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民的世纪悲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

#头条创作挑战赛#

说到历史上川渝地区移民，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中一定有“湖广填四川”。在各地的外来移民中，也留下了家谱之类的历史文物、文献，作为移民文化的证明。如果我们细细探究历史脉络，就会发现“湖广填四川”其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历史移民事件，而是时间跨度巨大，分成若干不同阶段的间歇性移民潮。移民的来源实际上不是“湖广”二字能够概括的。

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移民们，有着不同的迁徙目的地，在川渝地区构建起了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社会体系。今日川渝各地文化、方言之间存在的普遍差异，与之息息相关。

元末明初：第一次移民

川渝地区，尤其是成都平原和川东一带，自古以来就有着肥沃的土壤、优越的灌溉条件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再加上北方有秦岭、大巴山等天险，这一片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俨然是与中原相隔的“世外桃源”，人们在这片富庶而相对安全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悠然自得。

肥沃的成都平原

不过安宁总有被打破的时候，南宋末年与蒙古的战争中，川渝地区所在的西线是蒙古军进攻的重点战线。甚至蒙古大汗蒙哥，就是在征伐重庆的过程中命丧钓鱼城。连年的征战使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饱受兵祸之苦，战争结束时，曾经有数百万人口的四川也近乎遭受了灭顶之灾。全境只剩下十二万户，仅五十到六十万人口。

由于蒙古帝国在统治方面的低效，四川人口在其统治时代恢复缓慢。资阳、安岳、内江、隆昌这些地方，在被破壞之后，长期人数不足，竟然“终元九十余年，无官可设”。曾有上万户人的安岳，到了元代末期，也只是“编户八百”。

易守难攻的钓鱼古城

第一批填补人口的大规模移民，正是反抗元朝统治的明玉珍起义军。明玉珍所率的起义者多来自湖南、广西、湖北等地，在重庆一带建立了明夏政权，他带来了四十万左右的移民。到了明初，官方组织大规模的“秦楚填蜀”，大量来自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的人被有计划地迁入川渝地区。在这些移民中，湖广人居大半，今天重庆一带的向、何、谭、孙等姓，大多是当初由湖北、江西一带迁入的。此后两百多年，四川没有遭受大规模的战争和灾难，人口有了大幅度增长。

明玉珍塑像

明末清初：第二次移民

到了明朝末年，由于大规模天灾和国力衰弱导致的明末农民战争再次造成大规模人口损失。而明朝覆灭之后，在清朝覆灭南明的战争以及康熙年间三藩之乱中，川渝地区都沦为战区。连绵几十年的战争使四川人口受到的损失，甚至超过了南宋末期。不但成都平原遭受重创，川东、重庆也被严重破坏，大量人口死亡或者逃离。在1660年前后，重庆城中的残存者“不过数百家”，而附近州县情况更糟，“非数十家或十数家，更有只存一二家者”。这种情况下，要恢复生产几乎是无稽之谈，于是，明朝初期那种移民活动便再度被提上了日程。

为了让四川地区，尤其是在战争中遭受重创的川东尽快恢复生机，清政府下达了招垦令，不但“开垦耕种，永准为业”，而且“官给牛、种”，通过提供生产资料的方式，来推动开垦的进行。湖南、湖北、广西、江西各地，又一次成为了人口的输入区域。

官方对移民的鼓励政策，加上战乱平息后大量空闲良田的吸引力，令四川的人口状况有了很大改观。比如在巫山，“两湖之民负耒来耕者几千人”;在云阳，“湖南湖北之人为多”。这些新迁入者被称为“新户”，与明朝初期迁入的“土著”相对应。整个重庆地区，湖南、湖北迁入者普遍占了70%～80%。除此之外，陕西、甘肃、广东、福建移民也都陆续往川渝一带迁入。

寻根问祖

众多移民为川渝地区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恢复与地区的繁荣，不同的地域文化碰撞更是增强了川渝文化的丰富性。以戏剧为例，昆曲、南戏、秦腔、徽调等曲艺形式随着移民先后入川，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川昆、川高、弹戏、胡琴等新曲艺形式，再加上四川原有灯戏，形成了新川剧中“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而闻名全国的川菜，同样是各地移民饮食文化与本土饮食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