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朝的南下军事经略

神册元年时期，契丹的南下军事经略，起到了什么作用？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9世纪中叶雄踞北方草原的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攻灭，但黠戛斯并未追随回鹘在北方草原建立起新的游牧帝国，而是将征讨的目标转向西域。与此同时，唐朝也开始进入尾声，已无力填补回鹘与黠戛斯在北方草原留下的权力真空，北方草原开始进入无序状态。原本受回鹘监护的契丹得以趁机崛起，并随之展开了近百年的南下军事经略。

“松漠之间”位于今内蒙古草原上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支流老哈河中下游一带，至阿保机时在松漠南至阴山-燕山山脉的广阔草原地带上，尚生活着诸多其他游牧民族。如奚、霫大约居于滦河中上游至辽宁大凌河一带，黑车子室韦活跃于幽州北部至阴山东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而党项、沙陀、吐谷浑等草原游牧部族则散居于朔方与河东等地。这些游牧部族是阿保机916年前南下军事经略的主要目标。

早在阿保机父德祖时期，契丹对南部草原游牧部族的经略活动便已展开。奚、霫在契丹南，党项、吐浑位于西南，只远近不同，虽然释鲁的草原经略拓至北部，但从其经略部族的数量与范围可知，释鲁草原经略的方向仍以南下为主。且相较于德祖，释鲁时契丹南下军事经略的范围越来越大，并形成了南下政策的延续。

神册元年（916）前阿保机为巩固自身权力与地位，继承了释鲁的契丹草原经略政策，虽对契丹北方游牧部族偶有征讨，但仅是个例。契丹草原经略政策仍以南部游牧部族为主。

尽管与幽州存在冲突，也仅是契丹的军事报复，并非此阶段南下军事经略的主轴。唐天复元年（901）阿保机任夷离堇后，“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剌哥，俘获甚众。”战后阿保机接任了大迭烈府夷离堇一职。

次年（902）七月，阿保机发动了神册元年前契丹规模较大的一次南下军事活动。“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对于这条史料，学界都将其看作是契丹早期对汉地的掠夺行为，虽有质疑也不过是怀疑数据的真实性。

林鹄通过对此次南下活动前后事件的分析，认为“以阿保机亲自领军的这次南征为标志，他主政给契丹政权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是契丹政权对外扩张的一次结构性突破，其势力开始真正越长城而南向。”

的确，此次南下后阿保机占领了本属于遥辇氏的契丹“龙庭”，并在次年被拜为于越“总知军国事”，成为整个契丹部落联盟的实际统治者，这确然对契丹政权带来了根本性变化。但此条史料所言之事并非是契丹对代北汉地的进攻，而是对代北游牧部族的进攻，是契丹南下政策延续的表现。

故而此事是否是契丹对外扩张的一次结构性突破，以及此次南下后契丹势力是否开始真正越长城而南向，尚有待商榷。

契丹南下征伐的区域

第一个问题便是契丹南下征伐的区域。“河东代北”这一地理区域的称谓，除在此处外，不见于任何唐宋史籍。可见在这一时期并未有此种地理区域概念。因为代北在唐代专指代州以北的地区，属于概念上的地理范围，在行政区划上本就属河东道管辖。若契丹越过代州（今山西代县），则所伐地域可称之为河东，无需赘书代北，反之亦然。这不仅见于诸史，在《辽史》中亦有这一记载，如契丹次年“复攻下河东怀远等军”。

契丹是否越代北而南是确定契丹此次南攻性质的重要一步。在《辽史》卷34《兵卫志》序文中此事记为“十一年，总兵四十万伐代北。”卷37《地理志一》龙化州条载“太祖为迭烈部夷离堇，破代北，迁其民，建城居之。”两志中关于此事的记录都是元人抄自本纪当中，但都删掉了河东一词，可见在元人的观念中也无“河东代北”这样的区域概念。但这也不能否定本纪中“伐河东”就不存在。

再看最早的元刻本，此事记作“伐河东伐北”，今本校勘记言“据兵卫志、文渊阁本考证、道光殿本考证引大典改代北”，但《兵卫志》的这段内容本就抄自本纪，因此也不能用来校勘本纪。而明《永乐大典》中并不书任何校改记录，其内容也应是依《兵卫志》所改。显然将“伐”直接改为“代”反而增加了歧义。

笔者认为，元刻本中的“伐河东伐北”，应当是“伐河东北”，第二个“伐”应当是抄者或版工误录所致，这一现象在《辽史》中已屡见不鲜。契丹人所居的松漠之地本就距河东较远，从《辽史》的记载来看，契丹人与河北的交流也多于河东，因此契丹时人可能了解河东这一行政区域，但并不了解代北这一个概念上的地理范围。

故而在阿保机南下代北时记作“河东北”，元人在编修两志时抄录了此文，但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到“河东北”并非常用的地理称谓，故将“河东北”改为“代北”。因此才有两志中的“代北”一词。据此，阿保机此次南下攻伐之地应为河东的“代北”地区，并未逾代北而南。

此外，学界通常认为阿保机所进攻之代北为李克用控制的汉地，因而认为此次南下是对汉地的掳掠，或是展露了入主中原意图。若如此，则下文“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就难以解释了。

唐宋时期史籍书写往往州郡连称或以州代郡，如“鄩以偏师陷兖州，遂据其郡。”因而代北“九郡”即“九州”，但唐末代北地区仅设置有振武节度使辖区与大同军防御使辖区，两地共辖六州，并无九郡。那“九郡”是否是六郡之误呢？亦无可能。从军力上讲，虽史载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但贾敬颜指出，四十万是“游牧部族古老传承的概念数字，常用来指代全体部众，或以歌颂自己的功绩。”

天显元年（926）阿保机与姚坤交谈时曾提到“近闻汉地兵乱，点得甲马五万骑，比欲自往洛阳救助吾儿。”此五万骑应是阿保机军队的主力。由此可估，24年前南下的兵力可能不足五万。且契丹军队以骑兵为主，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城。若真的攻下六州，其付出的军事代价恐怕也难以承受，且代北六州占李克用唐末所据州县的三分之一，此种损失不见任何中原史籍记载，实在可疑。

另一方面，阿保机对“获生口九万五千”的安置记录仅见于龙化州（今内蒙古敖汉旗东部）一处，未见他处有对这批俘虏的安置记录。而龙化州的户口数在辽末也仅1000户，其初置户口之少可想而知。

即使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龙化州的城市面积及其附近的农业区所能容纳的人口也并不多，若契丹真是攻陷六州，怎么可能只俘获数千人？如此看来，这条史料似乎存在夸大的成分，仅是契丹一次普通的南下掠夺而已。但如果换一角度，契丹此次南下进攻的并非汉地城池而是代北的游牧部族，则以上的问题均可解决。

代北地区的实际情况

从代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看，代北地区在唐朝是半农半牧地区，生活着不同的游牧部族。唐末士人韦澳在其所著的《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中就明确记载了“自代北至云、朔等州，北临绝塞之地，封略之内，杂虏所居”。而见于史籍的“杂虏”就有突厥、回鹘、鞑靼、吐浑、党项、奚、室韦等部族，这些部族又各自分为不同的部落。

如后晋安重荣曾上书石敬瑭言：“熟吐浑节度使白承福、赫连公德等，各领本族三万余帐，自应州地界奔归王化。续准生吐浑并浑、契苾西突厥三部落，南北将沙陀、安庆九府等。”并且在代北地区的游牧部落人口数量也不在少数。除前述的吐浑6万帐外，李克用叔父李友金曾在代北用半月就募得“北边五部之众，三万人。”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代北地区的游牧部族数量较多，并且分成大小不同互不统属的部落，这为契丹集中兵力在代北地区进攻游牧部族提供了机会。除此之外，这些游牧部落有许多是以羁縻府州的形式存在，如上文“沙陀、安庆九府等”都是羁縻都督府，其下还设有较小的羁縻府州。

如《唐故会稽郡康府君（荣）夫人武感君米氏合袱墓志铭并序》中所载墓主康府君逝于唐咸通五年（864），为“云中左归义府人”，左归义府应当为较小的粟特人羁縻府，且这些羁縻府多是独立存在。阿保机所攻下的“九郡”应当是这些以游牧部族为主的羁縻府州，由此所谓“九郡”应是游牧人口组成的“九府”。

总的来说，也因此人口众多的羁縻府州使阿保机“获生口九万五千”成为可能，也正因所俘人口主要以游牧民为主，所以阿保机所建龙化州的城市面积及人口也并不多。阿保机此次对代北游牧地区的征讨，除因此地游牧部族众多，且互不统属致其力量较弱，易于进攻外，也是对释鲁南下草原经略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