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人的重要性

4世纪时期，中国王朝的战乱与日本岛内的战争，导致两国断交来往——公元299年倭国女王遣使朝贡后，日本间隔了约150年未与中国王朝往来，一直到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再次恢复往来。中日往来断绝的原因，有学者提出两点原因：魏国凭借强大的实力能够震慑住倭国，而后继者晋统一时间较短，且南北割据，倭国不认同这个新宗主；日本岛内的大和政权异军突起，在逐步统一西日本之后，继续向东日本扩张，统一的成果给倭王以自信。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国家往来需要建立起稳定的交流渠道和熟稔两国风俗的中间人，邪马台国之所以能够在众多倭国之中与曹魏保持朝贡关系，一方面依赖于稳定的时局、另一方面邪马台国对魏使的到来非常重视。

从“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遗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可看出，寻人找托颇费功夫，需要人手在渡口出把守留意，倭国没有设置专职外交的官职，与汉郡对接的人员可能是半岛的汉人，半岛的汉人在中日交流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世纪大陆的战乱与日本岛内的战争，使两国对接的中间人生活朝不保夕，逃散各处，没有在地向导的指引，也是“断交”的客观原因之一。倭国与中国王朝约一个半世纪的断交，造成中国史书对这一时期两国往来的记录为空白，日本国内史书有涉及这个空白期，但可信度较低，下面简述日本侧史书记录情况。

《日本书纪》的记录

《日本书纪》成书于8世纪，编成之时与4世纪已经相隔三百余年，日本本土能较为熟练使用汉字的时间为公元438年，虽然有学者主张把汉字使用的时间提前至弥生时代，但《江田船山大刀铭文》更能代表日本实际的汉文水平，即使日本于5世纪能够使用汉字进行记录，依然不能在4世纪的现场进行历史记录。

《日本书纪》的纪年干支错误让《纪》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在《神代卷》之外，书中记录的历代天皇的治世年数长得不可思议，而实际记录的带有在位年数的条数之少与治世年数之长极不相称。

对此问题，笠井倭人认为《日本书纪》在编纂的过程总参考了“原书纪”（《续日本纪》中记录有编纂帝纪的前事），把《纪》中的天皇在位年数搁置，总结实际带有年数的条数，以这个条数作为治世的年数，笠井氏得出仁德天皇纪记录的实际在位区间为公元396年到公元427年，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考证纪年干支依然要回归到历法系统上，《纪》在编纂过程中使用的历法不一，推古十二年（公元604年）到持统五年（公元691年）的干支符合《元嘉历》的测算方式，在其他天皇纪中则有《仪凤历》的影子，换言之，两种历法没有在成书时进行统一（日本语言学的学者从文章构成和词汇的角度佐证了这一点）。

以上原因，使《纪》本身迷雾重重，考其内容需要谨慎小心。广开土王碑，又名好太王碑，是一块不规则的方形柱状巨石，自立起之后没有被移不动，碑文以隶书（个别字使用的是草书）凿在碑石的四面上，四面原刻有1775个字，已经脱落无法辨别的为141个字。

广开土王碑的碑文内容

好太王是高句丽的第十九代王，《三国史记》中记为谈德，因为他在位的22年间东征西讨，威慑四方，大大拓展了高句丽的统治范围，因此被称作“广开土王”。广开土王碑的碑文内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上溯至神话时代，下至广开土王逝世；第二部分记载了广开土王开疆拓土的过程，意在纪念武功；第三部分是守墓人的名单。广开土王征战的对象有契丹（稗丽）、百济、肃慎、倭、安罗和扶余，与广开土王进行军事对抗次数最多的是倭。在半岛三国之中，百济与倭国关系较近，新罗则与高句丽关系较近。

百济与高句丽不和，碑文以“百残”的蔑称称呼百济，百济军事实力弱于高句丽，私下与倭国相通，不服高句丽的武力。碑文的十四年甲辰条，使用了“不轨”谴责倭国渡海侵入带方，从高句丽的角度来看，倭国北上是对高句丽极大的挑战，因此不再派步兵迎敌，而是用精锐的骑兵冲击倭王军队，此战中倭国惨败。

广开土王逝世于义熙八年（公元412年），自公元404年与倭国交战，倭国8年没有再来，可见高句丽骑兵实力之强，5世纪倭五王的时代，半岛依然三国鼎立，广开土王一代的威慑力是造成三国局面的重要原因。四国之间，高句丽与倭互争高下，公元404年的战争暂时让倭国从朝鲜半岛撤回岛内，但倭国并没打消在半岛扩张的意图。4世纪的文物中以七支刀最为出名。

七支刀是石上神宫的至宝，外形与普通佩刀不同，如树枝一般共有7个刃状突出部分，刀身两面铭文以黄金镶嵌。七支刀具有仪仗物的功能，铭文涉及到百济和倭国两国。铭文记录的时间为泰和四年，不存在争议。

铭文的疑点为围绕着七支刀的国家关系上，即百济以何身份打造的这把刀，倭国以何身份接受的这把刀，学界众说纷纭，因为没有其他材料的对照，所以这个问题有待解答。史料欠缺的4世纪，存世的七支刀反映出半岛与倭国的交流没有断绝，或许大陆与倭国也有来往未可知。

倭国在与高句丽的战争中领略到了骑兵冲击的强大战斗力，马是必不可缺的部分。古坟时代的日本岛内没有原生的马匹，也缺乏擅长饲养马的人，纪记中记载的河内马饲首荒笼便是渡来人，负责饲养马匹。

日本的马由朝鲜半岛输入，途径濑户内海、河内湖到达牧场，四条畷市出土的马骨与马齿的数量显示当地养马颇具规模。蔀屋北遗迹中出土的一匹身高124cm的蒙古系马，马的遗体被很好的埋葬起来。马是日本外来输入物种，在饲养马的遗迹中出土的韩系土器也显示着古坟中期半岛与日本列岛间人与物的交流状况。经过4世纪的百年沉寂，倭国再次加入到喧哗的东亚世界中。

东晋迁都建康，控制着江南和荆湘之地，自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被匈奴、鲜卑、羌、汉、高句丽等多族势力统治，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休。东晋迁都江左，长江天险隔绝了北方的威胁，江南地区日益富庶。

东亚文化中心

东晋与公元420年退出历史舞台后，其后建立起的刘宋和南齐继承了前代的文化成就，南方的汉人政权依然是东亚的文化中心。公元404年，高句丽大败倭国，声势大增。广开土王去世后，继位者是高句丽的第二十代王高琏，他几乎统治了5世纪的大半时间（公元413-491年在位），也被称为长寿王，这一时期是高句丽的全盛时期，统治疆域大大增加。

《魏书·高句丽列传》记载道：“民户三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东临日本海，西抵黄海，南部延伸至汉江流域，北部以辽河为界，范晔以“倭国在高骊东南大海之中”，为高句丽的疆域范围作了补充。

公元439年，鲜卑人拓跋焘统一北方，北魏雄主的雄才大略和强大的国力使高句丽感到压力。北魏的崛起令南方的刘宋朝廷复归中原无望，高句丽高琏谨慎地选择与南北两个朝廷都保持了联系，从高句丽朝贡的次数来看，向北魏朝贡的次数远多于刘宋，北魏孝文帝元宏统治的时代，高句丽几乎每岁一贡。

百济在五世纪共历八王。因为军事实力不足以抵挡高句丽，百济时时面临北方高句丽的威胁，因此在结交外援上面格外积极，百济与倭国交好，向倭国提供物资质子，同时也希望倭国用军事保护作为回报。除了拉拢倭国，百济向刘宋朝贡称臣，王位更替之后向南朝汇报，新王再次获得南朝的册封和承认。

虽然百济盖卤王于公元472年向北魏朝贡，并希望北魏能对高句丽有所制约，但事实上盖卤王遣使游说北魏没有得到有效回应，北魏对高句丽在半岛的行动采取放任的态度。

公元475年（刘宋元徽三年），百济王都汉城在高句丽的的围攻下陷落，百济王族遭到屠戮，此役中百济的盟友倭国与新罗都没能阻止高句丽大军南下，百济迁都熊津。5世纪的新罗国家实力尚不强大，与统一新罗不可同日而语。而公元399年新罗受到倭国额入侵，求援于高句丽，新罗是高句丽旧时属民。

总的来说，公元433年，新罗感受到高句丽南下的压力转而与百济结成同盟，新罗与百济携手对抗北方的高句丽，使三国并立的局面维持到7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