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之败：一代枭雄努尔哈赤永远挥之不去的痛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太子河，华丽的龙舟里，努尔哈赤躺在厚厚的毡毯上，眼望棱窗外的湛蓝天空，身上的毒疽隐隐作痛。

“难道这就是天命？”壮志未酬的他心中无限遗憾，虽然完成了女真的统一，却无法见到攻破京师的那一刻，而这，恰恰是他起兵反明时的愿景啊。

为了这个愿景的实现，努尔哈赤穷尽了毕生的精力：谋建州，平海西，统野人，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政权，打造出一支可以与明廷相对抗的尖锐长矛；

战萨尔浒，迁都辽阳，尽取辽西，确立起自己在东北边陲的绝对统治权。为了进一步对大明王朝采取行动，他甚至不惜放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新都辽阳，迁都沈阳。

迁都沈阳，是努尔哈赤在一统辽东之后做出的又一大举措。“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可见从战略角度上来说沈阳要比辽阳更为有利。

同时，“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从经济利益方面来看，也是辽阳所无法比拟的。让努尔哈赤下定迁都决心的，更出于当时辽东、辽西的局势。

广宁之战后，后金的战线拉得过长，领地内矛盾纠纷不断，努尔哈赤无力维系后院的稳定，被迫作出了毁弃广宁、弃守辽西的决定。这就给了明廷以喘息之机。

待到孙承宗、袁崇焕固守宁远，后金政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公（孙承宗）渐东，奴（努尔哈赤）惧，遂弃宫室而北徙于沈阳……自筑宫于瓮城，屡不就……”努尔哈赤弃守广宁的弊端显露出来。

另外，迁都辽阳之后，女真人和汉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努尔哈赤所采取的镇压手段只会激化矛盾。辽阳城已经是鸡犬不宁之地，丧失了一国之都的意义，努尔哈赤唯有再行迁都。

1626年，努尔哈赤亲率十三万大军，号称二十万，围攻明关外要塞宁远城（今辽宁省兴城市），遇到明将袁崇焕抗击，久攻不下，背发痈疽而死。

孙承宗毛遂自荐督师辽东的那一年，山海马世龙等人频繁出巡被努尔哈赤攻取又弃守的广宁、三岔河一带地区，驻守在辽南的毛文龙，没有了山海关的后顾之忧，也活跃起来，对靠近三岔河一带的牛庄（今辽宁省牛庄镇）、跃州（今营口北牛庄附近）等为后金政权所据的各城不断骚扰。

此外，麻羊岛守备张盘夜袭金州（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让女真人终日惶恐；复州（今辽宁省瓦房店市西北复州）的后金总兵刘爱塔偷偷地向登莱（今山东省登州和莱州）地区运送军备物资，并且希望把复州当为明军的内应，一旦明军向后金展开进攻，便与其里应外合等。毫无疑问，这些对后金政权的稳定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除了来自明军方面的压力外，后金政权还面临着塞外蒙古各部的觊觎。这些不利之局逼迫努尔哈赤必须对他的战略防御问题进行重新考虑。因此，为了在战略上取得主动，他只能选择将后金的首府迁往沈阳，并将沈阳改称为盛京。

虽然迁都盛京，但后金政权的稳定问题仍然无法解决，汉民与女真贵族之间的矛盾也不会因为迁都而化为乌有，努尔哈赤能做的，只能迎着孙承宗和袁崇焕打造出来的铜墙铁壁进一步扩张领土。

恰在这时，明廷的党争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

此时的明廷朝政大权已经完全旁落在了“九千岁”魏忠贤的手里，天启帝朱由校只知道在后宫当他的木匠，对朝政大事基本上是不闻不问，这更让阉党有恃无恐，大力排除异己。不幸的是，孙承宗正是阉党眼中的异己之一。

孙承宗经略辽东之后，一时间功高权重，誉满朝野。势力猖獗的魏忠贤和他的党羽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值得利用的人，威逼利诱，魏忠贤动用了各种手段去拉拢这位封疆大吏。而孙承宗对阉党深恶痛绝，对魏忠贤抛来的橄榄枝视而不见，这就让一向专横跋扈的魏忠贤对他怀恨在心。

明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孙承宗到蓟、昌西巡。此时恰临近十一月十四日，正值天启帝的生日，孙承宗便上书朝廷，希望入朝为皇帝庆贺万寿节，并打算借此机会当面向皇上汇报机宜。

把握朝政大权的魏忠贤在皇帝之前先得知了此消息，生怕孙承宗拥兵入京，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来。于是“绕御床哭。帝亦为心动，令内阁拟旨。

次辅顾秉谦奋笔曰：‘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夜启禁门召兵部尚书入，令三道飞骑止之。

（魏忠贤）又矫旨谕九门守阉，承宗若至齐化门，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闻命而返。忠贤遣人侦之，一襆被置舆中，后车鹿善继而已，意少解”。

紧接着，魏忠贤和他的阉党党羽称孙承宗是“拥兵向阙，叛逆显然”，意图借此事来扳倒孙承宗，但天启帝不是不理朝政的万历帝，心中还有点儿分寸，对魏忠贤的攻讦没予理会。

次年，太监刘应坤在魏忠贤的委派下前往山海关犒军，带去帑金十万两，然而孙承宗一点儿也没给魏忠贤面子，鄙视之意溢于言表。

同年八月，马世龙轻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其实是后金方面的间谍）刘伯镪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结果掉进了努尔哈赤早已设好的圈套，惨败而归。

柳河之败正给了阉党挤垮孙承宗的口实，以马世龙损失670匹马、大量甲胄等军用物资为借口，向马世龙发起了围攻，其根本的目的还是要弄倒孙承宗：弹劾奏折雪片一样飞向天启帝的御案。

阉党的无耻手段让孙承宗大为恼怒，连上两书称病辞官。天启帝拗不过去意已决的孙承宗，只得应允。

孙承宗罢官，辽东经略一职再度出现空缺，魏忠贤趁此机会将自己的同党高第推上了辽东经略的位置。

胆怯无能、对军事又一窍不通的高第抵达山海关后，将孙承宗所做的军事防御部署全部推翻，将锦州、右屯、大凌河、宁前诸城守军，连同器械、枪炮、弹药、粮料等后勤物资一并移到关内，绵延400里的关外土地弃。

高第的胡乱部署让朝野上下响起一片反对之声，袁崇焕更是怒不可遏，他在给高第的揭言中说：

“兵法有进无退，锦、右一带，既安设兵将，藏卸粮料，部署厅官，安有不守而撤之？万万无是理。脱一动移，示敌以弱，非但东奴，即西虏亦轻中国。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动居民，锦、右摇动，宁、前震惊，关门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

然而袁崇焕仅仅是一个监军，无力改变身为兵部尚书、手持尚方宝剑的高第的决策，更何况高第背后还有把持朝政的阉党撑腰，所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第将锦州、右屯、大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的屯兵屯民尽皆驱赶入关，10余万石粮谷被抛弃。

这次不战而退，闹得军心不振，民怨沸腾，尸体塞路，哭声震野，刚刚振奋起来的士气又再次陷入低谷之中。

得不到上司支持、朝中又没有后台的袁崇焕不甘心就此放弃辛辛苦苦打造出的防线，决意死守宁远。在关外城堡撤防、兵民入关的极为不利情势下，袁崇焕率领一万余名官兵孤守宁远，抵御后金。

明廷因为内斗而产生的自我消耗给努尔哈赤创造了再侵朱明的良机。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正月十四，努尔哈赤率领十万八旗大军，西渡辽河，直取孤城宁远。

十万士气高昂的八旗大军，一万多被朝廷弃之不顾的明朝军队；一位是积蓄了数年力量、一生未逢一败的后金国主努尔哈赤，一位是孤立无援、从未参加过战争的山海关监军袁崇焕。双方就在这样的悬殊中，于正月二十三拉开了战幕。

然而让努尔哈赤没有想到的是，历时四天的大战，竟然以自己的惨败而告终。

明军缘何能以孤城取胜

袁崇焕驻守孤城宁远，城中士卒不满2万人。但城中兵民，“死中求生，必生无死”，誓与城共存亡。他面临紧急态势，上奏疏，表决心：“本道身在前冲，奋其智力，自料可以当奴。”他采纳诸将的议请，做了如下守城准备：

第一，制定兵略，凭城固守。宁远战前，彼己态势，强弱悬殊。袁崇焕前临强敌，后无援兵，西翼蒙古不力，东翼朝鲜无助，关外辽西，宁远孤城，只有扬长避短，凭坚城以固守。

他尝言：“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以实不以虚，以渐不以骤。”他汲取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西（平）、广（宁）失守的惨痛教训，不出城外野战，决意凭城坚守，拼死固守。

敌诱不出城，敌激不出战。袁崇焕守卫宁远的要略是：孤守、死守、固守。

第二，激励士气，画地分守。袁崇焕偕总兵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也作“刚”），通判金启倧等，集将士誓死守御宁远。他“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

又部署官兵，分城防守，画定责任：总兵满桂守东面，副将左辅守西面，参将祖大寿守南面，副总兵朱梅守北面；满桂提督全城，分将画守，相互援应。袁崇焕则坐镇于城中鼓楼，统率全局，督军固守。

后金大意失荆州

在政治方面，后金进攻宁远的战争，已由统一女真各部、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战争，变成为掠夺土地人民、争尽皆放夺统治权力的不义战争，因而遭到辽东民众的强烈反对。

尤其是努尔哈赤对辽沈地区汉族人民的错误政策，引起后金与明朝两方面辖区民众的不满和恐惧，从而促使宁远军民拼死抵御后金军的进犯。

在军事方面，三年之间，后金兵没有大的野战，军队怠惰，兵无斗志，器械不利；忙于整顿内务，未做军事准备。明朝袁崇焕却在积极备战，修筑坚城，整械备炮，训练士马——组成关宁防线。

而西洋大炮也是袁崇焕获胜与努尔哈赤失败的一个基本因素。后金打了一场最为兵家所忌的无准备之仗，后果可想而知。

袁崇焕，在大明将领们节节败退、丢盔弃甲时。他毅然决然的站了出来。

在友军，在整个朝廷都不看好，都在唱衰的时候，他“虽千万人吾往矣”，走上了一条逆行者的道路。

他坚持、勇敢、果决、努力、这样的人不胜利，什么样的人胜利？

宁远之战的意义不止于此，他不仅仅是袁崇焕的胜利，更为大明江山的统治者们打开了另外的一种思路，那就是，敌人并非战无不胜，大明仍有热血男儿。

宁远之战的胜利，为岌岌可危的大明王朝延续了不少寿命。可惜，江河日下的大明王朝并不能在袁崇焕的手中起死回生。有魏忠贤等奸佞小人在朝内把持朝政，大明王朝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