以来都是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这是契丹进入中原的关键之地。正是石敬瑭这一出后，辽的领土面积和势力范围迅速向南扩张。
由此，接连并入的领土管理也成为了问题，辽太宗考虑到此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局势，决定将幽州升为南京，改幽州府为析津府，用以稳定当地的统治。

• 从“三京”到“五京”

辽建立五京时，整体上标志着辽逐步走向全盛时期，到这里五京制也就确立和完善了。

中京诞生在辽的黄金时代，1004年，宋、辽之间达成了“澶渊之盟”，相当于现在的暂时休战的协议。此时，辽的军事实力已高于宋，是否认真履行约定，全靠良心。

而辽也很识相，为了能让自己更加稳固地发展选择了主动认真守约，维持了几十年的相对和平，并且辽在这份约定里获得了不少财政支持。因此原本被搁置许久的修建中京一事又提上了日程。

图 9 澶渊之盟插画

中京修建完成后还经历了一次扩建，居于南北中部的中京起着连着契丹和汉族的功能，在这之后，契丹多在中京居住，政治中心从上京转移到了中京，中京政治地位不言而喻。

西京的建立则是基于契丹在征战、摩擦之上，在并纳燕云十六州的初期，辽朝统治者并没有重视云州。而云州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自然是摩擦不断，在辽的西部，西夏政权崛起，为了稳固自己的领土重熙十三年（1044年）设立云州郡，辽兴宗亲征大捷。其中云州郡的设立功不可没，因此在此次战役之后，云州升为了西京。

图 10 燕云十六州

至此，五京便彻底成型，除上京以外，其余四京更加倚重军事防御和联系渤海人、汉人的政治职能，五京紧密联合，形成难以攻破的联合体，这样的规划稳固了辽的统治。也将这样一个以游牧民族为统治阶级的政权推上了中原霸主之争的候选席上。

但城市是人所居住的地方，除了军事和政治职能以外，辽在设立五京的过程中，也为各个城市融入了契丹、中原文化的特色，形成了多样的城市职能，让五京之间彼此联系而不孤立。

身兼数职的五京

为何是“五京”，其实这和中国自古以来的地理认知有关。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地理方位有东、南、西、北、中五方，万物则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相合而生。这样古老的思想根植于人们心中，进而在统治者对于行政区域的规划上也有所体现。

显然辽朝的五京也受此影响，那么问题来了，设置这么多个都城，统治者怎么去管理，怎么让它们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系统自我运转呢？

辽朝有一个特别的政治制度叫做“捺钵制度”，“捺钵”，是契丹语，汉译过去是“行营”“行在”“营盘”的意思。

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居所不定，辽的首都也从一开始的上京转移到中京，而辽的皇帝是实行巡狩制，按照四时，在各地安营、扎帐、狩猎。捺钵过程中皇帝在行营随机处理一些政务，依托捺钵，对五京进行巡察。契丹皇帝四时巡行的宫帐，也按春夏秋冬四个时节区分。

图 11 天子狩猎图画

皇帝除了安抚百姓、宣扬国威以及体察民俗以外，更主要的是听取地方官员汇报地方治理情况。通过巡视、检查及时发现、处理问题，以此提高行政效能，达到巩固政权统治的目的。

除此之外，五京上层之间的互动还通过行政命令和官员职位的晋升实现流动。行政命令通常以“五京”的名义一同发布，避免了各地之间的政策有出入导致配合不佳，产生隔阂等问题，而官员晋升和流动则是经典的促进五京一体化发展的举措，不同地方的官员去往不同地区的政府机关，有利与避免官员在一方养成自己的势力，将权力集中，也能更好促进各地区、各民族间人们的交流、融合。

图 12 辽官制简表 南面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依靠城市自身的职能来促进五京互动、联系。

五京之中，除却之前讲过的政治和军事职能，各地区的经济、生活、文化方面的职能也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个是经济职能，五京的地理位置各不相同，各有各的优势。需要根据不同地域不同生产方式，采取不同的经济发展与调整方式。

例如在上京地区，土壤肥沃适宜种植，水草丰富适宜畜牧，再结合民族特性的不同，一方面契丹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同处一地，分田而耕；另一方面，保留本族原本的农业，发展畜牧业生产。

图 13 韦偃《放牧图》局部

同时，实行不同的财政调整政策与措施。例如，南京、中京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所以就在这两京设立管理财政经验丰富，家底丰硕的官员，以确保财政收支的稳定。后续，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也慢慢超过了政治职能。

第二个是生活职能，辽鼎盛时期，国土广阔，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政权，民族多样，生活习惯也不相同。那么如何让不同民族的人和谐相处，是个关乎政权是否稳固的关键问题。

图 14 耶律倍《骑射图》局部

好在辽朝统治者遵循古训：“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王者因三才而节制之。”意思就是说，每个地方的环境不同，因此生长的人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就要依照各人的情况去安排，不能粗暴地画一条准线让大家去适应。

因此，辽朝在五京推行“因俗而治”的政策，收到“家给人足”的效果，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辽内部各民族之间摩擦和冲突。所谓“因地制宜”，当是如此。

第三个是教育功能。一个稳定的政权，离不开人才的建言献策，而要想寻得这些有志之士，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窗口时不可或缺的。

这一点上辽吸收了中原自古便形成的高效、严谨的系统，在五京也设立了以博士、助教组成的“五京学”，分别以各京所设州府为学府名，其地位和影响和国子学是差不多的，这也是辽朝科举考试生源的主要来源之一。

教育的发展与当地的经济状况是息息相关的，五京之中，南京的教育发展是较为发达的。五京学作为辽朝教育的载体与平台，在人才培养与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事业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总结

五京对于辽来说意义非凡，五京的设置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设五京以屏辽”，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但除了这些五京制对于辽及后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对于辽本身而言，五京制贯穿了辽218年的统治时间，从崛起到巅峰再到最后的衰落，对于辽朝政权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相当于是骨架。

在五京制建立的过程中，辽也完成了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而对于后世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拿近点来讲，辽的五京制为金朝的建立和城市规划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同时，五京制中，“因俗而治”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后世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样本，这其中所体现的因地制宜，因人而治的经验，到如今也是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