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　辉

第三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随机应变、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周佛海一生的特征，是他阴险狡诈的本质。在抗战中期，周佛海像一条狗，嗅出日本人不行了。为了寻找出路，他重新向蒋介石抛去媚眼，搞“全面和平”，向重庆方面进行“输诚”。

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 秘密派人潜赴重庆，面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向他转达了自己的请求。戴笠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给蒋介石，蒋在戴笠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上，批了一个“可”字。于是，戴笠把信和密电码一起托人带给周佛海。自此以后，周佛海背着汪精卫开展了“效命中央”的活动。他不断地通过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电台，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除向重庆方面提供情报外，周佛海还根据“指示”，安插重庆的特工人员，并向敌伪保释重庆方面的被捕人员，掩护他们在沦陷区内开展活动，并设计杀死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等。周佛海的这些活动，并非想抗日救国，而是为自己将来寻找出路。

周佛海的种种“杰作”，赢得了重庆方面的褒扬和嘉奖。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于日本之后，日军败迹渐渐明显。周佛海愈加把自己的希望寄予重庆蒋介石集团，一切视重庆方面马首是瞻。根据汪精卫赴日就医前的手谕，周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并主持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汪死后，周佛海密电重庆当局，得到同意后，才走马上任。他利用所控制的武装，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这正适应了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利用日伪军阻止共产党军队进入上海等地的需要，是周佛海效忠蒋介石的实际行动。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将他控制的1万多人的武装，维持上海的秩序，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乘机向蒋介石表示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

在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指挥伪军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后蒋又应周佛海的请求，任命他为行动总队司令，得以全权指挥。就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抗战的有功之臣、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威风不减当年。

但是，蒋介石的反动政策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谴责，要求“快惩汉奸，严惩汉奸”的正义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和蒋介石不得不把周佛海送上法庭审判。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佛海作出判决：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蒋介石下令将周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死于高等法院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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