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把那些石头都扔下去，再耽误一会谁都走不了”机长扭头焦急地向后面喊道，一位士兵闻言马上把脚下的几块大石头从飞机上丢了下去。

1948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临走时他还不忘把大批文物掠走，然而当装载文物的飞机准备起飞时，却发现因为超重导致飞机发动不起来，最后只能无奈把其中一些“石头”留了下来。

而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蒋介石带不走的这些“石头”，后来成为了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的文化瑰宝，如今更是我国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这些被遗弃的“石头”到底是什么？又是因何被誉为“镇国之宝”呢？

石鼓再现

据史书记载，这十面石鼓的首次出现，是在大唐贞观之治初年，是一个由唐太宗李世民带领着大唐，迎来了大唐王朝辉煌盛世的时代。

公元627年，在当时陕西凤翔府的陈仓山上，有个老头儿背着破布袋子，放着自己的羊群在山坡上吃草，正惬意之时，发现被羊群啃食过的草地上露出了一个石墩。

冥冥之中好似有什么指引着他前去，走上前的老者才发现，这哪是一个石墩，是十个四周打磨光滑的圆墩墩的石头。

老人环顾四周，荒郊野岭，不像是有人刻意丢下或是要筑建工事的样子，对这犹如天降之物的石墩，老人蹲下细细观察，擦去石墩表面的泥土尘灰后，一串串似字非字的符号显现出来。

放羊老头本就大字不识，更何况这些似字非字的，更是看得一脸茫然。

虽说看不懂，但老人兴致高啊，当晚回去就便拉着村里的学者一通手舞足蹈的描述，说着什么天石，是不是天降福瑞，还请学者一起过去看看，解读其含义。

学者也对这十个突然出现的石墩好奇不已，第二天一早，便随老人一起上山了。

到了石墩前，学者开始细细观察，可是抚摸辨认了半天，也看不明白上面写的究竟是什么。

学者自愧，对老人说到：“兴许是我才学疏浅，我去找先生过来看看，不过这确实不似寻常物。”

可是老先生去看时，也是揣摩了半晌，不知其中深意，只得出一个结论——兴许是古时候的一个石鼓，至于多“古”，这就不得而知了。

这件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这里天降石鼓，但却无人破解其中深意。

十里八乡的读书人也闻道而来，试图解密，可每次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更为石墩上的符文增添一份神秘色彩。

久而久之，便真的有人相信了放羊老头编造的“天降福瑞”，甚至有些迷信之人，还会将这些石鼓奉为神灵，磕头祭拜。

陈仓山，也突然从一个的放羊山，变成了那些不知所然的人口中的“圣地”，年年香火不断。

公元755年，大唐爆发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叛变、杨贵妃魂断马嵬坡，曾经辉煌一世的大唐盛世已是风雨飘摇，不堪一击。

当时执政的皇帝唐肃宗李享，为了躲避战乱，带着朝内数名大臣一路潜逃到了雍城，在这里，他听说了百姓祭拜的十面石鼓，当他了解到百年来无人对石鼓上的文字解密时，不禁来了兴致，不由分说的便命人将这一个就有一吨重的石鼓运到了雍城。

当时唐肃宗身边，可以说汇聚了天下的能人异士，博览群书者多不胜数，但对于石鼓上面的文字，满朝文武却没有一个看明白的。

唐肃宗见此，兴致更浓，欲要悬赏破译之际，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军就已经得了消息向雍城杀来。

唐肃宗因此也惊异不已，这真的是福瑞之鼓吗？

但是时间不等人，叛军也不等，没到他彻底探究时，叛军已经快到雍城。唐肃宗带着随从侍卫连夜从雍城撤走，石鼓则被其命人随处找了块野地，挖坑埋了进去。

并下严令，无论今后谁提及此事，都要说石鼓早已被毁。

就这样，现身不过百年的石鼓因为战乱，再次被掩埋，等其再现的时候，亦是一波三折，令人唏嘘。

石鼓的颠沛流离

公元806年，陕西凤翔所在的地方官吏，在一次修建房屋时，偶然发现了这些石鼓，可当地了解一点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些石鼓当初是唐肃宗亲自下令掩埋的，如今虽已换代，但他们依旧不敢轻易挖出，但又不能放任不管，于是便上书中央，询问是否挖掘。

当时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得知此事后，反应激烈，同样上书当时执政的皇帝唐宪宗李纯，洋洋洒洒一整篇去告诉皇帝这石鼓上面文字的重要性，以及表述了希望将石鼓交由太学府研究破译。

然而唐宪宗却不以为意，认为左右不过是几面石鼓，哪有国事政权重要，便不再理会这封奏折。

被半土掩埋的石鼓，一直到八年后，即公元814年，才重见天日。

公元914年，郑余庆上任凤翔父母官，他也同样认为这些石鼓绝非寻常物，于是也上奏折报告，建议将其好好保管。令人意外的是，这次皇帝竟然回他了，并且派人将石鼓抬到了一个离发现它不远的一个孔庙中保存。

也就是此时，人们发现曾经的十面石鼓，现今竟只剩下九面了，字迹也因为长期的掩埋变得斑驳不堪，更加晦涩难辨。

而后唐向宋的换代更迭，又是战乱四起，百姓自身尚且难以保全，而无人守护的九面石鼓，更是不知所踪。

到了宋朝，本身便对古物十分感兴趣的第四代皇帝宋仁宗，在一次偶然间得知了石鼓的奇幻故事。

人总是对他人解不开、寻不到的事物感兴趣，宋仁宗亦是如此。

为了找到这些珍贵的石鼓，宋仁宗不只以金银珠宝为报酬，更是许以高官厚禄，以吸引天下能人异士为他寻找十面石鼓的下落。

幸而时值朝廷稳定，天下太平，已经统一的宋朝搜寻起来倒也没有那么高的难度，再加上宋仁宗的奖头实在丰厚，搜寻的人格外多。

其中唯数司马池最为迅速。

当时，他一得知消息便命人前去搜寻，甚至不惜花费大量财力物力。终于，当初在孔庙丢失的九面石鼓尽数被他找回。

可美中不足的是第十面石鼓“作原鼓”始终找不到。

司马池此时却起了歪心思，偷偷命人打造了一面石鼓充做第十面鼓，献给宋仁宗。

显然他低估了宋仁宗对其的热爱程度，很快他的假鼓便被识破。宋仁宗大怒，以欺君之罪惩罚了他。

而第十面鼓，直到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在一个屠夫的刀下发现“作原鼓”，令人惋惜的是这面鼓竟变成了屠户刀下的磨刀石和捣米舂。

屠刀经年累月的在石鼓上来回磨，以至于上面刻的字迹被磨去了一大半，令人心痛不已，而“作原鼓”也是这十面鼓中磨损最严重的一面鼓。

向传师上报之后，朝中立刻派人前往屠户家中，当经学者鉴定此为“作原鼓”真鼓时，当地知府便派出军队，护送“作原鼓”回京。

至此，相别百余年的十面陈仓石鼓终得以重新相聚。

当时执政的宋徽宗赵佶，顽劣不堪，喜欢艺术却又不懂艺术。

某天，研究不出来石鼓上面的文字的宋徽宗，突发奇想，他认为，十面石鼓，寻常人根本看不出来它们的价值，如果研究不出来这些文字，那收藏起来又有何用？

可是仍了又不舍得，于是便命人用黄金填注符文的缝隙，以此来增加这些石鼓的价值。可是他不知道的是，这样的做法只会毁坏这些文字，并且，文化的瑰宝何须这些俗物装饰，文化本身便是最大的价值。

填上黄金的石鼓确实变得金光闪闪，看起来价值连城，宋徽宗满意极了。

然而靖康之变时，打进汴梁城的金兵，俘虏了宋朝皇帝的同时，也盯上了那金光闪闪的十面石鼓。

带走之后金兵才发现，这石鼓唯有表层的字迹被注了一层黄金，别的地方与寻常石墩无异，恼羞成怒的金兵便将上面的黄金剔除一空，将石鼓也随手丢在了路边。

公元1234年，南宋的御史大夫王檝偶然间发现了这十面石鼓。博览群书的他更是知道石鼓对于后人的意义，对石鼓的保护也更加细心。

也正是在王檝及其后人的悉心保护下，藏身于孔庙的石鼓历经元、明、清三代而安然无虞。

到了近现代，考古学家和文博专家将其称为“陈仓石鼓”。

国之瑰宝

“陈仓石鼓”在近代，亦是受到了百般重视。

1933年，山海关失守，为了文物不被洛于敌寇之手，开始了文物南迁。大批文物专家和工作人员护送连同故宫文物在内的19557箱文物启程前往上海，“陈仓石鼓”便是其重中之重。

1936年年底，这大批文物又被运到了南京。可是随着淞沪战争的爆发，就连南京都要失守了。为了保护文物，西迁开始了。

西迁的过程比南迁还要艰苦，历经好多年才将文物分别送至乐山和四川巴县妥善保管。

其中每面足有一吨重的“陈仓石鼓”，到底记录的是什么？到底有多重要致使其经历两次文物大迁徙还能保存完好？

首先，石鼓的篆刻时期众说纷纭，有说是春秋时期，也有说是秦国时期，唯一值得肯定的是，每面石鼓皆刻了一首诗，而诗歌记述君主游猎之事。

而从其书法价值来说，近人康有为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认定学习石鼓文为学书法则，他说：“ 石鼓既为中国第一 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 ” 商周时期流行铜器铭刻文字， 所谓金文者也。 从中国汉字的发展轨迹来说，金文无疑属于大篆体例，一般认为这是商周甲骨文过渡到小篆体例之间的文字形态。

什么算作大篆？以往对大篆的说法其实比较模糊，但从历史上遗留下的具体文字资料来看，那就只有三种，即铜器铭文、诅楚文和石鼓文，是后来形成小篆文字的主要依据。

在这三部分大篆种类中，商代和西周的铜器铭文、春秋战国时期秦人的青铜器物，无论地域或种类，都比较分散，并且数量极少。

而“陈仓石鼓”上所刻的石鼓文与之相比数量相当大，每件石鼓上阴文刻70字左右，共约650-700字，因岁月久远，少数文字磨损严重，,已难于识读，而现存能辨的文字就有三百多字。

且石鼓文作为当时的石刻原物保留到如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她使我们看到了除铜器铭文之外大篆书体的原始形态。

填补了我国文字演变历程的石鼓文，一直到近代才被研究明白，不知了解了石鼓价值的蒋介石集团是否更加懊悔留下石鼓。

或许冥冥之中真的有着某种羁绊，留在大陆的“陈仓石鼓”终于结束了其颠沛流离的命运，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在历史的演变与动荡之中，文物所具有的不仅仅是经济价值，更多的是承载了文明的变迁，更是给了后人窥探前人生活的一个机会。

文物的传承更是文化的传承，正是这些珍贵的文物的存在，才证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彩。

如今，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中的“陈仓石鼓”，更是在一遍遍向前去观赏的游客诉说着春秋时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