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运动和非洲历史的恢复与弗朗茨·法农的反对意见

黑人运动是1930年代在巴黎兴起的反殖民运动。

它的中心主题之一是黑人，“黑人”一词是由该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创造的，意思是“黑人”或“黑人人格”。

另外两位通常被认为是该运动的创始人是莱昂·贡特兰·达马斯和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这三人都来自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国家。

任何运动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塞泽尔、达马斯和桑戈尔受到哈莱姆和海地文艺复兴的影响，拉巴卡（2015）将黑人运动的根源追溯到W. E. B. Dubois的思想。

Sharpley-Whiting观察到，妇女对黑人运动的贡献通常被忽视，Jane Nardal已经在1928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列出了后来成为其特征的许多主题。

不同的思想家在黑人运动的旗帜下提出了不同的想法，但所有黑人作家的共同中心目标是发展一种新的黑人身份，以替代殖民的黑人概念。

殖民思想认为白人是优越的、文明的、理性的、聪明的和完整的人。黑人被认为是低等的，原始的，不文明的，不那么聪明的，不那么理性的，不完全是人类（后者有时被描述为不太进化）。

白人也具有特殊的规范地位——它被认为是人类的标准状态。因此，根据殖民思想，黑人不仅与众不同，而且有缺陷。

当时，来自法属加勒比地区的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是法国人而不是黑人，将殖民思想应用于非洲的黑人。

当他们前往法国并发现白人认为他们是黑人而不是法国人时，这种自我概念就颠倒了。与此相反，黑人作家为所有黑人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非洲化身份，转向当时鲜为人知的非洲历史作为灵感。

此外，他们强调恢复非洲历史是对长期以来非洲没有历史的说法的挑战。

黑格尔写道：非洲不是世界的历史部分;它没有运动或发展来展示我们非洲正确理解的是非历史的、不发达的精神，仍然卷入纯粹的自然条件。

对黑格尔来说，拥有历史并不意味着仅仅存在于时间中。历史是一群人向建立其自由的社会结构的理性发展和进步。

当然，还有自然史这样的东西——一门研究自然界和生物体发育的长期学科。但这不同于构成人类意义上的历史的理性联系的事件序列。

黑格尔认为，非洲人没有历史，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如欧洲人进化）。

因此，他们的社会是静止的，不会以理性的方式朝着实现自由的结构发展和进步。因此，非洲人生活在一种类似于动物生存的自然状态中。

黑格尔持有这种观点远非唯一，至少在某些方面，类似的观点一直持续到20世纪。

在196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了一轮系列讲座，牛津大学的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教授地指出，前殖民时期的黑非洲没有历史。

像黑格尔一样，特雷弗-罗珀的主张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历史“本质上也是一种运动形式和有目的的运动”，所以一个静态的社会——就像那些被认为存在于非洲大陆的社会——不会改变和发展，这不是历史的。

此外，特雷弗-罗珀认为，“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发现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因此，历史只关注那些更广泛地为世界进步做出贡献的社会。

由于特雷弗-罗珀假设过去的非洲人没有做出贡献，因此研究非洲的过去只是“在风景如画但无关紧要的地球角落里，野蛮部落的无回报的回旋自娱自乐。”

在《黑皮肤，白面具》第8章主要是关注恢复非洲历史的问题，法农在本章中提出了三个反对意见。

首先，对于非洲没有历史的观点，有两种广泛的反应。人们可以反驳非洲社会是静态的、原始的、对世界发展没有影响的说法。

或者，人们可能会质疑历史的概念只关注社会的理性发展和向某个终点的进步，以及相关的主张，即拥有历史是完全人类的标志。

黑人运动恢复非洲历史就是第一个反应的例子。黑人作家反驳了原始不变的非洲的观点，表明过去有非洲文明，这些文明在世界事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法农认为，我们应该选择第二条反应线。前者根据殖民主义本身的条件进行辩论;因此，它接受某些殖民观念——文明是完全人类的标志;黑人和白人属于根本不同的种族。

法农将这种情况与被邀请回应里昂的一篇学生文章进行了比较，该文章“使爵士音乐在现代世界中成为同类相食的破坏”。

法农告诉我们，他拒绝了请求所依据的前提，而不是试图争辩爵士音乐不是一种同类相食的形式，我们应该在这里做同样的事情。

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只有生活在文明中的人才是完全的人。“十五世纪发现黑人文明的存在并没有赋予我人类的专利”。

黑皮肤的人和白皮肤的人彼此没有根本区别。

相反，种族只有在社会建构的范围内才存在。“黑人不是比白人多”。

“我的黑色皮肤不是特定价值观的包裹”，由于除了文化思想和社会制度造成的差异之外，黑皮肤的人和白皮肤的人之间没有真正和重要的区别，非洲历史的存在对法农的那种存在没有任何影响。

诚然，作为一个过去几百年祖先来自非洲的人，非洲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法农。但作为一个人，整个人类历史也属于法农。

法农的第二个反对意见是，黑人运动的最终目标是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这基本上包括结束对最受压迫者的剥削。

但是，非洲历史的恢复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法农评论说，虽然过去的非洲文明是“最感兴趣的我绝对看不出这一事实会如何改变，在马提尼克岛或瓜德罗普岛甘蔗田工作的八岁儿童的生活。”

对殖民地工人的虐待有两种方式可以结束：殖民者可能会改变主意并停止剥削他们，或者被殖民者可能会为自己的解放而战（两者都可能发生）。

法农认为，非洲历史的恢复在通往解放的道路上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将对殖民者对待被殖民者的方式产生影响。殖民思想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被殖民者在某种程度上不那么人性化，这（部分）证明了对他们的不良待遇是合理的。

因此，澳大利亚土著人被剥夺了土地权，理由是他们过着纯粹的动物生活，因此财产权不适用于他们。

非洲大陆有文明就是确定非洲人符合殖民主义成为完全人类的标准之一。根据殖民逻辑，这部分消除了虐待他们的假定理由。

但法农评论说，“我不会把纯真带到相信诉诸理性或尊重人类尊严可以改变现实的地步”。

关于殖民地人民的殖民观念不仅仅是在知识层面上掌握的。它们还会影响人们对他人的看法和感受。这些感性和情感现象不容易通过推理来消除。

也许更重要的是，被殖民者视为劣等的观念可能有助于润滑殖民主义的车轮，但它们并不是让他们继续前进的原因。

殖民主义的最终动机是财富和权力的积累（通常是为了获得财富），追求这些东西不会受到被殖民者的其他概念所阻止。

事实上，显然为殖民主义辩护的各种想法往往看起来像是合理化。这是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但历史上有许多例子证明了这一点 。

例如，美国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的目的是将阿富汗妇女从塔利班手中解放出来。人们普遍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动机。

法农随后认为，非洲历史的恢复也不会激励被殖民者为自己的解放而战。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说法。

他指出：“在巴黎认识的少数工人阶级“从未主动提出发现黑人过去的问题”。

其次，他指出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反法抵抗战争，这场战争主要在越南与周边地区的部分地区一起进行，包括老挝和柬埔寨的法国保护国，当他写《黑皮肤，白面具》时，这场战争仍在继续。

法农的第三个反对意见是本体论的，他借鉴萨特的自由概念，认为历史不能决定人类的行为。根据这种观点，每个人总是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情况之中，在特定的时间占据着特定的地理和社会位置。

代理人处境的事实——她的“事实性”——为她提供了一系列选择，即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萨特认为，没有什么能迫使代理人选择一个选项而不是另一个选项——她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其中任何一个。

当然，代理人所面对的行动可能性可能是可怕的。但对萨特来说，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什么能决定她会选择一个而不是另一个。

历史——包括某人的个人过去，以及她祖先或更普遍的人类的过去——是一个人处境的一部分;这是构成她事实的一部分（萨特，2003）。

因此，历史为代理人提供了某些选择，但并不能决定她的行动。

当然，有人可以生活得好像他们所做的是由以前的事情控制的。我们巨大的自由可能很难接受，所以我们试图通过说服自己在某些事情上别无选择来逃避它。

但法农指出，对于萨特来说，这是“一个不真实的立场”（法农，2008 年，第 177 页）。实际上，没有什么——包括历史——会迫使任何人采取一种选择而不是另一种选择。

“我不是历史的囚徒。我不应该在那里寻求我命运的意义，我在无休止地创造自己。”

“历史的主体并不能决定我的任何行动。”

在《黑皮肤，白面具》第8章中提出的明确反对意见并不是他在文本中否定非洲历史恢复的唯一理由。

相反，法农采纳了塞泽尔在非洲历史恢复方面的建议，即殖民主义造成的精神创伤可以通过提升的nekyia来治愈。

被殖民者必须进行一次内在的旅程，以面对殖民主义在潜意识中留下的最糟糕的种族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