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亲历者忆泗五灵凤地区的开辟和白行战斗

泗五灵凤地区的开辟和白行战斗

向乃光

我是一九四0年八、九月份去泗五灵凤地区的。我去之前当地已有我们的两个政权机构：一是五灵凤办事处，主任是张国权同志，他实际上是个“流亡政府”。因为按照区党委的规划。他的地区应在沱河以西和草沟、濠城一带。由于他没有力量，就留在沱东、界沟一带。张国权那里一个空头工会委，他是否是工委书记，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再一个是当时泗县的一区，区长是吕振球，区委书记是陈迪。我到了之后，把区从泗县划出来，建立了泗五灵凤县，开始就我一个光杆书记，县委是辛华来到后才成立的。

大致是在县委成立后的冬天或第二年的春天，成立了中心县委，派我作书记。这个中心县委包括当时的宿东县，实际上我管不了那里。因为，一者中间隔着一大块伪区；二者那里乱糟糟的，余晓仙、陈凤阳、董畏民这一批实力派，他们年纪大，资格老，手上又有军队。我这个二十一岁的学生，说话并无份量，我除去当“通讯员”向他们传达地委逐步向东发展的指示外，听不听由他们。中心县委实际上是个“空头司令部”。当时这一带有我们的686团八百多人在活动，是我们的主要部队。张国权没有几个人，吕振球有四个排，还没有力量过沱河。

我在泗五灵凤时，县委成员除我是书记外，还有辛华，他是宣传部长，在白行战斗中牺牲了。另外还有张国权、郑淮舟和军队的一个，名字记不清了。除了县委这些人外，还有两个区委：一个区管五河的事，书记是王浴；一个区管泗县的事，区委书记是陈迪。那时乱腾腾时，管五河的那个区长叫曹子林，牺牲了。陈青也是区长。张国权、赵敏都干过办事处主任，时间很短，有的只有几个月。我、辛华、郑淮舟在那里干的时间较长。当时县委机关同办事处住在一起，县委成员一个在军队，几个在办事处，只有我和辛华在县委机关。

陈迪烈士

我在泗五灵凤县任书记这一段时间，公平地说，我认为当时淮北在战略思想上不够明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我们当时力量小，统一战线应当慎重，对地方实力派要搞统战工作。当时李成五是地方有名的土匪头子，在打击李成五的前提下，对王圩子的实派力、和练滩的实力派，我们都注意不把关系搞得过于紧张。

在发动群众方面，当时我认为应注意同地方豪绅的关系。他们中有的没当汉奸，没投靠国民党，但也不真心和我们在一起。因此，不应与他们关系搞得过于紧张。想组织武装，群众发动不起来不行，我把吕振球的那个排和张国权的几十条枪编成一个大队，被六八六团编去了。没有办法，我又把区队编起来，又凑七、八十条枪，但是，敌我力量对比，敌仍占优势。

白行战斗我们一连人刚编起来，区干都编来了。结果被泗县的敌人和李成五在白行一战打垮了。根本原因是我对力量估计不足和有轻敌麻痹思想。这一仗本来应打掉我的，辛华替我牺牲了。白行战斗我应负主要责任，不能要六八六团负责。这个部队在泗五灵风坚持十个月，打了许多硬仗。如不是我轻敌，白行战斗也不会这样惨。

我认为当时淮北战略思想不明确，但有一条我给地委书记张彦和专员刘玉柱以及五个县委书记石立志、洪沛、张毅、罗代州等认识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要少树敌人，争取多团结人。因为当时条件与四师撤退的情况不同，那时四师有张爱萍的九旅，有几个团的兵力，又能组织大量的工作队，我们没有这个条件。

那时刘玉柱才三十多岁，我们几个县委书记也都才二、三十岁。邓老（子恢）批评我们右倾，说：“你们都象地主儿子，花花公子，象什么？我看象学生会！”刘子久找我谈话，说我们没有发动群众。实际上我们一面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一面动员地主让租让息。四四年我给曾谋谈起这个问题，他说减租能够彻底？百分之五十就算不错了。赵敏创造一个办法，叫地主在一个屋里，贫农在另一个屋里，分别问他们减租退租没有？有的说退了，有的说没有退。

淮北在战略上走上正规，建立淮北革命根据地，邓老（子恢）有很大功劳。但他们当时说我们右倾，对这一点，我不是耿耿于怀，当时我思想上就有怀疑，现在也有怀疑。陈老总（陈毅）在一九四二年对此做过结论，他说不能说是路线错误，最多只能说是工作中有错误。

二十七团在沱河那一仗没打好，我在白行那一仗没打好。一九四一年新四军第四师撤回路东后，改组泗五灵凤县委，成员有向乃光、曾谋、郑淮舟，宣传部长王伟，妇联主任吴光，组织部长朱侠，改组三个月又撤销泗五灵凤县委。

（向乃光于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八日回忆，郝安整理）

此文选自《泗五灵凤风云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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