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马窦传教，命运多舛，费尽洪荒之力

万历十年（1582年），利马窦被派往中国传教。一个正逢而立之年的意大利人，一个天平座的天主教耶稣会士。

人生并非一望而知，特别是去往不通语言的异国传教。且看他如何传教，让人充满感慨。

利马窦的官方画像

要用武力？

西班牙的传教士桑彻斯在澳门“别出心裁”，将传教策略设为“唯有以武力传教才行”。他写信回国给国王描述天朝物资之丰盛，人民之善良。就差没说“此地人傻钱多，速来”。

天未遂他愿。

盘踞澳门的葡萄牙人并不认可他的狂想。

西班牙那边，正和英国在争海上霸权，以举国之力打造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打得全军覆没，从此一蹶不振。再无暇他顾，进军天朝。

而且在中国这边，桑彻斯坚持武力传教的策略，遭到了利马窦与会长的反对。利马窦直接和他绝交，发了终身愿--和平传教。

要送礼吗？

初入广东，利马窦发现用西洋奇物来贿赂地方官员是很好的开始。可以获得士大夫阶层认同。不过本质上，他不熟悉帝国体制，仍然遭遇了四处被逐的波折。

颇符合天平座稳妥平衡的个性的是，不得不遵循“慢慢来”的策略。

与此同时，近在咫尺的日本也有大事发生。

利马窦首次登陆中国的同一年（1582年），织田信长遇刺身亡。他的侍臣丰臣秀吉抓住机会一跃而上成为一代枭雄。1592年他打算进军朝鲜和中国，吞并二国。

万历年间的日本

1596年利马窦正欲北上晋见皇帝之时，恰逢丰臣秀吉率日军入侵朝鲜，与朝鲜打得正是如火如荼，而明廷援朝抗倭，也是无暇分身。京城官民皆属戒备状态，无人不疑。

利马窦只好接受建议，随官绅退回南方。在留都及文化中心南京两年五个月，发挥了天平座情商高，善于交际的特长。广结权贵，在官绅社会初获成功。

而此时他已经历了广东数地居住12年，南昌居住3年，几经折返南京，终于有了些微地位，有面见皇帝的可能性了。

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廷和朝鲜终于打败了侵朝的丰臣秀吉领导的日军。朝鲜国王讽刺丰臣秀吉不自量力，竟敢“以觚测海”。

解决了藩属国的大问题，万历皇帝终于有了点闲暇可以轻松点了。

自鸣钟

而在南京奠定的官场基础终于派上了用场。但是仍有波折。中间有个企图昧下贡品的天津税监差点想要处死他们。

不料，肥胖的万历皇帝听说有自鸣钟进贡，立即来了兴趣。天津税监私吞没成功，只好老实上交。

利马窦终于可以一睹圣颜。

重儒轻佛

利马窦传教之路屡遭轻视。他自己分析原因，以为是天朝人素来讨厌、害怕外国人。但实际上，他忽视了重要一点，中国即使一度各种宗教盛行，之后还是会回到无神论的境地，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尊儒轻佛的传统。儒教才是历代统治者最为推崇的思想武器。

再加上，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本就宗教出身，开启的造反潮流，一举成名，当然极怕有人故伎重演。他的子孙后代虽无丝毫优势传承，但对于防范异端四字牢记于心。

利马窦在南京受友人提点，改换和尚袍服为儒生服饰，才得到了官绅大夫阶层的重视。

罗马教廷对传教有严格的规范，要求信徒不得有任何异教徒的行为。但利马窦和同时期乃至后世代的传教士都有很大的不同在于，对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以及对孔子的崇拜展现了包容，允许信徒们保留这样的风俗习惯，他的这种坚持自然会受到罗马教廷方面的疑虑和抨击。

但利马窦还是在儒生身份的“掩护”下，继续他孜孜不倦单打独斗的传教生涯。

不务正业

说起来，利马窦真的可以和李广拜把兄弟，因为都生不逢时。

唐朝初期才是文化、宗教繁荣的鼎盛时期。佛教自不必说，基督教还未分家的前身景教，不仅受到唐太宗礼遇，房玄龄还受派亲自迎接教徒。至今仍能证明当时的辉煌的，是现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为当时波斯来华的一名传教士所撰写。

但到了明代，列朝统治者都极怕民间宗教，担心领袖人物借机聚众谋反。所以即使聚众宣讲是基督教传统的布道方式，利马窦也感到有必要改换其他形式传播。一种是著书立说，“自古以来，中国就重视书写“。另一种便是个别交谈。还有一点是必须要获得皇帝的准许，这样就不怕官府的为难了。

他用优雅的汉文书写成了《交友论》、《天主实义》四处散发，

还整理了《坤舆万国全图》，这便是中国人首次看到世界地图。

还首次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介绍给西方。

在宣讲过程中还发展了一个重要的信徒就是徐光启。徐时常向他讨教欧洲教育情况，无意中发现了《欧氏几何》这本书，引起了徐的浓厚兴趣。利马窦便开始与其合作着手翻译。

这些“不务正业“的行为引起“罗马总部”-修会相当的不满。

赴华十几载，花了大笔钱财，跑了好几省，派了数人前往，结果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只知利马窦，不知天主教。你到底去中国干什么了？发展个人名望吗？

迫于无奈，利马窦只好不断修书给罗马解释他的传教方略。

病逝北京

万历38年（1610年），年近花甲的利马窦病卒于北京。他的后半生全部贡献于中国传教，发展信徒数百人。最著名只有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于罗马修会来讲可谓功过各半，甚至过大于功。

但他所没想到的是，他为传教在旁门左道下的功夫—著书和翻译竟会改变中国士大夫看待世界的眼光。

曾经，历朝统治者认为中国才是唯一的文明帝国，称其他各国（族）为诸夷。这种通过传教士对外交流学习的局面直到康熙晚年的时候才被强行中断。

利马窦受万历亲赐北京西郊墓地，以陪臣礼葬

李卓吾先生在南京送给利马窦的一把扇子题着这样的诗句，“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刹刹标名姓，山山纪水程。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

当年李卓吾先生想用此诗来褒奖利马窦志向远大，鼓励他不要因为进京失败而沮丧，要相信天子像尧舜一样圣明，必能达成所愿。

李卓吾自己都被迫殉国的情况下，利马窦居然不仅自保其身，历经数次教难，仍在四地保留了天主教的教堂。不得不说受到利马窦行事策略追求稳妥、温和的影响。

这种曲线策略于传教而言虽然不够成功，但对于世界历史却有不小之功。

天意使然，还是造化弄人，历史终究是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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