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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靠得不光是社会性教育，还有优秀的家庭教育，而家训在家庭教育中，占有指导性的作用。

古往今来，民间流传下来很多优秀家训，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

制定家训也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一大特点，在中华文化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给家族成员制定家训呢？

其实，从我国古代的几部经典家训就能看出来了。

一、何为家训？

所谓家训就是家长在立身、处世、为学等方面对子孙的教诲。家训一词最早出自《后汉书·文苑传下·边让》：

“髫齓（tiáo chèn）夙孤，不尽家训。”

中国最早的家训可以追溯到《诫伯禽书》。

周公旦曾辅佐侄儿周成王，期间平定三监之乱，当成王亲政后，将鲁地封给周公的儿子伯禽。

周公怕儿子举止无道，便写《诫伯禽书》诫勉。他说自己身居高位，犹是“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警戒伯禽“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

正如唐太宗李世民在论政著作《帝范》中叮嘱子孙：

“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

李世民可谓是名垂千古，作为创业之主的他，最害怕的就是子孙后代没有守住江山，所以在论述人君之道时，他反复训诫后世子孙要如何做才是明君行为。

打江山易守江山难，李世民对待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他的皇子虽然是含着金钥匙出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可并不如我们想的那样轻松。

皇子们三岁就要启蒙，李世民还要求他们全面发展。皇子不光需要精通经史子集，在书画佛道、射箭棋艺上也要有所建树。

即便经历了诸多教育，李世民还是害怕子孙会走上歪路，所以又留下家训《诫皇属》。

“朕即位十三年矣，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每著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

李世民以自己为例子，要求后世子孙不能骄奢淫逸，在行事上要勤俭节约，克制住自己的本性，不能因为自己的一时喜怒作为决断事情的依据。

同时，李世民还教育子孙不能恃才傲物，做事之前应该听取不同人的意见，做到察纳雅言。

李世民本来就是一个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人，他和魏征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魏征在世时就经常给李世民提出意见，虽然李世民对他有过厌倦，但还是十分倚重他。

在李世民看来，自己的子孙必定都身处高位，能对他们说真话的人太少了，身边多是阿谀奉承之辈。

所以，他才留下这本《诫皇属》，告诫子孙一定要像自己一样，听取别人的意见。

李世民作为一国之主，能有这种思想，也不怪乎他能开创贞观盛世了。

二、古人如何劝诫子孙

如果说李世民的家训主要是在警戒子女上，那明代学者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规》就更加全面了。

孙奇逢在家规中提到“不知立家之规，正须以身作范。”

在他看来，父母如果想要教训子女，首先自己就得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试想一下，在一个家庭里，如果父母言谈举止都是粗俗不堪，孩子耳濡目染之下，又怎会变得高雅大方呢？

孙奇逢研究了众多钟鸣鼎食之家的兴盛衰败，告诫子孙要以身作则，而早在春秋时期，曾子就身体力行的示范过。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耳。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遂烹彘也。

曾子杀猪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他对儿子的教育虽然没有编撰成书，可流传下来的故事，还是能让人们感受到父母以身作则的教育意义。

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虽然这是多数富贵人家的命运，但还是有很多家族可以长久流传，其德行令人尊敬。

清代郑板桥出身明洪武年间“书带草堂”的郑氏家族，到他时已是第14世子孙。

郑板桥在山东为官时，因为无暇看顾儿子，就把他寄养在弟弟郑墨家里，父子俩虽然见面不多，但因为郑板桥和弟弟之间经常通信，情谊也没有断过。

在儿子六岁启蒙时，郑板桥郑重地给弟弟写信，信中提到：

“爱之必以其道，以其道是真爱，不以其道是溺爱。”

郑板桥告诫弟弟，教育孩子要用正确的方法，否则就是溺爱。这封书信，又何尝不是起着家训的作用，他对儿子的谆谆教导让人感慨无数。

宋朝人袁采曾创作《袁氏世范》，关于他的事迹，史料传下来的并不多，可因为这本家训的流传，让他的名字在史书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他感于教化写了一本《俗训》，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把这本书重新编写，改为《袁氏世范》。

这本《袁氏世范》中与前人的观点截然不同，立意新颖，贯彻了“厚人伦而美风俗”的宗旨，在书中明确写了立身之道，教后人如何为人处事。

本书共分为三卷，第一卷主要讲家庭之间相处和睦的道理；

第二卷讲的是个人修养，他对人的一生中的成败得失和富贵贫贱都做了深刻的阐述；

第三卷讲的是治家之道，并称这是一个人持家立身的根本。

袁采的论述不像前人那般古板，他从实用角度来阐述为人处世之道的思想，相较于其他人来说更加先进。

袁采不倡导像父权社会的其他人一样，身为长辈就站在了制高点一般，对子孙严格对待，让他们遵从自己的观点。

袁采劝诫后人：身为长辈，应该跟晚辈和平、平等相处，不能用权威来逼迫子孙，应该以德服人，用自己超越子孙的能力和修养，来维持自己长辈的形象。

正因为如此，这本家训才字字皆为经典。

诸葛亮在训子方面也和郑板桥等人同样的要求。

对于诸葛亮的家族，大家可能了解得不多，但这不影响他的家族有很深的底蕴。诸葛亮的爷爷诸葛丰曾做到校尉，父亲诸葛珪做到了郡丞，而他的叔叔则一路做到太守之位。

诸葛家可谓人才济济，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良好家风。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汇总了家族对子孙的训诫，这才有了这本奇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诸葛亮的才能在历史中少有人能及，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篇《诫子书》更是把他的智慧汇聚在一起。

诸葛亮之所以一直劝诫儿子要勤勉向学、修身养性，其实与他所处的地位不无关系。

当时他已经位极人臣，是蜀汉的股肱之臣，这样的身份地位很难不让子孙骄傲自满，从此躺在祖辈的功劳簿上。

诸葛亮清楚地看到了这点，于是他提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借此教育儿子要淡泊宁静，不要因为祖辈的荣光就忘记了奋斗。

在修身方面教育了儿子后，诸葛亮又开始在学业上教育儿子，鼓励儿子一心向学。在他看来，只有在自身修养上下功夫，才能摒弃一切，专注于学习。

正是在这样严格的家训教育下，他的儿子诸葛瞻后来的发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诸葛亮去世时，诸葛瞻才年仅八岁，除去年幼不懂事的那几年，其实诸葛亮对他的影响并不多，他接受父亲的教育多数是来自那篇《诫子书》。

诸葛瞻从小就很敬佩父亲，对于父亲留下的家训，更是被他奉为金科玉律，为人处世都严格按照里面的要求来进行。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的教导时刻鞭策他，因而诸葛瞻在幼年时就极好读书。

其实儿子的成长环境，早就被诸葛亮预料到了，诸葛瞻自小就备受万众瞩目，无数人期盼着他能像父亲一样优秀，这是一种压力，同时也是动力。

18岁时诸葛瞻担任羽林中郎将，后来多次升迁，26岁做了侍中，33岁统领中央事务，真正的位高权重。虽然年纪轻轻，却早早成为蜀汉最年轻的执政人。

古人写家训的目的，不外乎希望后代能在长辈的训诫下，或是保全家族兴盛，或是成就一番事业。

三、如何形成家风

正如诸葛亮对儿子的谆谆教诲，其言辞恳切感动千古。

但并不能因此就把后人的成功，单单归结于前人家训的作用。

实际上，仅靠背诵家训并不能形成良好家风，真正让家族兴盛起来，还需要依靠家族成员的躬身践行。

晚清名臣曾国藩，因为常年忙于公务，没有专门的时间教育子孙，写信就成了他教育子女的重要渠道，后人也把他的书信汇集到一起是为《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让子女读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明事理。

在封建王朝“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下，很多人都认为当官才是成功之道，可曾国藩却一再地嘱咐子女要甘于平凡，不要依赖于家族的荣耀。

他不希望子孙做大官封妻荫子，只希望他们可以节俭持家、饱读诗书。

正是因为曾国藩家书的教育，潘家下一辈的子女中，没有领兵打仗之人，反而把目光放在治学上面。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精通诗画，他即便不以父亲的名望，在外面也很受人尊敬。

曾纪泽不仅文学功底深厚，同时也具有浓烈的爱国情怀。

晚清时期，曾纪泽自学英语，终成一名出色的外交家，他一直在为清政府处理边境问题。后来，在收复伊犁与沙俄谈判时，曾纪泽立下了赫赫功勋。

曾纪鸿和兄长相比，也毫不逊色。

他自小热爱科学，在晚清科学领域做出过巨大贡献，可偏偏英年早逝，令人唏嘘。

在曾国藩家里，这两位才子并不是个例，据资料记载，曾家子弟在将近二百年中，共培养出有名望的弟子二百余人。

他们身处各行各业都卓有贡献，却是连一个纨绔子弟都没有出现过。

在大家族中，家庭成员良莠不齐，全部子女都能培养出色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后人将其归功于曾国藩的一封封家书的教导，但也要其后人身体力行的遵守前人规定，才能出现这番盛景。

不光曾国藩的家书，同样出名的还有南北朝著名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它们对家族成员的敦促和教导，让子女后代较之普通人家更为出色。

结语

古人一直热衷于制定家训，正因为有了家训的教导，更易形成良好的家风。

家风好，家族才能兴盛，子女也就更加出色，如此一来，便能形成良性循环，避免早早踏上“富不过三代”的怪相。

家训就是一种规矩，不论人的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家训都有现实意义。

注重家庭的发展，注重子孙的培养，老祖宗在漫长岁月中早就给了我们答案。

参考文献：

《后汉书》

《韩非子》

《诫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