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妻子离开延安加入军统，44年后丈夫接到组织通知：她不是叛徒

1983年，已经63岁的交通部部长李清接到通知，有一个四川来的调查组要见他。

这让他很意外，自己的工作跟四川方面并没有什么过多的联系，调查组来找自己所为何事呢？

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失踪已久的妻子黎琳，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是在妻子要去成都头一天，而后妻子便杳无音讯，再次接到妻子的消息，是从其他同志口中，他们都说黎琳已经叛变革命。

往后四十余年中，李清也放弃了寻找妻子的念头，一心扑在工作上，想来这次四川调查组找到他，很可能就是关于妻子叛变的事情。

李清没有预料错，但真相却让他两腿一软、泪如雨下——黎琳没有背叛我党，她是我党的烈士。

1938年，李清在延安参加革命，在组织迎接新同志的过程中认识了黎琳。

两人都抱着坚定的爱国之心和共产主义精神，很快就在革命工作中相知、相恋，并在同志们的祝福下，于1939年结成革命伴侣。

原本这是一段令人羡慕的爱情，可革命事业还要继续，每个共产党员都背负着救国的使命，新婚燕尔的黎琳接到组织下达的任务：务必迅速回到成都，从事统战工作。

这对刚新婚的夫妻俩无疑是残酷的，黎琳回到家中告诉丈夫要去成都工作，李清随口问：去成都干什么。

但黎琳欲言又止，这让李清愣住，他很快认识到妻子这次出行的目的绝不简单。

李清不再追问，立即帮新婚妻子收拾行装：“你到那里报个平安，安安心心工作不用顾虑家里，对于工作内容一定要保密，我等着你回来。”

夫妻俩都没想到，这次临别时的拥抱竟成了永诀。

刚开始还算正常，黎琳到了目的地后和李清还有书信往来，可没过多长时间，书信就断了，黎琳也仿佛人间蒸发一般。

李清极其恐慌，生怕妻子遇上了什么危险，他急忙拜托同志们打听消息，可等来的却是黎琳背叛组织的消息。

就在他摸不着头脑时，有一位从重庆返回延安的同志表示见过黎琳，他的话让李清如同掉进冰窟：“我见过黎琳，她经常挽着一个军官出入各种娱乐场所，想来确实是叛变了。”

李清根本不相信妻子是这种人，黎琳出身书香门第，有自己的判断力和认知，又是革命学校毕业的，她怎么可能会因为权力和财富选择投敌？

李清从未放弃打探黎琳的消息，因为他信任自己的妻子，黎琳绝不可能像别人说的那样抛弃自己的革命立场。

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李清都没等来关于黎琳的任何消息。

黎琳原名余家英，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受父母影响，黎琳从小就喜欢读书，家中的氛围更是让黎琳姐妹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气质。

这种气质吸引了四川军阀余安民，他态度蛮横，强行将黎琳的大姐纳为小妾，祸不单行，家中又碰上二姐病故，小小的黎琳对黑暗的旧社会无比憎恨和愤懑。

1937年，黎琳成功考入成都蜀华中学高中，正值“七七事变”爆发，成都各界都展开了抗日救亡活动。

黎琳有幸结识了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同志，受到老前辈以及革命刊物的影响，她毅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响应抗日救亡号召，宣传革命思想。

后来在车耀先同志的保送下，黎琳等10多名青年学生被秘密送到延安学习，并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荣产党。

因为时局的原因，又考虑到黎琳的大姐是川军将领余安民的三姨太，组织经过讨论和计划后，决定让黎琳回到四川，利用关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

可就在黎琳准备展开工作的时候，南方局叶剑英突然找上门，告诉她计划有变，需要打入敌人内部，担任军统电台特支书记，领导军统机关我党潜伏同志从事情报工作。

黎琳得知任务的紧迫性，不假思索的她立即化名张露萍，与另一位打入军统内部的同志张蔚林扮作兄妹关系。

这个张蔚林原本就是国民党军统电讯处的，长久以来对军统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于是悄悄联系南方局弃暗投明。

组织经过考察后，同意他加入我党，于是表面上他仍旧在为军统工作，实际上一直在向我党传递情报。

然而随着战事的胶着，军统对于内部的监视愈加严密，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叶剑英找到了黎琳，让她成为张蔚林和组织之间的纽带，继续传递情报。

对于南方局和叶剑英来说，黎琳的到来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她不仅在延安学校学习了无线电技术，还有着稳定的家庭背景，最重要的是，以车耀先同志的关系以及她在延安的表现，这个小姑娘无疑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有了新身份后，张露萍完全放下了原本朴素的生活风格，每天都浓妆艳抹、穿着精致，成功打入军统的家属圈子，完美地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对于这个“从天而降”的妹妹，张蔚林也向军统编好了借口，说是读书回来投奔自己的。

军统看到面容姣好又穿着得体的张露萍，自然联想不到朴素的共产党身上，于是张蔚林又向上面申请，表示自己妹妹来投奔需要外出租房，总不可能和自己挤在军统的宿舍里。

就这样，张蔚林成功带着张露萍脱离了军统的监视。

张蔚林也没有想到，南方局安排过来的这个女孩子居然很有文化，性格还很活泼，没过多久就和军统同事打成一片，不少人都很喜欢自己这个“妹妹”。

无论是聚餐还是有娱乐活动，大家都会让张蔚林带上张露萍，这无疑又多了一层保护色。

同时张露萍借助自己的“名气”，一边向组织传递张蔚林掌握的情报，一边和张蔚林配合策反军统内部人员，让原本就想脱离军统的几名报务员秘密加入我党。

在她的统筹下，敌人内部从机房、报务到译码、发行都有了我党的眼线。

此时的戴笠做梦都没想到，我党居然在他的眼皮底下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各个部门。

很快，张露萍领导的七人地下党组织，悄无声息地架在敌人的脖子上，于是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密码、波长、呼号等关键信息，皆从张蔚林手中接连不断传到张露萍处。

在张露萍等人的努力下，我党及时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屡次成功躲避敌人的攻击和迫害，甚至戴笠刚刚派出特务前往陕甘宁地区刺探情报，一只脚才埋进边区地界，另一只脚就被我党战士捆住。

军统经过多次行动失败，逐渐让戴笠察觉到不对劲。

在1940年元月，军统意外发现了我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早就被搞得焦头烂额的戴笠下令不要打草惊蛇，准备放长线钓大鱼，看看究竟是谁在他的眼皮底下搞出这么多动静。

由于此次计划缜密，导致军统即将出动围剿时张露萍才得到消息，她认识到此次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按照之前的流程通报，肯定是来不及，于是她不顾自己安危，居然只身跑到联络站通知撤离，成功疏散了地下党同志。

这次事件愈加让戴笠确定军统内部出现了“内鬼”，就在他准备彻查的时候，一件突发情况让他发现了端倪。

张蔚林工作时一不小心烧坏了发报机上的零件，本来他也没觉得有什么，谁知检查科长突然让人把他送到稽查处接受检查。

其实零件烧坏确实不是什么大事，检查科长之所以关押张蔚林并不是发现了什么，而是两人之间有过节，想趁着这个机会教训一下张蔚林。

可这在张蔚林看来，就好像有什么事情被发现了一样，内心十分忐忑不安。

他越想越害怕，以为自己暴露了，急忙找机会从稽查处逃了出来，一路跑到我党在重庆的办事处。

张蔚林的到来让我党同志也吓了一跳，以他这种敏感的身份，实在不该冒险见面。

问清楚事情的缘由后，组织立即命令他返回，本来没什么事情，一旦坐实了畏罪潜逃，那就真的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张蔚林听从安排，回到军统主动承认错误并检讨，可他这么一来就吸引了戴笠的注意。

戴笠浸淫情报机构这么多年，敏感度自然是超出常人，他立即下令搜查张蔚林住处，果然发现了地下党7人小组的名单、密码本、笔记等一系列关键材料。

而此时的张露萍因母亲病重，特意请示了组织回趟老家，对重庆的事情毫不知晓，老奸巨猾的戴笠趁着这个机会，以张蔚林的名义给张露萍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兄病重，望妹速返渝。”

张露萍接到电报冷汗直流，她认定张蔚林那边肯定出了什么事，但完全没想到这是国民党的诡计。

她马不停蹄赶往重庆，由于太过担心7人小队的情况，她忽略了联系同志调查佐证，只身一人返回住处。

就这样，戴笠成功抓住了张露萍，此事震惊了整个国民党高层，被称为“军统电台案”。

谁都不曾想到，作为陪都的重庆，国民党高官林立，军统的眼线更是数不胜数，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一个仅仅只有二十多岁的女孩，居然能在众目睽睽下在军统安插了一个“红色电台”！

戴笠看着眼前这个小姑娘，很难相信自己的队伍会被她渗透，再加上蒋介石给的压力，戴笠恨不得将张露萍剥皮抽筋。

但他知道，既然那7个人以张露萍为首，就充分说明了这个姑娘的重要性。

于是他动用了各种手段，企图用暴力撬开张露萍的嘴，但他低估了张露萍对革命的忠诚和决心，一丝一毫情报都没有得到。

恼羞成怒的戴笠直接将张露萍关进了息烽集中营，准备用冰冷、狭小的牢房和饥饿压垮张露萍。

张露萍毫不畏惧，甚至在哀嚎遍地的集中营也没有放弃希望，不断地鼓励着身边的狱友，宣传着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

依靠这种信念，张露萍身体承受着特务们巨大的刑罚折磨，可她依旧守口如瓶，眼神中充满不屑和凛然。

就这样，张露萍被关押长达5年，期间她熬过了各种折磨，可惜并没有等到解放的那一天。

1945年，国民党日渐颓靡，戴笠深感无法从张露萍等人身上挖出更多有价值的情报，准备破罐子破摔，给军统少将周养浩发电，令其处理掉张露萍一干人等。

7月14日那天，张露萍和张蔚林等人被押送上刑车，7人一同遇害，牺牲时张露萍年仅24岁。

解放战争结束后，中央就开始针对革命烈士进行调查和归档，等到新中国成立，为烈士正名的计划更是急迫，这项工作一直持续了多年，直到现在，仍有许多无名英雄在革命的长河中长眠。

1981年，在对烈士名单收录时，四川调查组才发现了张露萍的真实身份。

经过多次考察和核实，终于证明了她对革命的贡献，并洗脱了身上的冤屈，当这个消息送到丈夫李清面前时，63岁的李清绷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

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妻子，也无法为自己的妻子证明清白，多年压抑在心中的苦痛终于释放了出来，真相迟到了44年，但他对妻子的爱、两人对革命爱，从来没有停止过。

张露萍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无法登上正面战场的她，通过自己的方式在地下战场为我党争取时间、创造了机会，她背负着骂名，把一切误解和屈辱都藏在心里，一心只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