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贫困观念

帕特里克·科尔克霍恩（Patrick Colquhoun）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后期对旧穷人法最杰出的批评者之一，他在1815年写道：“人类的聪明才智在改善穷人状况的手段上可能比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都用的多。”

科尔克霍恩的公共教育计划反映了城市快速增长存在潜在危险，著名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如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卡姆斯勋爵、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和大卫·休谟，都十分赞同科尔库霍恩的担忧。

科尔克霍恩是为了改善贫困的主要发起者之一，这对现代公共卫生和社会政策至关重要。

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居住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英国人的比例发生了巨大变化，城镇的人口现在接近总人口一半。

科尔克霍恩明确谈到了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对人口和治理的处理方法，他使用从1803年议会选举中收集的统计数据来估计英国和爱尔兰的总人口计算出“每三十年（为新一代指定的期限），如果不采取补救措施，至少有七百万成年人会加入全国人口中”，而且他们接收不到任何教育。

自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以来的三十年里，人口的显著增长导致了“人民道德的迅速退化，并大声呼吁对英国社会下层阶级的教育给予特殊程度的关注”。

马尔萨斯在《论人民原则》（1826年）的最终修订版中参考了科尔库霍恩的思想，马尔萨斯作为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公共福利状况评论家，与汉堡改革家卡斯帕·冯·沃格特男爵和慕尼黑行政长官兼科学家本杰明·汤普森爵士一起成为了三人组。

马尔萨斯对科尔库霍恩关于贫困和社会政策的讨论表示赞同，而科尔克霍恩在欧洲的声誉得益于《大都会警察论文》的德语版（1802年）和法语版（1807年），到1799年，该论文扩大到六个英国版本。

科尔库霍恩作为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出生在亚当·斯密之后，他在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认为贫困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富是劳动的后代，而劳动只能来自贫困状态。因此，贫困才是公民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

科尔克霍恩想要重塑英国的社会政策，他在《贫困论》里详细阐述了早期论点，并在1815年重申：“只要可行，通过立法条例和适当的鼓励，应该把尽可能多的人归入生产劳动者阶层。”

对于科尔克洪和其他启蒙理论家来说，贫困实际上是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然而，这种信念促使他支持和改善穷人的状况，特别是通过发展教育提供。

尽管帕特里克·科尔克霍恩（Patrick Colquhoun）从事私人慈善事业，但他认为必须在国家政府的主持下管理福利和社会政策的新概念，这一点在他主张改革穷人救济的论点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作者认为：公共教育作为社会政策的核心机制，是科尔库霍恩国家现代化的详细设想的核心。然而从整个国家来看，对于私人慈善的努力来说，这种设想似乎太庞大了。

1806年，科尔克霍恩解释说：“立法机关的帮助对于计划生效是必要的。”虽然慈善努力是有价值的，甚至可以在较小的规模上取得效果，但最佳结果将是建立一个社会各阶层都能获得和负担起的国家教育系统。

帕特里克·科尔克霍恩（Patrick Colquhoun）对教育的关注引起了英国人辩论的共鸣。

科尔克霍恩利用他在美国（1761-1766 年）和格拉斯哥（1767-1789 年）作为商人获得的金融专业知识，描述了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恶性循环，以及这种情况如何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导致穷人工资大幅下降。

科尔克霍恩对教育问题的解决方案是采用安德鲁·贝尔的监督系统来升华的，他将其作为威斯敏斯特自由学校课程的指导原则，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提到贝尔的核心教学和组织方法，并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自由学校实施。

贝尔的《穷人教育的布道摘录》（1807年）和他在伦敦大学参议院图书馆的《在道德、宗教原则以及有用工业的方面培训穷人儿童的国家机构草图》（1808年）被交给给帕特里克·科尔库霍恩。

贝尔在自己的《穷人教育布道摘录》（1807）中引用了科尔库霍恩在《贫困论》（1806年）中关于英国穷人教育匮乏的统计论点。

贝尔称科尔库霍恩的《论贫困论》是关于人民状况、道德和下层阶级改善的事实。

两位苏格兰活动家之间这种亲和力的基础是什么？安德鲁·贝尔（Andrew Bell）和科尔库霍恩（Colquhoun）一样，试图说服议会英格兰教会合作，以支持全国性的公共教育体系。

在十九世纪的前十年，他们问读者：“那些缺乏教学手段的儿童和宗教教育是否应该取决于个人、社会和教区的偶然指导，或置于立法规定和控制之下。”

对于贝尔和科尔库霍恩来说，苏格兰的国家教育体系是十九世纪初英格兰最好的例子。贝尔分享了科尔库霍恩对快速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是如何避免社会的，以及科尔库霍恩评估苏格兰和英格兰模式的比较方法。

1808年，贝尔强调了苏格兰大法官书记员在主持格拉斯哥巡回法院的讲话。贝尔在结束他的《国家穷人儿童培训机构草图》（或国民教育计划，1808年）时引用了苏格兰法官对苏格兰公共教区教育好处的认可。

由于英国在这一时期参与欧洲战争和海外殖民扩张，在世界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和部署，证明了大众教育可能带来的潜在好处。

特别重要的是在贝尔监督系统的基础上组织的大规模教育，科尔克霍恩强烈支持他的威斯敏斯特自由学校。

但教育和工业完美结合最有影响力的奇观是在切尔西的皇家军事庇护所，贝尔兴奋地说：“在那里，裁缝和鞋匠都有想相应的 班级，并让他们的老师在马德拉斯系统指导他们。

就像科尔克霍恩一样，安德鲁·贝尔（Andrew Bell）坚信，公共教育对于英国解决工业化日益严重的问题是必要的。

至关重要的是，科尔克霍恩一生都非常关注帝国政策，这深刻地塑造了他的思想和对一系列社会方案的倡导，包括他强调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满足穷人需要的国家教育制度。

正如科尔克霍恩最早的传记中所讨论的那样，他在弗吉尼亚州为一家苏格兰跨大西洋烟草公司担任代理人，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

随后，他一直是威斯敏斯特政府与美国殖民叛乱分子开战的主要支持者，并为那些因美国独立战争而遭受经济损失的人提供赔偿。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科尔克霍恩确实被视为该国全球贸易的专家之一，虽然其中大部分是殖民地贸易，但他也值得被公认为亚当·斯密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帝国评论家之一。

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殖民帝国国家越来越感兴趣，这与英国历史和研究教育特别相关。许多学者会争辩说，英国殖民国家比英国本土更具权威性（实际上是专制）。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英国在殖民边缘和国内宗主国的治理发展之间，有着相似之处，政策可以在一个地方制定，然后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倡导者接受了科尔克霍恩在《大都会警察》中为伦敦倡导的所有建议。然而，在殖民地发展的思想流回了英国本身。

对于帕特里克·科尔克霍恩（Patrick Colquhoun）来说，最初在马德拉斯东印度公司的主持下实施的殖民教育模板是他教育英国穷人的核心，英国大众教育的最初模式是监督系统。

科尔克霍恩的灵感来自安德鲁·贝尔（Andrew Bell）对他在印度工作的描述，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伦敦的约瑟夫·兰开斯特（Joseph Lancaster）。

然后，科尔库霍恩通过他对威斯敏斯特自由学校模式的倡导，在帝国海外构想的回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方式最初适应了殖民环境，然后转移到英国本土。

监督系统是帕特里克·科尔库霍恩倡导的威斯敏斯特自由学校模式的核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明确地借鉴了苏格兰圣公会同胞安德鲁·贝尔的教育计划，并借鉴了英国贵格会约瑟夫·兰开斯特。

“国家感谢安德鲁·贝尔牧师的天才、能力和坚持不懈的事业，他是东印度群岛马德拉斯的英雄。”科尔克霍恩兴奋地说：“他为穷人制定了最开明的教育计划，正是根据这个计划，乌节街的自由学校将如期开放。”

总之，帕特里克·科尔库霍恩（Patrick Colquhoun）与这个时代的近代历史学家一样，将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视为重塑世界的关键时期。

科尔克霍恩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通过对财富和人口的详细统计估计，在他关于大英帝国的财富、权力和资源的惊人论文中阐述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发生的巨大变化。

正如科尔克霍恩所描述的那样，英国抓住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成为了全球霸主之一。

英国现在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可以通过对十九世纪国际关系体系的主导地位和作为主要殖民帝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将英国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制度投射到世界各地。

帕特里克·科尔克霍恩（Patrick Colquhoun）反映了他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政治经济学新兴学科的知识联系，是英格兰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公共教育倡导者之一。

尽管科尔克霍恩的详细建议包含在广为流传的著作中，例如他1806年出版的《劳动人民新的教育体系》一书，虽然这并没有立即实施，但它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有助于塑造国家在支持和控制公共教育作为社会政策和国家建设的关键工具。

科尔克霍恩教育目标的核心是在四分之一世纪的全球战争和社会经济变革中灌输工作纪律和帝国的忠诚。他的新教育体系旨在促进社会、工业、人民的发展。

科尔克霍恩在十九世纪头十年，作为伦敦威斯敏斯特自由学校的创始副校长，试图直接实施这些教育目标，并在他的著作中推广这种教育模式。

文献参考：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1826）

安德鲁·贝尔《关于穷人教育的布道摘录》（1807）

帕特里克·科尔克霍恩《劳动人民新的教育体系》（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