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大鹏街道（大鹏镇）的中心在哪，可能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大鹏所城。实际上，从清末开始，大鹏的中心就开始慢慢转到了城西八里之外的王母墟，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王母墟的陈伙楼曾作为大鹏镇政府的驻地。王母墟的成立，则与明朝开始的卫所制度息息相关。

陈伙楼

大鹏所的诞生

元末天下大乱，大规模的战争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与社会结构，人口大量死亡及逃散导致许多无主土地的出现。不少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完全没有财力去供养规模庞大的军队，不少人想尽办法来平衡军事与经济。

明·嘉靖《筹海图编》东莞县部分

灭掉元朝、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创造了卫所制度。一卫五所，发放土地，自给自足养活自己，战时为兵，平时则为农。朱元璋在征讨所得的土地上，安顿来源繁杂的士兵，明朝短时间内就拥有了大量能自给自足的，并且具备一定战斗力的军队。

洪武二十六年（1393）五月，已故东莞伯何真之子何荣、何贵、何宏等因蓝玉案被斩，何真之弟何迪“自疑祸及”，便铤而走险，聚众错乱。南海卫派兵围剿，何迪在杀死官兵300多人后遁入海岛，继续顽抗。直到广东都指挥司发兵追击，才平息此乱。

大鹏所城

何氏家族的铤而走险震惊朝野，加之沿海倭患严重，于是朱元璋便派人巡视岭南沿海卫所。在吴杰、张铨巡视广东沿海卫所的1394年，朝廷在东莞县沿海增设了大鹏和东莞两个守御千户所，归南海卫管辖。卫所的军士实行世袭制，其家属另立军籍，是为军户，全家迁至指定的卫所，世代为军。

70年代卫星地图上的大鹏所城

卫所制度在明初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历经洪武、永乐两朝后，其弊端便开始显露。卫所自行管理户籍、征粮、诉讼等等卫所体系内的事务。然而，明朝的军士需要承担守城、屯种以及徭役等种种的职责，负担繁重，一般的军户还会受到卫所军官的压榨。

清广东沿海图中的大鹏营

从明朝中前期开始，就出现了大量逃兵，许多所城官兵都只剩十之一二。根据《新安县志》记载，大鹏所的军额只有133名，而最开始一个千户所的军额满额则为1120人。清初，新安县知县傅尔植奏请改设大鹏所防守营，官兵五百名。

王母峒屯

根据《新安县志》记载，大鹏所有49顷38亩8分屯田。王母峒屯是大鹏所的军屯之一，有两个比较明确的子屯，一个是乌涌屯，一个是碧州屯，均有见于万历年间成书的《粤大记》上。

《粤大记》上的王母垌屯、碧洲屯和乌涌屯

整个大鹏半岛山地多平地少，王母峒一带的可耕种土地不足以供给一个军屯，大鹏所城旁边的乌涌一带和七娘山西北坡沿海的碧洲一带比较难得的平地则可以供给部分屯田成为子屯。

王母峒之名有这么一个来历。相传，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后，益王赵昰于福州即位，是为宋端宗。在元军逼迫下，端宗与母亲杨太后沿海路南下，于1277年在叠福盐场附近登岸休整。后来，这片土地就被称为王母峒。

康熙《新安县志》关于王母垌屯的记载

明中叶起，随着卫所制度的逐渐崩塌，不少军户将屯田（所有权归国家）租给他人（可以是军户，也可以是民户），不过缴纳税粮的必须是军户。清初，清王朝实行迁海暴政，大鹏半岛也属于迁界范围之内，除了大鹏营的营兵，所有的大鹏居民包括屯丁，都属于被迁之民。迁界期间，所有屯田都荒废。

民国时期地图上的王母墟及周边一带

复界之后，除了回来的屯丁，清政府又招来了不少从嘉应、潮州、惠州一带过来的客民，重新开垦军田，他们也被纳入了军籍，成为屯丁。

王母墟上的幸氏宗祠

不过，清朝入关之后，便已经看到卫所制度的弊端。早在顺治年间，清政府就开始对卫所进行改制和裁并。雍正即位后，便着手对卫所进行裁撤。雍正年间，东莞（三年）、大鹏（九年）二所最终裁撤，所有屯丁由军籍转为民籍。当然，一些人虽转入民籍，但依然以耕种军田为生。

王母围与王母墟

在王母峒屯的周边，建有王母围。王母围据说始建于明朝，至今保存较为完整，正面中心有围门，四周有周屋，围内有布局整齐的排屋，九横五纵，巷道井然，组成一座近似方形的排屋围。

王母围是个杂姓村，有李、林、廖、陈、郭、蔡、郑、秦、叶等姓氏。大部分姓氏村民的落户迁徙情况都不是特别清晰，普遍含糊声称清朝落户，个别说是粤东迁入。或许，王母围一开始就是为屯户所居住，而屯户肯定是杂姓的，因而，一些王母围的村民或许是王母峒屯屯户的后代。

重修王母围大门的芳名榜，刻着许多不同的姓氏

复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新安县的人口并没有大幅度增长。到了乾隆年间开始，新安县人口开始爆炸性增长。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新安县屯户人口达到13136，据估算，大鹏半岛上大概有3000多屯户人口。

嘉庆《新安县志·卷之二·墟市》

人口增长，村落增多，村落之间就会建立墟市。嘉庆《新安县志》记载，康熙年后，大鹏半岛上新增了三个墟市：王母墟、大鹏城西门街市、碧洲墟。随着时间的推移，来王母墟投墟做生意的人也越来越多，墟市也不断扩大，墟内也开始有居民定居，并发展出中山里、下新屋、上新屋、上下墟门、王屋巷、石禾塘等自然村。

现在的王母墟一角

大鹏中心的迁移

民国以前，大鹏所城一直是大鹏（指现在的大鹏街道）一带的政治、军事中心。驻守大鹏半岛的军队都会选择把指挥部设在大鹏所城里。不过，由于大鹏的地理位置十分闭塞，当时外出的通道只有海路和坝光坳的山路两条选择。

上世纪70年代卫星地图上沟通大鹏所城和王母墟的公路

由于条件十分的差，被派驻这里都属苦差，山高皇帝远，所以民国时期驻防此处的士兵不少是由土匪改编而来，军纪历来都好不到哪去。因此，更多人选择去王母墟投墟做生意。

从大鹏所城到王母墟之间隔着一个叫“窑坳庙仔”的平岗和一条叫“打马坜”的山垅，民国时期此处经常有兵匪强盗拦路，而且经常有老虎豹子出没（直到1962年，王母墟街边的肉铺还有老虎肉卖）。大鹏当地有句流行话：“没有两下子拳脚功夫，又哪敢到窑坳庙仔挖蕃薯？”

上世纪70年代的王母墟和王母围

因而，为了更好地生活，大鹏人开始也迁往王母墟一带居住，王母墟也渐渐成为大鹏的中心，直到改革开放前，大鹏的商业贸易都只局限在王母墟。

陈炯明主政广东时，王母墟也迎来一段兴盛时期，店铺增加，商贾结集，有糖街、鱼街两市。但由于半岛地处偏僻，政令不畅，大多“新政”很难落实，使得社会和经济发展缓慢。

大鹏人民会场旧址

不过，对于大鹏人来说，王母墟也并不是“万能”的，许多大件的东西他们则会选择去淡水墟投墟。历史上大鹏人都是穿过坝光坳前往淡水经商、办事、求学、入仕，直至1964年大鹏通了公路才改变人员流动的方向。因此，虽然大鹏隶属宝安县（新安县），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鹏人心目中的“县城”是淡水。

王母墟上的一些摊档

尽管1964年大鹏通了公路，但此路十分难走而且危险。因此当时从宝安县城前往大鹏的客车，一旦碰到小雨，便在葵涌停下，赶乘客下车，而遇到大雨则直接在坪山停车。过去，大鹏没有公路通往大小梅沙，直到1980年的盐鹏公路通车后，大鹏才彻底结束交通闭塞的历史。

王母墟升旗

提到王母墟，就不得不提王母墟升旗的典故。1949年9月30日晚，当地干部接到接收到香港传来的电稿，电稿上介绍10月1日将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介绍了首都、国旗、国歌的情况。时任粤桂边纵队参谋长杨应彬组织大家按照电稿说明，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准备举行升旗仪式，以迎接新中国成立。

油画《王母墟升旗》

10月1日早上6时许，近千名部队干部、学生和群众在王母墟的光德学校举行隆重的升国旗典礼。事后才知道，北京的开国大典是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王母墟的升旗比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了9个小时。这是华南地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