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祖父周福清：犯科场舞弊案被判死缓，死后被鲁迅烧掉所有日记

绍兴人，在北京生活过十多年。个性强毅好斗，擅长骂人，能骂到令人“镂心刻骨”的水平。喜欢文艺，文笔优长。数十年坚持记日记，一直记到临死前一天。读了以上这些描述，相信很多人会认为此公只能是鲁迅。其实这些文字，也可以一字不差地用来描述他的祖父周福清。遗传的强大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以至于隔辈人之间的相似可以达到复印式的精确。

周福清，字震生，号介孚，家人一般称为“介孚公”。幼年家贫好学，无资延师，经常趁塾师讲解经义或教授时艺，辄往旁听。一塾一塾的挨着听过去，其时各房族经济充裕者多，各延师设塾以课子弟，讲学时间特予参差先后，原意就是为使各塾就学子弟可相互听讲，以宏造就。周福清趁机进修，由于天资高，易于领会，所以收获最大。族中人誉之为“收晒晾”（即乘便得利的意思）。

功夫不负苦心人，周福清靠着勤学苦读，考中同治辛未科翰林。翰林又称庶吉士，是皇帝从新中的士子中亲自挑选出来的佼佼者。和周福清一同考中的有个扬州人，名叫殷如璋，两人是“同年”。清朝官场很看重同年关系，因此二人交游甚密。

翰林们在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三年之后，还有一场考试，称作“三年散馆”，成绩优异者留下，授职编修、检讨；不能留馆的，任用为各部司员、知县。殷如璋成绩优异，留馆当了编修，周福清没有留馆，外放四川荣昌知县，并不坏，但他嫌远不去，后来又选了江西金溪县。翰林改放知县，俗称“老虎班”，正式说法叫作“即选知县”，就是说只要有职位出来，得由他们优先“竞聘”。

周福清担任金溪县知县期间，“既不贪赃，尤不枉法。处理民刑案件务求真情实事，从不颟顸草率。抑且案无留牍，随到随审，随审随结，不任当事人长期拖累。对胥吏衙役，防范周密，驾驭綦严，不容有少些隙漏为其所乘。”

但他不会奉承拍马，不会趋炎附势，不会诌媚权贵，终于得罪了上司，被两江总督沈葆桢上奏朝廷，革了职。周福清力图东山再起，回乡卖掉田地，遵例捐升内阁中书，“委署侍读，截取同知，历充方略馆誊录官、校对官，会典馆校对官、协修官”等职。

1881年，鲁迅出生，得知佳讯的周福清适值有一张姓官员见访（据说就是张之洞），遂为长孙取小名阿张，又定本名樟寿，字豫山。樟树木质坚硬细致，有香气。豫山最早见于《山海经》，孤峰峭立，俗名独山。

从名字可以看出，周福清希望孙子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刚直坚韧，有独立性格的人。由于豫山与“雨伞”互为谐音，小鲁迅为此经常被小伙伴取笑，遂给周福清写信，希望改名，于是周福清为其改字豫才，就是“豫章之材”。

周福清母亲姓戴，相貌很是严正，看去有点可怕，终日笔挺的坐在一把紫檀的一字椅上。周福清考中进士，京报抵绍，公差提锣狂敲，站在大厅桌上报喜，老太太却在屋里放声大哭。有人问，这是喜事啊，为什么这样哭？她大声喊道：拆家者，拆家者。拆家者是句土话，意思是说这回要拆家败业了。

没想到一语成谶，周家果然因为周福清当官而败落了。

周福清在北京做官，每有同乡回绍兴，就托他们带些食品回去孝敬母亲，有一回是两三只火腿，外加杏脯桃脯蒲桃干之类，装在一只麻袋里。老太太见了怫然不悦道：“谁要吃他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不寄一点银子来的呢。”

老太太于光绪十八年除夕之夜去世，享年八十岁。周福清闻知噩耗，便告了假从北京回来，轻车简从，准备办完丧事就走。到家不到半个月的某一日，他早上起来，看见家里的人没有早起，忽然大发雷霆，穿着一身素服，把床咚咚敲得震天价响，又将右手大拇指的爪甲放在嘴里咬的戛戛响，并且喃喃咒骂着这帮“速死豸”。

这年慈禧太后五十九岁，转年六十整寿，例开恩科。恩科是在正科之外，临时增设的科考，逢国有大庆，万寿、凯旋等等，每开恩科。这一年浙江乡试的正考官，正是周福清的同年兼好友殷如璋。

周福清看到有机可乘，就备了一张一万两银子的银票，去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凤仪以及马、顾、陈、孙、章五家亲戚的儿子去“通关节”。殷如璋的船刚刚走到苏州，泊在阊门之外，其时副主考周锡恩，苏州知府王仁堪也在坐。

本来一切顺利，不料周家的听差“二爷”徐福有些“二五眼”，递上银票之后，见久久没有动静，就在船下高喊：“收了银子，怎么也不给回条？让我回去怎么和主人交代！”就这一嗓子，西洋镜戳穿。殷如璋知道瞒不过去，干脆连人带信交于苏州府，周福清就此被捕入狱。

本来苏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患怔忡，便是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周福清本人却不答应，在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并且历陈某科某科的某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来一下罢了。

此时周福清曾经得罪过的一个名叫陈秋舫的人起了关键作用。陈秋舫是周家的一个女婿，曾来岳家久住，本来跟周福清毫不相干，但是周福清看不惯人家，挖苦道：“跼在布裙底下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陈秋舫知道了，立即辞去，并扬言不出山不上周家门，后来中了进士，果然如愿以偿，改作幕友，正在王仁堪那里，便力主将周福清法办。

此案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光绪皇帝一反惯例，将刑部拟呈的“杖一百，流三千里”，改为“斩监候”。所谓“斩监候”，就是把被判死刑的犯人押在狱中，到秋决时，由皇帝用朱笔在名字上画圈，圈上谁，谁就被处决。侥幸没被圈上的，可以多活一年。若三年不被圈，则改为无期徒刑。

周福清虽然被判了死刑，但是运气却不错，本该在次年被斩决的他因为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而被再次缓刑，之后历次秋审，在周家多方打点的情况下被一缓再缓，最终成了长期关押。周福清因此系狱长达七年之久，每年“秋决”，都在生死之间挣扎，给亲人带来极度的煎熬和创痛。

事后，有人集句“殷鉴不远，周德既衰”，作为对主考官殷如璋、副主考周锡恩的嘲讽，堪称“绝对”。又有人拿正副主考的姓名，作了一副拆字联：“殷礼不足征，业已如聩如聋，哪有文章操玉尺；周人有言曰，难得恩科恩榜，好凭交易赚金钱”。浙人更有“年谊藉黄缘，稳计万金通手脚；皇仁空茂育，伤心一信送头颅”加以嘲讽。

周福清被囚禁在杭州府的司狱司，每天上午默念《金刚经》若干遍，随后写日记，吃过午饭，便到各处去串门，在狱神祠和禁卒聊天。他平常苛于论人，自从呆皇帝昏太后（指光绪和西太后）起，下至本家子弟，几乎没有一个好人，“明示暗喻，备极刻薄，说到愤极处，咬嚼指甲嘎嘎作响”。但是他对那些禁子犯人，却绝少听见贬词。

有一次臬司到狱中点名，犯人按例都应答“有”。臬司因为周福清以前也做过官，算是官场前辈，点到他的名字时特意站了起来，以示尊敬。没想到他却恨恨地回了声“王八蛋”。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病逝，周福清还在牢中服刑，闻知噩耗，手书一联：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这分明是指责这个死去的儿子不听父母的话，辜负父母之恩。鲁迅对这挽联深致不满，说道：“人已死了，还不饶恕吗！”

父亲死后，周作人前往杭州服侍周福清，一日，周福清谈及一个负恩的朋友，说他死后忽然梦中来见，身穿大毛的皮外套，对他说，“今生不能报答你了，只好来生再图报答”。又说：“我自从那回梦中见他以后，每回吃肉，总有点疑心。”言外之意，便是这位朋友没有转世为人，而是投了畜生道。

1901年正月，周福清被获准释放。犯人出狱时，狱卒照例会来敲诈上一笔钱。周福清被释放时，狱卒也前来伸手。他明白这一套，拿起门闩就打，打得狱卒抱头而逃，他还在后面追了一段，才恨恨地停下脚步。

周福清回家以后，照例每天骂人，闹得家中无一宁日。他每天让周作人上街买菜，周作人每天早起，换取了九十几文大小不一的铜钱，须得掺杂使用，讨价还价的买东西，什么四两虾，一块胖头鱼，一把茭白，两方豆腐，但是买了回来周福清看了，总还说是要比用人买的更是便易。最为难的是，上街去时一定要周作人穿长衫。时值夏天，上市的都是短衣，只有周作人穿着白色夏布长衫，带着几个装菜的“苗篮”，挤在鱼摊菜担中间。他想脱去长衫，只穿短衣也觉得凉快点，可是祖父坚决不许，这种无形的虐待，搞得周作人难以忍受，只好逃离。

1903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回家探亲。三兄弟从楼上说到楼下，从楼下说到廊夏，从廊夏说到明堂。有一天黄昏，三人站在桂花明堂里，又在谈论些什么。周福清从房里出来，站在阶沿上，笑嘻嘻地对我们说：“乌大菱壳汆到一起来了！”“乌大菱壳”是绍兴方言，意思是没用的垃圾或废物。鲁迅和周作人恨恨地看他一眼，但周福清浑然不觉，又转身回房里去了。三兄弟给他一骂，兴趣索然，分头走散。

还有一次，鲁迅陪兄弟们很欢乐的谈话，还拿出一瓶“味の素”（即味精）倒一点冲开水叫大家尝尝，又拿香烟和麦尔登糖出来，分给大家吃。这时周福清唤他：“阿樟”，他赶紧出去，祖父问：“阿樟，日本人的社会情况怎么样？和中国比较怎样？”鲁迅回答四个字：“没有什么！”马上转头就走了。

这是鲁迅跟周福清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周福清就去世了。

周福清生前留下一副自挽联：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生原无补，世间何时立纲常。鲁迅看了以后跟弟弟说：“这是在骂人”。“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只有地下才能找到骨肉，言外之意便是，活着的这些亲人，和他并不亲热，对他不够孝顺。

周福清死时六十八岁，他本来个子魁梧，身体向来似乎颇好的，却不知道生的是什么病，总之是发高烧，没有几天便不行了。他辈分高，年纪老，但是因为脾气乖张，所以死得相当寂寞。他的长子早死了，照例要长孙“承重”，但是鲁迅人在日本，没有回国奔丧，于是叫周作人顶替，周作人迫于大义，不得不勉为其难。

鲁迅和周作人的文学天赋，都与这位祖父的遗传及培养有关。周福清著有一本诗集《桐华阁诗钞》，还有一本名为《恒训》的家训。这本家训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有一些阐明大道理的小故事，写得如同《聊斋志异》一样精彩可读。

周福清不喜读高头讲章，而喜读小品文，指导鲁迅兄弟读书时，主张可以让孩子们多读小说，如《西游记》等。他高兴的时候，还会带孩子们看戏，或者给他们讲故事。他教子弟做诗文，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

周福清记了一辈子日记，“日记本是用红条十行纸写的，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字迹娟秀”。无独有偶，鲁迅一生也是不间断地记了数十年日记，方式也与祖父一模一样。“（鲁迅）日记以毛笔竖写在印有丝栏的毛边纸稿纸上，一九二一年以前用的是每张十八行的‘乌丝栏’稿纸，一九二二年以后用的是每张二十行的‘朱丝栏’稿纸。……共计二十五本。”

周福清的日记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祖父临终前发高烧的时候，还在记日记”，而鲁迅的日记也是临终前一天才停止。

1919年，鲁迅返回绍兴迎接家人移居北京。三兄弟卖掉了祖宅，并处理了很多无法携带的生活杂物。关于如何处理祖父的日记，兄弟们产生了分歧。周建人说，有些东西，比如账目、课本和一些不重要的书籍，一股脑儿放在火中烧了。但是，“烧到我祖父的日记时，我有点犹豫了”。

周建人在鲁迅面前一再表示他对于祖父遗物的珍惜，建议鲁迅把它们带到北京，作为传家之宝。可是鲁迅却说，里面记的无非是娶小老婆等无聊的事，没有任何价值。在鲁迅的坚持下，祖父那些文笔娟秀的厚厚的日记都被烧成了灰烬。周建人遗憾地回忆道：“这两大叠日记本，就足足烧了两天。”

许多人都说，鲁迅烧掉祖父记了一生的日记，纯属报复行为。因为要不是周福清犯了事，鲁迅的一生就不会过得这么苦，父亲不会英年早逝，他不会从小受尽欺凌侮辱，过早感受世态炎凉，从而对人世间产生如此深刻的思考和彻悟。一切痛苦的根源，都来自周福清。

对于这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因为鲁迅当时已经38岁了，发表了《狂人日记》，当上了教育部的处长，买下了八道湾大院，在多所大学兼课，全家人如愿以偿聚在一起开启了幸福的生活，他的人生，正式展开了新的一页。此时的鲁迅，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即使怨恨周福清，也不会在此时。一个人在顺遂的时候，心胸往往是宽广的。

那么鲁迅为啥要烧掉周福清的日记？原因很简单，便是要跟过去诀别。诚如他在《故乡》中所言：我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又不愿意他们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但是不可否认，正是周福清的犯事，才造就了一代文豪鲁迅。正如曹雪芹祖父犯事，才造就曹雪芹写出《红楼梦》一样。虽然这种生活，并不是他们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