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性的分析

历史思考：《经世大典》与《朝鲜经国典》的相似性体现在何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经世大典》和《朝鲜经国典》两者均以《周礼》六典为蓝本，结合本国情况制定的典章制度。《朝鲜经国典》对《经世大典》的借鉴，体现于编纂宗旨和文献结构等两个方面。同时，郑道传在参考《经世大典》的基础上，又进行了部分创新，这也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朝鲜文人对元朝的态度。王朝制定的典章制度中，体现着精英阶层对治理国家的认识。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两部政书秉持着仿六典图治兴、总结治国方略和明确制度细则等三个方面的宗旨进行编纂。《经世大典》由“君事”和“臣事”两大部分组成，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治、赋、礼、政、宪及工典组成的“臣事”六典是仿照“周礼之六典”而成。

同时，元朝利用上述六典分别叙述“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工部的职掌和典章制度、条令法规。”推动朝政运行机制的制度化。高丽末年随着王权的频繁更迭，朝廷纲纪颓败、政教崩坏。

郑道传为了革除弊端，“肇启鸿休之运”，决定“立经陈纪，以诒燕翼之谋。仿成周六官之名，建朝鲜一代之典”而制定了《朝鲜经国典》。所以，无论元朝还是朝鲜，均希望仿照周代礼乐制度，再结合自身需要，达到巩固政权和国家兴盛的目的。

《经世大典》编修目的之一，是为了总结蒙古贵族从兴起到元文宗为止的政治得失。汇总“本朝典故”对国家管理机构及每一项政治措施在不同时期变革情况进行归纳，为后世君王提供参考。

郑道传在《朝鲜经国典》中逐一列举李成桂掌权后，对高丽“官制”、“版籍”、“屯田”、“盐法”、“马政”、“贡举”等等多方面朝政弊端进行的改革，向后人证明“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作。苟非明良相得，有同鱼水，则何以臻此焉。”使后人避免出现以往的弊政。

《经世大典》六典之下，分别介绍其中包含的各项制度，详细解释其内涵及主要职责。以治典为例，《经世大典》中包括官制、三公、宰相年表、各行省、入官、补吏、儒学教官等若干部分进行细化，规定各单位的职责。《朝鲜经国典》也依照《经世大典》的体例，在治典下分官制、宰相年表、入官、补吏、军官、钱谷等多个方面。

其中，对国家运行机制中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事务责任明确，从而达到国王对国家事务的统筹。元朝和朝鲜出于以上三方面的理念，编纂两部典章制度体政书。与《唐会要》和《宋会要》相比，在文献结构和内容方面既有沿用的方面，又有一定的创新。其中，文献结构方面，《经世大典》更加明确了部门之间的区分，在每个部门前面新增了总序。

在文献内容方面，与之前的会要体政书相比，补充和增加了新的类目，而这几点均被《朝鲜经国典》吸收和利用。《经世大典》自编撰初开始，以《唐会要》为蓝本，记录下元朝的典章制度。《唐会要》全书由一百卷组成，每一卷下分别记录各项事务。

全书并未以部门进行分别叙述，缺乏层次和结构性。但是《经世大典》将内容分为“六典”，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唐会要》中的弊端，“具备了提纲挈领、条理清晰的优点。”郑道传在编纂过程中吸收了该方法，将朝鲜治国要领按“六典”的结构进行了分析讨论。

《经世大典》全书有序录，在正文内容“六典”之前又添加了单独“总序”，起到介绍内容梗概、勾勒演变原委的作用，这一点是《经世大典》所独创。《朝鲜经国典》在编撰过程中，对《经世大典》的上述布局有所采用，在“六典”正文之前均列“总序”，简单介绍“六典”即将叙述的主要内容。

《经世大典》不仅仅是参考了之前会要体政书的内容，而且在的很多方面进行新创。其《六典》中所独创部分，分别如下：治典之下，元朝新建了宰相年表、钱谷官和臣事等三类；赋典之下，新建都邑、经理、宗亲岁赐、赈贷、海运和公用钱等六类；礼典之下，新建燕飨、求言、进书、遣使、朝贡、三皇、先农、赐碑和艺文等九类。

政典之下，卫禁、职制、祭令、学规、军律、食货、大恶、恤刑和狱空等九类为新建；工典之下，宫苑、仓库、郊庙、僧寺、道宫、庐帐、卤簿、玉工、金工、木工、抟埴之工、石工、皮工、氊罽、画塑、诸匠等十六类为新建。郑道传在借鉴《唐会要》、《宋会要》的同时，对《经世大典》新创内容也进行吸收。在治典中，借鉴宰相年表和钱谷类。

赋典中，仅参考经理类；礼典中，以燕享类为蓝本；政典中，借鉴教习、宿卫和屯戌类；工典中，参考宫苑、官府、仓库、卤簿和金玉石木攻皮塼埴等类。朝鲜立国之后，李成桂及朝鲜官员们急需一部完备的典章制度来维护统治。所以，郑道传为了解决该问题着手编撰《朝鲜经国典》。通过分析郑道传所参考的资料，可以进一步推断朝鲜文人对《经世大典》价值认识及对元朝的态度。

其中包括，朝鲜文人试图借鉴中原王朝优秀典制和不再避讳元朝。李成桂等人推翻高丽王朝前夕，王瑶不仅失去明朝为其提供外部保护，而且高丽内部政治体制出现多处弊端。其中，恭愍王自鲁国公主逝世后，“过哀丧志，委政辛旽。逐杀勋贤、大兴土木、以敛民怨。”

继位的辛禑也“荒淫暴虐，身亡家败。”即便是王氏之后成为国王“是听是信，疏忌元勋，陷害忠良，政事悖乱，人心自离，天命自去。”朝鲜立国后，面临重新筹建国家体制的局面。作为东亚宗藩体系的成员，一定将借鉴目光对准已经具备完整典章制度的元、明两朝。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经世大典》。

郑道传为了向新兴政权提供可行的政治运行机制，大量参考《经世大典》制定了《朝鲜经国典》。通过分析全文“其中看不到任何一点忌讳与排斥夷狄的姿态。”

从而可以推断，朝鲜王朝建立之后，文人们见元朝残余势力已经对其构不成任何威胁，而且元朝文宗时期所修撰的《经世大典》对朝鲜王朝制度的制定有借鉴意义。所以，朝鲜文人们虽然对元朝本身已经不再有任何形式的感情，但是只秉持取其优长、弃其糟粕的态度，对《经世大典》加以利用。

“靖难之役”与领土界定

明太祖为强化对地方的控制，将自己的众子分封于各地。明建文帝继承太祖皇位后，为了免遭地方藩王的威胁，推行削藩政策，招致地方藩王反对。其中，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经过三年左右的征战，最终以燕王推翻建文帝统治，结束了这场动乱。

明朝内部混乱的时代背景，为朝鲜王朝内李芳远逐步掌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先后发动两次“王子之乱”，从王子变成了国王。李芳远敏锐的察觉到明朝内乱的最终可能的结果，虽然在明面上满足建文帝对朝鲜的马匹要求，但是进贡质量低下的马匹，变相向燕王给予援助。

燕王朱棣与李芳远先后以非正常手段掌握国内最高权力，相互承认，为彼此稳定国内外局势给予支持。同时，该时期朝鲜扩张领土的方式，从武力侵占变为通过外交手段温和占领。在明成祖天下观的影响下，明朝做出一定让步，双方领土矛盾逐步得以解决。

李芳远趁乱掌权

朝鲜太祖李成桂婚配两次，共生育八男三女。李成桂第一次婚配娶韩氏，育李芳雨、李芳果、李芳毅、李芳幹、李芳远及李芳衍等六子及二女；之后又娶康氏育李芳蕃和李芳硕二子及一女，均幼。

韩氏所出六子，除李芳雨和李芳衍早逝之外，其余四子随李成桂征战，在丽鲜更迭期为巩固朝鲜王朝做出卓越贡献。但是芳蕃和芳硕由于年龄幼小，在立国过程中很难起到作用。朝鲜开国后，李成桂立李芳硕为世子，为两次“王子之乱”埋下祸根。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裴克廉、赵浚及郑道传等人向朝鲜太祖建议，根据年龄或功劳立储。但是，李成桂欲立李芳蕃为世子，只因芳蕃本人“狂率无状”遭到大臣们的拒绝。经过双方商议，最终决定立最小的儿子芳硕为世子。

李芳硕被立为世子之后，招致其长兄们的反感。其中，在铲除郑梦周、拥立李成桂时发挥巨大作用的李芳远尤为不满。从而埋下之后兄弟反目的种子，引发“第一次王子之乱”。是时，李成桂身体有恙，为了服侍父王李芳远、李芳幹等人“皆会宿勤政门外西廊”。

郑道传试图利用这机会，计划“召诸王子入，则以内奴及甲士攻之。”但是郑道传的计划泄露，被闵无疾获悉之后，通过闵氏传到了李芳远处。到初更之后郑道传以“上疾剧欲避病，诸王子速入内。”诏李芳远等人进入内院。内院也与往日相比寥无灯火甚为可疑，在此之前得到消息的李芳远没有进去，经过思量，骑马离开勤政门与闵无疾等人汇合。

总的来说，李芳硕畏惧叛军势力未与之迎战，李芳远等人剑指郑道传、南訚，放火将二人从南訚小妾家逼出来，郑道传当场被抓获并杀害；南訚趁乱逃出，在城外将其抓获、问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