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苏轼是苏家衰落的捣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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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和不拱火，这是苏轼最应该做的事，然苏轼却干起了拱火的玩意儿，最终弄得苏家走向衰落，再无人能续写“三苏”之后的辉煌。

客观地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只要他不影响到你，你就别去招惹他，这是做人的圆润之道，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胸怀。否则，你就等于自己给自己添堵，弄得人生惨淡灰暗，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年，大宋文人地位特别高，而且爱隔三差五聚会。王安石作为大名鼎鼎的文学新贵，加之又是文学泰斗欧阳修的门徒，经常被邀请参加这类文学沙龙。不过，王安石有个怪脾气，估计文人都有那样这样的怪脾，其不爱喝酒，而且任何人劝都没用。

就说嘉佑元年（1056年）五月，欧阳修宴请开封名仕，苏洵和王安石都应邀参加这次宴会，且两人就坐在对面，但苏洵对王安石印象极差，因为王安石不拘小节，不修边幅，蓬头垢面，尤其他参加宴会不喜欢喝酒，谁劝也滴酒不沾，一点情面都不讲。

之前包拯宴请手下喝酒，王安石和司马光也参加了宴会。大家觥筹交错，喝得不亦乐乎，唯王安石和司马光没有喝。无论包拯怎么劝，两人都不喝。司马光实在推辞不了，勉强喝了一杯，唯有王安石说不喝就是不喝。

苏洵看不怪王安石的做派，便对欧阳修说：“自古以来，那些不近人情的人大多都会为祸天下。王安石将来必定大乱天下！我劝你早点跟他绝交。”加之王安石又瞧不起苏洵的文章，因为苏洵是八大家中唯一没有取得进士资格的人。由此，两家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还有一件事儿，更是加剧了两家人的矛盾。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苏轼、苏辙在欧阳修和杨畋的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苏轼的文章夸奖宋神宗，而苏辙却痛骂宋神宗。苏辙沽名卖直的做法让王安石不满，因为违背了皇帝乾坤独断的政治主张，恰王安石担任知制诰，负责起草、下发官员任免书，便坚决不给苏辙写任命书，哪怕是宋神宗来劝都没用，最后只好让其他人为苏澈起草任命书。这一下子来事了，王苏两家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境地。

不过，我倒认同王安石的做法，因为他这叫住讲政治。你想，如果你光明正大地为骂皇帝的人心甘情愿发任命书，有早一日势必会成为被人陷构的罪状，因为政治问题是一个人在官场上的生命线，谁都大意不得马虎不得，王安石自然比一般人更懂得其中道理。只是苏洵一家子不会理睬，因为这毕竟影响到了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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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两家人矛盾已生，当王安石实施变法时，苏洵首先站出来向他开炮，公开反对王安石的做法，并且与保守派搅合在一起，给王安石着实增添了不少阻力。但是，王安石没有怪罪多少。我要说的是，苏洵可以对王安石进行批评，但苏轼就不应该，可苏轼却跟着父亲跳了起来，一起攻击王安石变法，而且连续四次向宋神宗“递刀子”。

苏轼父亲与王安石有过节，或者说大人之间有矛盾，他应该积极调和，帮助消化，而不是站到父亲一边拱火。客观讲，苏轼去拱火，智商我不说，因为玩政治有时是不择手段的，但至少情商低，不说他与王安石同属欧阳修门生，单就参加制科考试，秘阁试由翰林学士吴奎主持、司马光、范镇等人主考，而殿试则是由宋神宗主持，主考却是王安石。苏轼成绩三等，创下了宋朝制科考试空前绝后的最佳成绩，并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事，这也是后来他在南京与王安石以门生相拜的原由。

接着讲讲苏轼给皇帝“递刀子”：第一次是熙宁二年 (1069年) 五月，王安石变革科举制度，只经义、论策取士，诗词歌赋通通砍掉。苏轼不赞同，大嘴巴喷过不停；第二次是当年十二月，苏轼给宋神宗上书一封，正式对新法开炮。王安石恶心坏了，“见而深恶之”。但没搭理苏轼，仍旧你喷你的我干我的。

到了熙宁三年 (1070年) 三月，大宋举行科举考试，新党吕惠卿担任主考官，苏轼担任考官，有个叫叶祖洽的考生在答卷中迎合新法。王安石和吕惠卿想让他作状元，可苏轼坚决不同意，还骂：“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宋神宗问王安石咋办？王安石没有客气，便骂苏轼：“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并给皇帝讲，您别管他，苏轼就是发牢骚而已。果然，叶祖洽被点为状元。

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苏轼第四次给宋神宗上书一封，对新法大喷特喷，骂王安石是奸臣贼子。王安石开始没当回事，可苏轼不消停，还玩了把骚操作。他在主持考试时故意出了道题，问皇帝和宰相要不要独断专行？苏轼历史学得好，举了几个独断专行的例子。晋武帝灭吴统一天下，苻坚伐晋身死国亡；齐桓公重用管仲成霸，燕王哙宠信子险亡国。苏轼就是借古讽今，把王安石往死里弄。

当然，王安石面对苏轼的攻击，虽然起初没有当回事，但总不能一直熟视无睹，被惹毛了的王安石直接将苏轼贬到了杭州。不过，王安石仍旧宅心仁厚，并没有对苏轼动真格，不然苏轼会被收拾得更惨。不过，这并没有给苏轼以教训，反倒使他更加迷糊、越陷越深。

公元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后一直隐居金陵。王安石退下来后，但变法没有停止，反倒走得更加坚挺，因为这时是宋神宗在亲自操刀。可是，苏轼没有“社会变了，我也得变”的思想，以为还像王安石时期一样，继续攻击变法，借到福州任职写的《福州谢表》，大发恼骚，最后在新党李定等人的操纵下被做实了罪名，御史台给苏轼的结果就是砍头。

咋办？他到此才知过去自己太任性，脚步走得越来越远。于是，不得不四处托人解救，可谁能把宋神宗搞定呢？想来想去，没有其他人能，因为都奔跑了无用，倒是曾经被骂为“大奸臣”的王安石，成为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宽宏大量的王安石非但没有报复苏轼，反倒惜才如命，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铿将有力地讲：“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轼最终在仇敌王安石等营救下才保住了命，只是被贬到了偏远的黄州去。

想当年，苏轼父亲与王安石有梁子，尤其并无大的冲突，他完全应该站在同门师兄弟的角度劝劝父亲，努力使苏王两家修好，真正做到人和业兴，包括王安石变法的事，也理应有成人之美的心，因为无论任何变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需要一边整改一边修正，方能取得最后成功，即便有些不足，可私下与王安石沟通，这才是正人君子所为，且利于家族兴旺发达。

除却与王安石外，还包括与司马光的互动，及阻止叶祖洽成为状元等损人不利己的事，我虽不能用这些说明苏轼心胸狭隘、情商较低，至少其存在文化人常有的狭隘偏执、自私自利，表现在政治工作上就是为了自我意见而固执己见、不通人情，不懂得认同接受是一种生活智慧，更不懂得损人利己的事不可为，尤其不懂得官场信奉朋友一千个不多敌人一个不少的道理。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当年我家房子被政府强拆时，得罪了不少领导，以至于后来领导有心提拔我，我都不敢遵循市场规律去实施，因为你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陷阱啊！所以，正是苏轼因固执惹祸被贬，幼子才会因舟车劳顿而夭折，并且导致苏家后继者乏力，家族逐渐走向衰落，再也无法书写出“三苏”之后的辉煌。

其实，真水无香，用损害他人利益的方式去获得自身好处，这本身就是一种违背人性的错，而苏轼却没有领会到这种思想魅力，不过他理应在生活中有所感知。“乌台诗案”前，其对王安石歇斯底里攻击，几乎到了不击败不罢休的地步，其生活处境就可想而知；倒是“乌台诗案”，即便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无法使他免死，却是王安石不计前嫌出手相救，苏轼才有了重获新生的机会，也就有了千古传颂的“金陵相会”，更是有了晋升太守的境况，此时他理应分享到了“真水无香”的生活。不过，苏轼没有涵养出真水无香的思想，当他升任太守等重要职位后，损人利己的心思开始慢慢抬头，最后弄得与司马光等再生枝节，不得不自请到杭州。做人忠厚，处事圆润，这是需要精进的，但苏轼只知道曲直，却不知如何尊道，因而仕途一波三折。

不过，凡事都是辩证的，苏轼因直言得祸，但也因直言成就了千古盛名，并且使我们有幸品读到《赤壁赋》等脍炙人口的美文。否则，倘若他一路顺风顺水，按照初心，一直在朝廷为官，历史上顶多多上一个好太守之类的官吏罢了，又怎么能够看得到在历史长河中划出绚丽彩虹的大文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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