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之变-再次将明王朝钉在耻辱柱上的一次入侵

庚戌之变又叫庚戌虏变、庚戌之乱，指的是发生于公元1550年明世宗时期的一次蒙古侵犯明朝事件。然而当时兵部尚书丁汝夔采用严嵩建议，让诸将按兵不动，鞑靼军焚掠后退走，事后严嵩又杀了丁汝夔以推卸责任。

庚戌之变和靖康之耻

　　《宋史》中出现过一处“ 丙午之耻 ”的记载。而学术界显然继承了这个观点，一般也都将这一事件称为靖康之变或者是靖康之难。从这个角度上看，靖康之变与庚戌之变一类的事件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庚戌之变严嵩

　　明廷接到俺答的书信后，明世宗君臣紧急磋商如何处理，大学士严嵩说：“所此抢食贼耳，不足患。”

　　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

庚戌之变事件经过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因“贡市”不遂而发动的战争。该年为干支纪年庚戌年，故名庚戌之变。当时，蒙古与明朝的“贡市”关系时断时续。明朝输入蒙古的农业与手工业产品，在数量与品种上都难以满足以畜牧为生的蒙古族的需要。俺答汗作为土默特部首领和右翼三万户盟主，为对付瓦剌，更好地统率各部，迫切要求与明贸易。他向明称臣纳贡，希望扩大和增加交易。但明廷害怕土木之变重演，加以拒绝，并杀来使。于是，俺答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企图通过战争达到上述目的。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率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因贿赂严嵩子严世蕃而任宣大总兵的仇鸾惶惧无策，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八月十四日，入古北口，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入内地，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京师戒严。

　　自土木之变以后，京师百年无警，如今俺答突然兵临城下，一时极为震恐，手足无措。当时京师兵籍皆虚数，禁军只四五万，半为老弱，半为内外提督大臣之家役使。又缺少战具甲仗，战斗力很差。明世宗朱厚熜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十八日，大同﹑保定﹑延绥﹑河间﹑宣府﹑山西﹑辽阳七镇兵先后至。明援军虽五万余人，但皆恇怯不敢战，又缺少粮饷。当时明世宗拜仇鸾为平虏大将军，总领诸军，但却纵兵辫发劫掠百姓，“民苦之甚于虏”。严嵩也要求诸将坚壁勿战，听凭俺答兵在城外掳掠。此时，俺答兵自白河渡潞水西北行。十九日至东直门。二十一日德胜门﹑安定门北民居皆被毁。当时俺答放回了在通州俘虏的宦官杨增，手持俺答的书信回复明廷，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八月二十二日，俺答由巩华城（在昌平县）攻诸帝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保定皆震。

庚戌之变的评价

　　编修《明实录》的明朝史臣评论道：“虏自壬寅（1542年）以来，无岁不求贡市，其欲罢兵息民，意颇诚恳。当时边臣通古今、知大计如总督翁万达辈亦计以为宜，因其款顺而纳之，以为制御之策。乃庙堂不为之主议，既大言闭关以绝其意，又不修明战守之实而为之备，反戮其使以挑之，至于戎马饮于郊圻，腥膻闻于城阙。乃诏廷臣议其许否，则彼以兵胁而求，我以计穷而应，城下之盟，岂不辱哉？”

　　庚戌之变是蒙古对明朝发动的大规模战争。战争的起因、经过、结局无不与明、蒙双方贸易联系的恢复及发展息息相关，故明蒙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作为维系双方和平交往的纽带是无法斩断的。这正是庚戌之变得实质所在。

　　同时庚戌之变不仅暴露了明王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腐败无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在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不可缺少的经济联系，也表面了明朝统治者不顾这种客观的、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的制约而制定并执行的错误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