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25日，元宵节这天，原本应该是阖家欢乐的日子，然而对某些人来说，却是大祸临头的一天。
上午10点，南京一所监狱内几名犯人被套上头套，一路由执法队严密保护送往刑场。
到达目的地后，警察将这4名囚犯押出，面对监斩官站立。
看着曾经的同事沦为阶下囚，监斩官却无一丝惋惜，他面无表情地问道：“几位，今天是你们的死期，临终前你们还有什么遗言？我会帮你们转达。”
其中三位死刑犯都摇头，唯有一个瘦高的犯人表露出不甘心：“蒋委员长让我们去死，我们不敢不从。只是我不服气，凭什么我们四个非死不可？”
只因放走一个强奸犯，蒋介石竟然下令处死四个人！这名强奸犯有何特殊之处？
面对李柏龄的抱怨，监斩官冷笑一声，他看着瘦高的犯人：“李柏龄，你也是干过这一行的人，难道不知道你犯的错究竟有多么严重？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不知道你们犯下的罪行有多严重？否则你以为一个小小的越狱案件还用得着惊动蒋委员长？”
李柏龄听到这话后，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监斩官大喝一声：“执行！”
法警将4位人犯押往刑场的角落，片刻后，他们永久地闭上了双眼。
一场惊动蒋介石的越狱大案，就此落下帷幕。
5月29日深夜，月亮被乌云厚厚遮盖，天边只透出一丝亮光。
一个身形矫健的男子偷偷摸摸朝中山北路中段的一条僻静小巷走去。
这个男子轻车熟路走到最深处的一处房屋前，不动声色越过高墙，进入院子，随后失去踪影。
住在这个房屋的人，也不是普通百姓，他是在国民党军事部门工作的参谋熊子庄。
片刻后，黑影往怀里揣了一份文件，悄无声息离开这幢住宅。
第二天早上，熊子庄来到书房准备工作时，才发现，他的书房里的绝密文件消失不见了！
丢失的除了文件，还有一份军事防御图。
他深知这些文件丢失的后果，轻则官位不保，重则性命不保！
要知道这份文件不是普通的文件，而是有关国民政府将来的战略发展，属于最高机密文件，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后果难以预料！
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逐渐暴露，未雨绸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命令林蔚等人勘察南京附近的地形，拟定防御计划。
几位将军在勘测布防时，自然要携带随从，熊子庄就是其中一位。
这个任务重要且紧急，因此熊子庄才会把材料带回家，每晚加班加点，一连几天都安全无事，没想到快要完成时，竟然出事了！
他让家人尽快盘点丢失的物品，原来除了丢失的机密文件外，还有一套军人服装和一些值钱的物品也没了。
熊子庄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事情已经发生，当务之急是如何找到偷窃机密文件的人！
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件，不需要向上级汇报，他准备通过私人关系查出犯罪嫌疑人。
熊子庄想到当初他在黄埔军校的最好朋友、现在在警察局侦缉队工作的老同学傅成望。
傅成望带着警察局里最有经验的刑警仔细勘查现场，他发现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撬门锁进入室内的，案发现场没有遗留任何线索。
勘查现场后，他确定犯罪嫌疑人没有同伙，而且是多年作案的惯犯，不然不会一点线索都没有。
根据他多年的办案经验，犯罪嫌疑人若是冲着钱财来的，应该会处理掉图纸和资料，免得留下铁证。
那么他会如何处置这些棘手的文件呢？要么焚毁，要么扔掉。
但是焚烧东西，会产生烟雾，引起左邻右舍的怀疑，犯罪嫌疑人应该会选择丢弃。
傅成望决定，向全城的“破烂王”发出指示，让他们密切注意图纸的下落。
在南京城内不乏一批拾荒者，他们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拾荒，都各自划分范围，建立帮派，领头的帮派称作是“破烂王”。
一连搜查了三天，都没有获得任何搜索。
傅成望突然意识到这个案子不简单，难道犯罪嫌疑人的目的是冲着那份机密文件来的？
他把自己的揣测对熊子庄说了，熊子庄听后心中一惊，若真是如此，那么他的罪过难以弥补！
熊子庄没想到，就在他跟同学商议如何能快速破获这份案子时，文件丢失的消息已经被传到蒋介石那里。
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电报：我军的高级机密已被盗取。
这份报告，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徐恩曾从上海发给蒋介石的，他之所以能知道这一消息，也是机缘巧合。
当时徐恩曾指派一名姓尹的女特务正在进行一项特别任务，这名女特务是“混血儿”，虽是中国国籍，却是在日本长大的。
此刻，她正受命和一位洋行职员“谈恋爱”，借机查清楚洋行是否在替日本人办事。
尹某和男朋友正在热恋期，每天都要见面，打电话，增进感情。
但奇怪的是，最近几天男友一点消息都没有，她打电话询问情况，男友连连抱歉，讲述原因。
原来这几天，男朋友一直在加班，在翻译一些军事资料。
由于上级再三强调这些资料属于高度机密，因此不让对外通电话，这才没和尹某联系。
以徐恩曾在国民党的地位和影响力，军事委员会里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耳目。
当他听说这件事后，结合手上的资料，马上意识到可能是战略部署图被窃取。
为了及时止损，徐恩曾才以“中调科”的名义向南京派发一份紧急电报。
蒋介石看到电报内容后，大为吃惊。
除了震惊，更多的是难以置信，他都还未过目的机密文件，这么快就被敌人拿走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了了解事情的始末，他立刻下令调查。
这么一来，熊子庄弄丢文件的事也瞒不住了，蒋介石下令立刻逮捕熊子庄，询问事情经过。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虽然熊子庄受到处分，偷窃军事战略图的幕后黑手还未找到。
既然这件事是徐恩曾发现的，蒋介石也很信任他的能力，便把这件事交给徐恩曾负责，要求务必把偷窃机密文件的日本特务逮捕，最好能一举破获南京的日本特务机关。
接到命令后的徐恩曾，立刻把手底下几名在收集情报方面的经验好手聚集，向他们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迅速展开对日本特务机关的调查。
“中调科”在南京已久，早已把南京地区的情况弄得一清二楚，也有怀疑的目标。
只是一直没有得到搜捕的命令，因此他们只是暗中观察，并未打草惊蛇。
如今有了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对怀疑的目标进行搜索，只用三天时间，一份有关日本特务的调查报告就放在徐恩曾的案头。
这份调查报告上面写着：在南京有一家“大茂洋行”，表面上是韩国商人朴中民经营，背地里却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
特务机关的头目叫松本二郎，是日本派来帮助松室孝郎侵略中国的。
根据调查，这个特务机关负责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多个城市的军事情报工作。
这次案件所涉及的尹某男友所在的洋行便是“大茂洋行”下的分行。
徐恩曾立刻去见蒋介石，汇报自己的计划。
蒋介石同意了他的诱捕计划。
第一步，他们先派出一名特务伪装成大老板，找到“大茂洋行”的老板洽谈生意。
朴中民并不是日本特务机关培训出来的专业特工，他只是善于经商，被特务选中的一枚棋子，暗中掩护特务的活动。
他是个商人，来中国也是为了赚钱发财，当听说有生意上门，想也不想就答应到“新世界饭店”与来人谈生意。
刚到饭店，便被中统特务抓捕，面对审讯时，他的态度异常嚣张。
他甚至威胁要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但是中统的特务也都不是软柿子，任凭他揉搓。
特务带着朴中民，参观了一遍刑讯室，向他一一介绍刑具后，他的态度立刻有所转变。
朴中民不仅将自己掌握的有关情况都坦白，还十分配合“中调科”接下来的计划，只希望他们能放自己一命。
对于朴中民的配合，特务一点也不感觉到意外，除了共产党还没几个人能从刑具里坚持过来。
他们对他下达这样的命令：
朴中民以为自己乖乖配合，便会相安无事。可没想到，特务竟然还让他诱骗松本二郎。
他很清楚自己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不禁有些迟疑。
只是他扛不住特务的生命威胁，只能乖乖照做。
当晚11点，朴中民按照特务的要求给松本二郎打了电话，说在外面遇到一个身材姣好、姿色上乘的姑娘，双方已经谈拢价格，让他尽快过来。
松本二郎是个贪图美色的男人，经常让朴中民帮他寻找漂亮的姑娘，在外面享受快感。
当听说有漂亮姑娘，松本二郎毫无怀疑驾车赶往饭店，只是他没想到，等待他的不是良辰美景，更不是美貌女子，而是执法人员。
为了保证顺利抓捕松本二郎，“中调科”在行动前向国民党警察局请求帮助，警察局派出几十位精干人员负责抓捕。
松本二郎被以“强奸犯”的名义抓捕后，特务即刻搜查洋行，找到不少证据。
他的被捕，让日本方面大为震惊，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松本会暴露得如此之快。
但松本的重要性，迫使日本不得不请皇室男爵出面处理这件事。
6月中旬，男爵来到南京，拜访汪精卫，希望他能出面解决这件事。
汪精卫表示自己也插不上手，但为了不得罪男爵，还是向他介绍法院的人。
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迅速开庭处理，最终以“强奸罪”和“间谍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
之所以蒋介石会这么快处理松本二郎，是因为松本二郎始终不承认他是日本特务，只说是韩国商人，气得蒋介石大骂：“娘希匹，不管他是哪国人，都不能让他逃脱法律的制裁！”
蒋介石一声令下，法院只能判处松本二郎重刑，将他押解到南京中央监狱服刑。
日本方面得知松本二郎被判刑后，怒发冲冠，他们觉得国家的尊严被侮辱，下令无论如何都要营救松本二郎。
1936年7月29日，坂本义一郎决定让小野昭全权负责这件事。
他伪装成商人悄悄赶往上海，住在“鹰机关”的情报处，着手营救工作。
小野让手下把“大茂洋行”被抓捕的事一五一十汇报，经过研究决定把营救机关设立在江苏。
为了营救工作顺利开展，他开设一家诊所，又从日本调来人手，通过诊所收集信息。
相关信息汇总后，他们再制定下一步措施。
小野昭分析得到的情报后，制定出营救方案：
为了一一考究这四个方案的可行性，小野昭专门派人向律师咨询，如何才能顺利将他保释。
律师明确告诉他，就算囚犯患有疾病，也只能派医生就诊治疗，想要保外就医可能性不大。想要提前释放，只有法院下达文书才行。
小野昭想要拿到法院的判决文书易如反掌，但是这个方式需要中央监狱的有关人员密切配合。
这里面还要经过几道程序，如向监狱警卫大队的人员出示证件后，监狱狱政科官员还要派人验证。
另外缉拿松本二郎的狱卒也可能成为一个变故。
每一道程序都要确认无误，才能保证安全营救。
小野昭在商议中发现，可以更改下营救思路。
既然监狱长、法院厅长不容易收买，那么能否寻找代替他们的人呢？
所谓代替这两人的意思是：在他们不上班时，替他们做主的小人物。
小野昭让手下的人，寻找能被收买的对象。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法院，周末都是休息不开庭的，院长也不用工作，只留几个人员值班。
若是能够收买值班人员，那么一切都会变得轻而易举。
小野昭决定，用钱收买那些愿意合作的值班官员，利用周末休息的时间营救松本。
“鹰机关”物色一名走街串巷的武师杨某在中间联系。
杨某朋友牛阿孝在监狱里当普通狱卒，虽然职位不高，但人脉很广，每个人见到他都要客客气气的。
牛阿孝一听说要营救吴兴良，有些下不定主意，但是详细听了他们的计划后，觉得计划可行，才答应放手一搏。
牛阿孝收了“鹰机关”的钱财后，一直在监狱活动，拉拢其中一名狱政官鲁一城。
鲁一城最熟悉监狱工作人员的情况，他瞄准副监狱长徐胜为拉拢目标，此人喜好赌博和美色，上班之余都泡在妓院和赌桌，可以利用。
当得知“鹰机关”竟然出60两黄金后，徐胜喜出望外，愿意合作。
只是这件事事关重大，他不敢轻易下决定，因此提出要先看伪造的法律文书，确认能以假乱真才肯干。
搞定徐胜后，“鹰机关”又把目标瞄准法院的李柏龄，他原本是县长，靠关系才爬到督察长的位置。
此人别的本事没有，收受贿赂是一绝，只是在督察长这个位置上，徒有虚名，只能看别人升官发财，着急上火。
李柏龄虽然是山里走出来的穷苦百姓，却是留过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和松本一样喜欢玩女人。
他经常出入一些高级舞厅、大饭店，他相好的几名舞女里，就有日本特务机关的女特务。
其中有一名从上海调来的女特务，艺名“红蔷薇”。
红蔷薇姿色上乘，擅长媚术，又很熟悉男人的心理，让男人垂涎已久。
李柏龄也跪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想要获得她的青睐，可无论他用什么方式，红蔷薇始终对他爱答不理。
突然有一天，红蔷薇主动找上李柏龄，两人有了肌肤之亲。
红蔷薇还提出愿意和李柏龄回到日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这让李柏龄高兴坏了。
高兴之余，他更多的是担心，在中国他还有个职位，可是到日本后怎么生活呢？
红蔷薇安慰他说：“钱，我有，你不必担心。至于工作，我认识一位朋友，只要你帮他解决一个小问题，工作的事不用担心。”
李柏龄早已沉迷在红蔷薇的美色之中，对她的话自然是言听计从。
他以为自己的美好生活即将开始，却没想到噩梦才刚来临。
1936年12月26日，是小野昭他们营救吴兴良的日子。
上午9点半，一辆吉普车朝关押吴兴良的监狱行驶，走下来两个穿蓝色西装的男子。
他们拿出文件，说明来意。
由于他们伪造的文书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岗哨也轻易被糊弄过去。
两名男子来到接待室，见到值班狱政官鲁一城，拿出押送文件，让书记员为他们办理手续。
书记员是一位年过50的老狱卒，虽然不清楚日本特务的阴谋，但是看到犯人名字后，他多问了一句：“这个人办理释放手续应该要向上面汇报一声吧？”
鲁一城没有反对，让人把所有文件都送到徐胜那里。
徐胜早已经被日本特务买通，到他那里也不过是走一个过场罢了。
就这样，一个被蒋介石下令严惩的罪犯被成功保释。
但是徐胜和李柏龄没想到，仅仅过去四天，这件事就东窗事发了！
1936年12月30日，何应钦派人到监狱里看望一位老朋友，老朋友希望他尽快把自己解救出去。
来人告诉他，按照中国的法律，根本无法保释，唯有好好表现，争取早日立功。
老朋友却不以为然，还把松本二郎的事说与他听。
何应钦听说后，觉得这件事匪夷所思，只是他没想到这背后的策划者竟然是日本特务。
元旦过后，何应钦出席国民党举办的会议时，找到司法院长居正询问此事。
居正听后一脸不可思议，当即赶到法院调查，这才知道法院根本没有对吴兴良改判！
法院见这件事惊动了居正，当即调查这件事。
下面的人如实把吴兴良保释的过程讲述了一遍，这起精心策划的越狱案件最终被人发现。
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下令严惩！”
此时李柏龄早已畏罪潜逃，松本二郎被解救后，红蔷薇也消失无影，美好的未来成为幻影。
此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掉入日本特务的陷阱，担惊受怕的他一直思索如何躲过去，正是此时，越狱案被捅了出来。
李柏龄一看苗头不对，马上告假回到陕西，想要避避风头。
然而，蒋介石下令所有涉案人员严惩不贷，即便他逃回老家也无济于事。
他前脚刚进家门，后脚追捕人员就赶到家里。
这件事由戴笠亲自督办，他手下的特务很快找到徐胜和鲁一城，并将他们逮捕归案。
这两人深刻见识到特务的手段，为了保命将所有涉案人员都交代出来，牛阿孝也没能逃离被逮捕的命运。
国民党的涉案人员无一逃脱，只是红蔷薇在日本特务的包庇下，无影无踪。
最终法院判处李柏龄、徐胜、鲁一城、牛阿孝四名案犯死刑，不得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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