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将领回忆：红军飞夺泸定桥战斗的始末缘由

1935年，当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西康时，这里的国民党军属于川军刘文辉部队，在红军进入四川之前，四川军阀刚刚打了一场二刘之战，这也是四川军阀内战规模最大的大战役。最后刘湘战胜刘文辉，将其赶到了贫瘠的西康。当时的刘文辉处境非常困难，可以说是内外交困。

在军事上，刘文辉表面上拥有8个步兵旅，但实际上编制很小，一个连只有90人。武器恶劣，每个连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步枪无法使用。兵额缺额很多，在纵横2000-3000里的西康四散分布。刘文辉的8个旅20个团，实际人数只有不到2万，武器主要是成都制造的步枪和82迫击炮，射程和精度都比较差，川军除刘湘部队以外，其他川军基本上大多没有轻机枪，即便如此武器和弹药也都非常缺乏，因而战斗力很有限。

刘文辉明知道不能和红军打，一碰就垮，但是又不能不打，不打给个贻误军机的罪名，西康的地盘就要丢了。

最后，刘文辉川军的办法就是处处防堵，等待追击部队到来。蒋介石在红军进入西昌后，电令刘文辉加强大渡河防御。效仿清军围堵石达开的办法，遏制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狭小地区。

大渡河两岸多悬崖峭壁，人烟稀少，渡口极少，渡船很少，因水流湍急，处处有暗礁，有旋水，水性又寒冷，所以不仅行船非常困难，就是横渡起来也比长江还要难。

刘文辉川军第24军到达后，决定派杨学瑞旅李全山团（缺1个营）大约数百人防守大渡河上铁索桥。其他部队在二线部署。

当时担任河防的川军认为红军还在2,300里外的地方，因而放松警惕，自认为高枕无忧。5月26日，红军以强行军突然强度安顺场，另外一路红军直扑铁索桥。铁索桥官名，泸定桥。在康定下游120里的泸定县，是大渡河上唯一的一座铁索桥。铁索桥是用1尺多个的铁环相连接修成。桥长80丈，宽8尺。上面铺着3尺宽的木板，在两岸桥头还有木料造的楼房。

李全山团已经撤除了桥面木板，仅留下摇摆不定的铁索。5月26日，红军翻越山岭向泸定桥急行军，28日，突然出现在泸定桥南岸，于夜间集中火力趁敌不备，猛烈开火，轰击泸定桥北岸木制楼房和守军，楼房瞬间成为弹巢，守军抬不起头来。或伤亡或逃跑，楼房也燃起大火，此时红军突击队开始踩着铁索向对岸突击。守军看到惊慌失措，呆若木鸡。

虽然桥左右都有民房，但是川军并没有做射击准备，从后来增援来的川军冲进民房，利用窗户向外开枪拦阻红军，当红军到达距离桥头30米时，开始投掷手榴弹，此时，恰巧又有几发红军的迫击炮炮弹砸进川军增援部队的人群里，守军纷纷后退，红军突击队成功冲过桥头。在后面的红军此时已经用准备好的木板铺面桥面，红军大部队冲过铁索桥扩大战果，川军全部溃散。

飞夺泸定桥的成功，首先说明红军拥有超强行军能力，组织能力和勇敢善战。其次是川军对于防御非常马虎，并没有在两岸桥头，修建防御工事。连桥头民房，都没有开设射击孔，就更谈不上组织火力严密封锁了。只是松垮的驻守在北岸木制楼房里。

川军在当时的军阀部队中以待遇和武器差而著称。不要说处于贫瘠西康的川军第24军，就是驻防成都，重庆的川军精锐模范师，也是一样不堪。例如川军模范师廖海涛旅，对部队从来不发军饷，到处敛钱在成都，重庆修建大洋楼，在家乡购买田地。只是每隔几个月给士兵发半块银元，给军官2-5块银元。平时伙食费也不按时发放，就是发下来，团长，营长和连长还要克扣。

部分士兵吸大烟，不过足瘾，不能行军，也不能作战。连长们的勤务兵都要背着鸦片，看到烟瘾范了的士兵，就给他们一小块，不至于掉队。士兵的服装不安季节发放，棉衣肯定是没有，就连棉背心都不是人人都有。

士兵每到一地就翻箱倒柜找老百姓的衣服穿在里面。后来，军服破烂了，就直接穿老百姓的衣服，只是在头上扎上白头巾，背着竹背筐和步枪。被强拉的士兵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没有战斗常识，既不知道怎么瞄准，更不懂隐蔽身体，更不用说班排战术。

士兵生病就沿途抛弃，由于部队缺额大，即沿途强拉民夫，将步枪打捆让其挑着跟着行军。

由此可以看到红军与腐朽的军阀部队的差距。当红军集中全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一起打向桥头时，川军就已经心理崩溃了。当他们看到红军突击队拿着自动驳壳枪猛烈射击，沿着铁索突破的时候，这些几个月发不到半块大洋的士兵，也就背着竹篓子逃跑了。红军是为了理想而战，川军只是为了混口红薯饭，这才是本质的区别。

回忆者包括川军第24军参谋长王靖宇，川康第1师第1旅第56团营附梁骏范，川军第21军模范师特务团连长张劲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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