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老百姓都认为是袁崇焕把八旗引过来的

详细分析明代的邸报，分析袁崇焕的所谓冤案。明朝是封建社会朝政公开做得最好的朝代之一，最大的亮点就是明代的邸报制度。

明代的邸报是朝廷向官员公开朝政的渠道，由于不向社会保密，同样的讯息传向民间没有任何阻滞。邸报内容，主要是得到批答后的奏章。奏章得到皇帝旨意之后，送相关的给事中收，然后转令负责的部门抄出执行。《大明会典》有载：

“凡天下臣民實封入遞。或人齎到司。須於公廳眼同開拆。仔細檢看。事干軍情機密。調撥軍馬。及外國來降。進貢方物。急缺官員。提問軍職有司官員。并請旨定奪事務。即於底簿內謄寫略節緣由。當將原來實封。御前陳奏畢。就於奏本後批寫旨意送該科給事中收。轉令該衙門抄出施行。”（一百一十二卷）

“凡各科行移各衙門。俱經通政司轉行。”（一百一十三卷）

奏章抄出之后，诸司互相传报，以便大家都知道当前的政务。“故事，章揍既得旨，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传报，使知朝政。”（余继登《典故纪闻》275页）据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的总结，“硃批章奏传下后，六科或通政司把这些奏章编纂或辑成朝报。在京的各衙门要想知道朝报的内容，或者派自己衙门的书手来六科廊房抄传，或者由六科派人分别抄出，转发各衙门‘使知朝政’。”外地官府则是在京师雇人抄报，以驿站传送。明代京师专门有抄报行，满足这一需求。邸报到了官员手中，就会有同僚之间转抄转借以及亲朋好友之间的借阅。

邸报所报道的内容比想象中丰富，“一般来说，邸报上刊登的官员章疏常常比明实录和明史上记载的同一官员的章疏要长一些，或长得多。例如，《万历邸钞》上刊登的辽东巡按胡克俭参劾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奏章，洋洋三千余言，而明实录收入此疏时，只摘出400余字，而明史上却杳无踪影，一个字不见。有的事实和事件，虽然明史和明实录上都有记载，但却都不如邸报报道详细。”（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71页）

之所以有这个现象，是因为邸报来源同样是《明实录》编纂素材的来源，朱批之后的奏章，经由六科有两个去向：其一是诸司抄传奉命执行，这是邸报的来源；其二是送内阁以备编纂，是修史之备。“凡六科每日接到各衙門題奏本章、逐一抄寫書冊。五日一送內閣、以備編纂。”（《大明会典》卷二百十三）而《明实录》修纂的时候有所取舍，不同于邸报之直接抄传，两者取舍的方向不同，于是邸报有实录上不载的内容也就很正常了。

因此，谭迁可以依靠邸报修纂《国榷》，补《明实录》之遗漏。崇祯一朝无实录，邸报就成为不可或缺的材料。民间私史又的确保存了一些《明实录》中不载的内容，比如《国榷》中有两篇关于逮捕袁崇焕的上谕，《崇祯长编》中不载。

“壬子……谕各营曰。袁崇焕自任灭胡。今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远来入援。崇焕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骑充斥。百姓残伤。言之不胜痛悼。……”（《国榷》5506页）

“丙辰……谕孙承宗曰。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深入内地。虽兼程赴援。又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暂解任听勘。……”（《国榷》5507页）

又御史毛羽健上疏问袁崇焕详细的平辽方略及善后事宜等，表示对袁崇焕“五年灭敌”的疑问，见于《国榷》，《崇祯长编》不载。

“袁崇焕既杀毛文龙。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讳言。即惠徼宗社。还侵地。归叛人。而我存朝鲜。存建州。何惮不为。又奏令建虏去年号。方为代请。云南道御史毛羽健上言。督师袁祟焕对陛下曰五年灭敌。臣心壮之。然恐此语非平日成算。迫于顾问。猝然以对耳。臣今有五问。一问方略。从古御胡。攻守两策。故有犁庭扫穴。亦有垦田积粟。今督师果厉兵秣马往击之乎。抑缮隍治堡。彼来而我邀之也。或十年不犯。或一年数来。我将何以待之。一问兵制。从古名将料敌治具。有以八万而破百万之众。亦有攻荆终始谓非六十万人不可。今督师果止用关门见卒之十二万乎。抑大举时或别有调拨也。如止用见卒。则以少击众。十围五攻。政未足言。如别有调拨。则沿边胜兵不下三十余万。何不见一疏一檄以备调遣乎。一问粮运。我成祖北征。先议馈运。今督师果因粮于敌乎。

抑师行粮从。尚需内地之暂输也。如果因粮于敌。则极目平沙。无粮可因。如尚需转输。则自有辽事以来。旧饷亏百万。新饷仅支目前。司农无两年之积。未见讲积贮之法。何悠悠也。一问局势。辽事初起。有五路进兵三方布置及用西虏用朝鲜之说。俱不可。今督师之于插汉。果必款之可持。即不为我用。亦岂为我害乎。其于毛文龙。果见此兵之得力。可以牵建虏。又可以钤束建虏。此之局势。不可不察。一问善后。辽土陷没久矣。五年不能复。祸固不可言。即五年能复。辽沈间冷日沈沙。千里无烟。我即得之。彼毛怜海盖诸夷。开原鉄岭诸卫。能不置重兵以守之乎。既置重兵。能不转饷乎。

今兵十二万。以守关门而有余。他日兵三十万。以戍辽而不足。今饷四百万。以养关兵而尚不足。他日饷四千万。以养戍辽兵而益无余。将竭天下之力以供一辽。事有不忍言亦。督师于此未见明陈。曰我何以取何以守之也。报闻。或曰。袁崇焕主款。羽健因借五问以窥上指云。”（《国榷》5490~5491页）

又《三朝野纪》中载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请饷三百万，崇祯命诸臣廷议，众皆反对，事情于《崇祯长编》中毫无痕迹，未知是否实有其事。

“文龙既被杀，袁疏请饷三百万，谓五年之后辽事平，并前所加各项皆可蠲除，此一劳永逸之计也。上令廷臣议，皆报称不可，袁技穷，至十月遂致■兵入口矣。”（《三朝野纪》卷四）

“而文龙既杀之后，清来索赂，崇焕无以应，特疏请增三百万，谓：“五年之后，全辽皆复，并从前所加各项，皆可蠲余，此一劳永逸之计也。”上集群臣廷议，皆执奏不可。崇焕无所出，遂听清入犯，由喜峰口、马兰谷、松棚路阑入，直抵遵华。时新令严汰冗兵，被汰者阴谋为乱，清兵临遵北城下，蓟抚王元雅尚汰兵四百人，兵即开门延师，元雅死于乱军，清兵遂破三屯营。蓟镇总兵朱国栋自缢，山海总兵赵率教统兵赴援，营于七家镇岭，猝与清兵遇，众溃，率教死之。报至，举朝震恐。“（《烈皇小识》卷二）

总而言之，邸报对朝政大事有丰富确实的报道，通过邸报可以得到直接确凿的讯息。因此，己巳之变时远在南京的徐石麒对袁崇焕不乏了解：黄宗羲《弘光实录抄》中全家殉国的民族英雄徐石麒疏译文：袁崇焕表面主战暗中议和，甚至杀掉毛文龙以换取满清的信任。崇祯不许议和，袁崇焕劝说满清入关逼迫朝廷议和，但是约定清军不许越过蓟门。清军到了以后，袁崇焕拿出牛肉和酒来招待他们。但到了晚上，清军突然违反了约定越过蓟门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反而落在后面。

当时的人所知也比现代人通过史料解读的要多得多。邸报也是明代士大夫经常关注的对象，读者众多，明人依赖邸报获知朝政和天下大事，甚至有人认为不可或缺。”万历年间曾经一度实行过严厉的新闻检查。《万历邸钞》曾载：‘科臣王元翰请禁发抄，惟在军国之机，而明旨所禁并及未奉谕旨一切章奏。’王元翰主张军国机密不宜在邸报上发表，并且一切未经皇帝批复的章奏也不能在邸报上发表。……万历懒于政事，许多章奏均被留中不下。……史称：当时的情况是‘由是朝中政事，四方寂然不得闻。’（《明史·金士衡传》）……南京户科给事中段然更是大声疾呼道：‘禁科抄之报，不使謄传，一世耳聋，万年长夜。’（原书注：《万历邸钞》第1619页）“（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84页）好在只是暂时的。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笔记记载过民间报房的活动，当时以此谋利的报房已经可以成为一个行业。当报房出现之后，邸报在民间的传播就是自然而然了。报业人员为了营利，苦心钻营，通过各种渠道获知朝报的内容，民间的报纸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抄传迅速，甚至默认留中不发不应发抄的内容，也曾经出现在邸报上。

“南宋时元兵南下，诏中外不许传播边事。此虽末世之政，然于军国机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乃至公卿往来，权贵交际，各边都府日有报帖，此所当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体，明如悬象，原无可掩。设有造膝附耳之谋，不可使暴于众，居然传播是何政体。又如外夷情形，边方警急，传闻过当，动摇人心，误事大矣。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当事大臣，利害所关，何不力禁？”（于慎行《谷山笔尘》卷11）

按制度，朝报每日抄传，但一定是在奏折经批复之后，留中的则不抄。温体仁家书就曾提及“两疏俱留中。故不抄传”（《鸥陂渔话》）

民间报房之所以能得到比正常渠道更多的讯息，是因为他们有得到消息的迅捷方式，比如与官员的僮仆互通，或者派专人在发布新闻的衙门外蹲候。有的奏折“未经奏闻先已有传”，比正常的朝报还要快。这样便成就了一个特别公开的政治环境，朝政大事的原始记载——奏折和批复——本来是政府内部运作的文件，在自上而下传发的过程中由于不做任何保密措施，便同时原封不动地散向民间，使得民间的读书人和普通百姓都有机会得知国家大事的确实始末。虽然民间邸报相对于官方，讹误的次数要多，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极其迅捷、稳定、准确的消息来源，而且广泛面对大众，所以明代百姓并非现代人想象中那样，遭受着难以言喻的蒙蔽、愚弄或禁锢，相反他们不缺任何认知的渠道。

己巳之变中的流言传闻，就是在这种比较开放、活跃的新闻环境下生长起来。北京的百姓在天子脚下，近水楼台，得知邸报、塘报的内容并不困难。尤其己巳这样的大变故，人们对战事信息的渴求比往常要多得多。战事的变化在己巳之变前半段时间对他们没有任何保密，从十二月初八开始禁止抄传塘报，“戊午……禁抄传塘报。”（《国榷》5507页）当时袁崇焕已经在狱中。兼之邸报的内容，就是直接的奏折和批答、塘报等，没有什么修饰和隐瞒。

从此可以知道了，北京军民对袁崇焕的了解，大部分是通过描述政事的邸报之中相关的事件。《崇祯长编》中所载的奏折和塘报，必定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袁崇焕杀毛文龙，全京师震动，袁崇焕卖粮给蒙古束不的，见于朱批，也见于邸报。可以说这一系列的事件，士民不乏了解。又逮捕袁崇焕之前相关的参奏有留中不发抄者，也有密奏者有，不具备可以向大家传播的条件，也就是说，官员或者太监对袁崇焕的微词，并不是民间对袁崇焕恶意流言的开端。则民间流言的依据，仍然是曾经发生的确凿事实，往来的塘报就足以告诉他们发生了啥事。

袁崇焕“必不令越薊西一步”的揭帖刚到，京师附近已经是“庐屋煨烬，尸骨撑距”；袁崇焕任敌越蓟，避敌不战，龟缩自保，请求入城，以铁铮铮的事实告诉民众，他袁崇焕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这时候还需要特别的传声筒向大众“广布流言”，那也把京师百姓看得太过蒙昧，他们之中聪明睿智者有之，饱读诗书者有之，腰缠万贯者有之，善良仁爱者有之，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得知确凿消息，也并不缺乏判断忠奸的能力，为什么流传于百姓之中的传闻就一定要被叫做“讹传”？北京百姓没指控过于谦，没有恶意嘲讽过为他们誓死杀敌、血洒疆场的满桂，足以证明他们有正常的是非观和良知。诚如一位明代史官所说：“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

抛开史料错误记载的迷雾，既没有什么反间，几十万的京师百姓也不曾受到欺诳，不仅仅在己巳之变，也在此前和之后，在整个的明朝大部分的时间，当时的人自有他们自己造就的环境，自然而然。缺乏的，仅仅是现代人对他们的理解。

理解明朝邸报制度，依据正常的逻辑分析，就会发现所谓的反间计没有存在的可能，被全体北京人片成烤鸭生吃掉的袁崇焕不可能是被冤枉的。

广渠门之战，袁崇焕率万余辽镇兵力敌后金左翼四旗精锐，将其击退，辽镇小胜、险胜。这件事明清双方均有记载、加上朝鲜是第三方，战斗发生确定无疑。（具体看：玄同：广渠门之战详解）

但要说“袁崇焕打八旗打赢了”，这就不是一个准确的表述，非常不专业。广渠门之战只是一场战斗胜利，战后京师“稍安”，但对战役影响有限，还不能说就是“打赢了”。

战争时期，双方都会宣扬胜利，鼓舞士气，难免有一些夸大宣传。现代应该客观陈述——那就是一场战斗胜利，只是小胜，并非大胜，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并未挽回战役败局。至于“京城老百姓还都以为是袁崇焕把八旗引过来的”那是因为政敌造谣抹黑，并且迎合了皇帝甩锅的需要，在当时成为舆论主流……明代政争激烈——朝堂上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论资排辈，你要想入阁、想当首辅，就得想方设法把前面的人搞掉。

通过整倒袁崇焕，拉钱龙锡下马，进而完成“倒阁”，然后便可以“总把新桃换旧符”……

袁崇焕属于“技术型干部”，干活可以，仗打得不错，但政争末流。平台召对时提出“若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被抓了小辫，给了政敌歪曲宣传和造谣抹黑的借口。（推荐看：如何评价“袁崇焕五年平辽一年平到北京”这句话？）

政敌在背后使绊子、捅刀子。一边高喊“五年平辽”，架秧子起哄不嫌事儿大（通过舆论引导，把“复辽”哄抬为“平辽”），不能平就要治袁崇焕“欺君之罪”；一边暗中阻挠，不给袁崇焕复辽的条件。自崇祯二年搞“裁兵节饷”，裁减两成军费预算。崇祯二年是历史上军费最少的一年，预算四百八十万，实际用了五百一十三万。（之前每年军费六百万上下；崇祯三年因为“己巳之变”，增加到将近九百万，此后每年不少于一千万，一直支撑到崇祯十五年……）

大家看《三国演义》，周瑜想杀孔明，命他督造十万支箭，暗中“吩咐军匠们，叫他们故意迟延，造箭用的材料不给他准备齐全。到时候造不成，定他的罪”。那虽然是故事，但也来源于生活，这叫“釜底抽薪”、“上屋抽梯”，此计甚毒！

更为严重的是，在对蒙外交的关键问题上，蛊惑崇祯不听袁崇焕忠言，叫停市米将东蒙古推上后金战车，由是边事不可为！同时也把皇帝拉下了水……《崇祯实录》：“初，广宁塞外有炒化、暖兔、贵英诸部。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部。皆受赏。至是，中外迎上（崇祯）旨，并革其赏。诸夷已閧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於是东边诸部落群起飏去，清遂尽收诸部而边事不可为矣。”

“己巳之变”中，政敌又引导舆论，指责袁崇焕“遣散援军”，不在蓟州进行拦截，致使奴寇纵入京畿……

（现代认为：袁崇焕并无大错，蓟西拦截失败的关键因素是三河不设防。袁崇焕调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侯世禄不听指挥，奏请就食通州；朝廷批了。导致战线出现漏洞，被皇太极钻了空子。战术推演：如果侯世禄驻防三河，拒河而守，即便皇太极绕过蓟州，也没有那么容易渡河，进逼京畿——尽遣精锐强渡不是不可以，侯世禄很可能守不住，但这样一来首尾不能兼顾，辽镇可以趁机捅他的“屁股“……。

历史上因为朝廷批准侯世禄不驻三河，袁崇焕的部署终成画饼。）“广渠门之战”后，宣扬“九千破十万”（过分夸大，捧杀这招向来好用），成功引爆了皇帝的猜忌……

崇祯想：辽镇既能够“九千破十万”，为何不在蓟州堵截？袁崇焕有异心……政敌则引导舆论说：明军完全可以打败后金，主要是将帅出了问题，如果换掉“胆怯无能"的袁崇焕，用敢打敢拼的满桂，定能野战退敌……崇祯信了，亲自将袁崇焕拿下，拜满桂为武经略，拼凑四万大军让满桂出城退敌。

永定门之战，满桂全军覆灭，而敌军伤亡极小，几可忽略。皇太极歼灭满桂后，分兵大掠，明朝的损失远胜于前……然而此时，崇祯皇帝已经被彻底拉下水，必须甩锅给袁崇焕。（与三国袁绍杀田丰同出一辙）

至于“老百姓”——“老百姓”了解多少军国机密？他们不懂军事、不懂外交，还不是听朝廷怎么说？锦衣卫满城抓捕“袁崇焕奸细”，甚至闹出七名“奸细”从诏狱里不翼而飞的大乌龙……又把从未到过辽东的山西木匠抓起来拷打，逼他招认受督师指使刺探京师，而且不许翻案，立付重辟……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和政治高压下，知情人不是被逮捕杀害，就只能闭口不言，扭曲认知再正常不过……到南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再回头一看：当初就袁崇焕对八旗主力打了胜仗。于是平反，谥“襄愍”。

袁崇焕被公认为民族英雄始于民国，直至今日……

很多人为袁崇焕被剐喊冤的同时完全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明朝为了防御蒙古诸部袭扰在，沿长城险要设置了九边重镇，历代都派遣重兵据守，其中后金军从辽东沿今天内蒙古，山西突袭河北，北京的路线就在九边中宣府，大同，蓟州三镇的防御范围内。而袁崇焕受崇祯皇帝宠信正隆的时候，受封的最高军事职务是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地军务，总览了明末北方国防力量的最高调配权力。

归结后金军队能够越过明军防线，一路破城劫掠，成功奇袭京畿，并且毫无顾虑地成功掳掠带走山西河北大量财帛人口，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毫不知兵，刚愎自用的袁崇焕在总览了明末最高国防权力后擅自更改了历代行之有效，重兵分戍九边，互相呼应，拱卫京畿的国防战略。

在袁崇焕之前熊庭弼，孙承宗防御后金的策略仍然是倚重长城防线的宣府，大同，蓟州三镇守军，结合关外的宁辽锦等坚城构成防御体系。

而袁崇焕在向崇祯帝诳称能五年复辽后，对之前熊，孙的战略部署全盘推翻，将明朝对后金的国防重点更改为以辽人守辽土，在辽东疯狂筑坚城布重炮和抽空原先关内长城防线的军事部署。将明末捉襟见肘的军事预算全部浪费在关外对后金一线的筑坚城，养守军上。

而明朝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九边的驻军规模从前期的六十万，到万历朝规模最大的八十万，天启年间和崇祯元年的59万，尤其大同，宣府，蓟州这些拱卫京畿的军镇平均驻军都在几万人左右。

而袁崇焕在对后金防御的战略部署上，迫于五年平辽的压力和为了调整对辽东一线的侧重，将关内几镇的兵力分别采取了裁撤和调拨到关外的方式来压缩关内的军费。将原先几镇的防御任务全部指望给与亲明的蒙古林丹汗部。在后金皇太极拉拢科尔沁蒙古，歼灭吞并了林丹汗的势力后，率领十万大军经蒙古草原一路南下，原先几镇的防线如今对于后金来说如若无人之境。关内京畿沿线的军镇城市在真空状态下纷纷沦陷，一时之间京畿附近竟然出现无兵可调的荒唐局面，袁崇焕的援军在听任后金军队把京畿周边劫掠一空后自行离去。

所以史实上根本不存在袁崇焕战胜驱离后金军队的真相，袁崇焕的大罪在于缺乏战线概念，明朝历史上蒙古人绕过长城袭扰京畿并不罕见，可是唯一制衡边患的重镇大军全被袁大人搅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