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溃败后，薛岳逃到台湾销声匿迹，94岁意外现身遭民进党大闹

2005年，适值抗日战争胜利60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抗日英雄谱》，介绍了100位抗日英雄的事迹。在这100位英雄中，既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甚至还有华侨、外国人。而要在其中找一位最为特殊的，则要说是指挥长沙抗战的名将薛岳了，他是唯一一位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的将领。

薛岳有个侄子叫薛维忠，他在晚年回忆起其大伯时，提到一件小事：

“十几年之前，我跟太太去湖南张家界旅游，在长沙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太太去书报摊闲逛，看到一本杂志封面上有《蒋介石的十大名将》的标题，是大陆出的，她就买了下来。飞机上，我们俩翻看这本杂志，越看越觉得奇怪：我们家跟中共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太愉快的过去，可是这‘十大名将’中有九个都被骂得狗血淋头，怎么到了我大伯薛岳这里，却没怎么挨骂？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

薛维忠感慨，大陆越来越多的人在津津乐道地谈“薛岳”，可是台湾对薛岳却不怎么宣传，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少，实在是颇有些讽刺。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中华民国国军建军史》画册中，里头谈到了三次长沙大会战，可是竟然“薛岳”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出现！

诚如薛维忠所言，尽管薛岳也曾跟随蒋介石“剿共”不遗余力，但如今我们提起这位将军，大多都会提到他的抗日战绩，三次长沙会战，天炉战法。至于他到台湾后的情形如何，大概就鲜少人知了。薛维忠说台湾对薛岳不怎么宣传，已经算是委婉的说法了，其实薛岳一到台湾，就遭到了蒋介石父子的无情清洗。

因为出生于《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粤北山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孩子被父亲取名“仰岳”，意为敬仰岳飞，不忘自己民族经历的屈辱。长大后，这个农家孩子将名字改为一个单“岳”，以更加重“身体力行”的意味——这个名字蕴含的意味，似乎也在冥冥中暗合了这位农家子弟一生的轨迹，他便是薛岳。

薛岳早年为孙中山警卫团“三剑客”之一，跟他在保定军校六期的同学叶挺、张发奎同为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的营长。在东征北伐中，薛岳屡立战功，升为第一师师长。在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前，薛岳多次在中央军、粤军跟桂系中横跳。看得出来，薛岳并不认同蒋介石，但每次反蒋，无论是在粤军，还是桂系，抑或是粤桂联手，都被蒋介石从内部分化瓦解。最终，当蒋介石伸出橄榄枝，请他出来“剿共”时，他欣然接受，作为副总指挥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一路追击长征中的中央红军。

梳理一下薛岳自北伐到抗战前的行动轨迹：

1926年-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国民党左派，同情共产党，建议捉蒋，被蒋介石解除兵权；

1927年4月-1927年11月：投靠李济深，丢掉左派立场，残杀南昌起义革命军队；

1927年11月-1928年1月：背叛李济深，投靠张发奎，参与血腥镇压广州起义；

1928年1月-1928年9月：投靠蒋介石，再次被解除军权；

1928年底—1929年初：参加汪精卫反蒋活动；

1929年底-1930年：参加张桂联军，起兵反蒋；

1930年10月-1932年1月：离开张发奎投靠桂系，受白崇禧指挥；

1933年10月—抗战爆发前：投奔蒋介石，成为中央军高级将领，积极配合蒋介石围剿红军、屯兵西南军阀，成为西南封疆大吏。

在这10年时间里，薛岳可以说是数次改变立场，在各大军头间不断横跳，终于在蒋介石麾下获得执掌一方的大权。

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时任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最为有名的战绩是二次长沙会战。国民政府原来是不准备守长沙的。对于蒋介石来说，抗日从来不是他心中的首选，他只是抵不过全国高涨的舆论，以及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施压，才担负起“抗日领袖”的担子。抗战期间，蒋介石政府坚持的原则是“抗战必亡、不战亦亡、战而后和、和而后安”，可想而知其抗战积极性如何。杂牌军、八路军可以去跟日寇硬拼，中央军最好还是能避则避。

薛岳接到的命令是，在长沙死守两个星期，一旦压力太大守不住，就放弃长沙以北。可是薛岳来了倔脾气：“什么挺不住？我老薛一定挺得住。”薛岳把电话直接打到了重庆，找蒋介石请战。当时蒋介石已经入睡，是宋美龄接的电话。薛岳在电话里跟宋美龄说：“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入；打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

宋美龄告诉他不要激动，由她向蒋介石转达。第二天她给薛岳打电话：“伯陵兄，委员长讲过了，你要有这个信心你就在这里打，这个时候我们难得有这样的信心，有这个信心我们为什么不要呢？你这不是抗命，现在委员长重新下个命令，配合你。”

在长沙会战中，薛岳开创的“天炉战法”至今还被很多军事迷们津津乐道。他说：当日军发起进攻时，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部队先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然后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彻底地破坏道路交通，空室清野，诱敌至决战区域，并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最后歼灭包围之敌。

薛岳当时有一个口号：“化路为田，运粮上山。”就是把路统统破坏掉，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没办法活动，田埂也被缩窄到一尺之内，穿皮鞋的日本军人在田埂行军十分困难；把老百姓同部队的粮食都运到山上藏起来，使敌人无法就地补给，不留一口饭给敌人吃。

因为在抗战中的“神勇”表现，薛岳至今仍留下了大量的话题，譬如他到底歼灭了多少日军。1946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曾亲自给他颁发一枚自由勋章，表彰其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抗战结束后，薛岳仍追随蒋介石参加内战，担任了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徐州“绥靖公署”主任。但面对粟裕指挥的新四军，薛岳的部队屡战屡败，仅仅过了半年多时间，就被蒋介石以“指挥无力，名声低落”为由，削去了兵权，让其改任国府参军长，成为蒋介石的“高级马弁”。

很多人由此说薛岳对于内战消极，因为他不愿打内战，以此将他神化。但结合他在第一次国共战争期间不遗余力地“剿共”，以及在国民党政府行将崩塌时，他还紧紧抓住他好不容易得来的在广东的权力，说他消极于内战，似乎并不具备说服力。还不如说他是遇到了对手，毕竟面对粟裕神乎其神的指挥，有哪个国民党高级将领能占到便宜呢？

蒋介石下野后，薛岳得以回到广东重掌兵权，却仍是反共到底，即便手下亲信吴奇伟等人起义，薛岳退到海南岛仍幻想构筑“伯陵防线”负隅顽抗。只不过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邓华兵团在琼崖纵队和海南人民的支持下，度过琼州海峡，薛岳所部一击即溃。薛岳仓皇逃离海南岛，飞往台湾。可以说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薛岳走到了最后一刻。

薛岳到台后，与大多数大陆时期的高级将领一样，被夺了军权，任命为“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所谓“战略顾问”，不过是荣誉职务而已，并无实质性工作可做。1952年10月，薛岳又被任名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并连任数届。1958年8月，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为装点门面，邀请薛岳等国民党各界资深人士出任“政务委员”。1966年5月，薛岳任国民党“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都是荣誉虚职，挂名而已，并无什么事情可做。

此时的薛岳虽仍有效法岳飞之志，无奈事与愿违，终日只能赋闲在家，靠临摹岳飞字体抒发心中志向，以此聊以慰藉。赴台之后虽不至于像岳飞那样被枉致死，但由于被蒋介石猜忌其结局颇有无奈。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天天喊着“反攻大陆”，但在他脑子里，早就清楚那是不可能的，而他一门心思要做的，就是巩固蒋家王朝在台湾的“千秋百代”，在乎的只有蒋经国能不能顺利接班。或许有蒋粉会对此反驳，但只要反问一句，蒋介石如果真要“反攻”，那他废掉包括薛岳在内的一众高级将领，岂不是自断臂膀么？不要再争论了，蒋介石心里想的，根本就是维系他的台湾伪政权，什么大陆、什么国家，全都是浮云。

正因为蒋介石一门心思搞蒋家王朝，但凡是对蒋经国接班有威胁的，全都在清洗之列。有权有势的军事将领自然要清洗，而在大陆时期的政敌，尤其是曾经反过蒋介石的人，更是要彻底清洗。

薛岳的位置比较微妙：一方面，在中共眼里，薛岳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和他们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对头”。可是另一方面，在国民党那边，薛岳虽然是中央军的人，也从来没有像白崇禧、李宗仁这些地方军阀那样搞过“割地自居”的事，但他又不是“黄埔系”的人，而且曾多次加入到反蒋集团，这就成了他与蒋介石关系的“死结”：他对蒋介石并不服气，蒋介石对他也不完全信任。

蒋介石担心薛岳与白崇禧暗中往来，与李宗仁有通信联络，于1952年以其具有勾结“第三势力”嫌疑为名，对薛岳的住所进行了大搜查，除搜查所有家具外，还将地板全部挖开，同时被搜查的还有白崇禧。

薛、白二人忍不住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说：“这不是我的意思，你打电话问总统好了。”二人又打电话给蒋介石，蒋介石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我们对所有人都应该来一次这样的大搜查。”但事实上，这次只搜查了薛岳和白崇禧二人，以后也没有对其他人进行过此类搜查。

其后不久，薛岳又因广东省主席任内有“大笔公款用项不明”，遭到一些“立法委员”的攻击。实际上，这也不过是蒋介石的惯用手法而已。白崇禧也曾被湖北籍“国大代表”弹劾，追究其在华中剿总任上贪污军费。即便是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因为在大陆时期最后的表现让蒋介石极为不满，到台湾后也都曾遭到过这样的弹劾。当然，只要蒋介石还不想做最后清算，这样的弹劾也就是为了恶心一下人而已。

薛岳的意志愈发消沉，除了偶尔和杨森出门打猎外，基本都在家中学习语文。由于多年屡建战功，薛岳难免骄傲自负，从小开始的军事生涯使其脾气暴躁且喜好烟酒和赌博。同时，他和其他国民党要员一样，喜欢任用亲友，培植亲信。其弟薛仲述、薛叔达、薛季良均在他手下任职。其襟弟邱国维，内叔方学芬、方人矩等都曾在薛岳左右担任过要职。

薛岳有过三次婚姻，大陆时期有两位明媒正娶的妻子。原配朱氏系乐昌县两江头颈石人，是民国时乐昌县党部书记、县参议员朱节山的大姐。朱氏出身乡下没受过教育，也不曾生育。但发迹后的薛岳并没有因此和朱氏离婚，而是把整个九峰老家都交由朱氏掌管。

薛岳的第二位妻子系民国时乐昌县县长方彪之女，名方少文。方氏学识渊博，婚后跟随薛岳辗转各地战场，同时兼做秘书。解放前夕，方少文和多个子女移居香港，住在浅水湾的一栋别墅中。薛岳和方少文的长女曾在香港某英文书院读书。薛岳赴台后，其长子薛昭明在台湾军队中仅任连长。

赴台第二年，即1950年，薛岳与小他30岁的第三位妻子谭女士在台湾结婚，结婚一年后移居花莲港，过起不问世俗的清幽生活。尽管结婚时，薛岳已经年过五旬，但他与第三任妻子仍留下二男二女。

薛岳到台湾后很少流露对大陆故乡的眷恋之情。只有在他近百岁时，有一次儿子薛昭信去深圳出差，薛岳给他写了一个地址，说这是他们当年广州的旧宅，可以去看看。后来薛维忠走访大陆，带回韶关的白辣椒，薛岳尝着家乡的特产，才讲出一句，“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故乡。”

对于薛岳来说，晚年最成功的事，无疑是他的长寿。蒋介石父子对他猜忌、闲置甚至羞辱，但薛岳一直熬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相继去世，他还活得非常硬朗。

1990年2月，台湾当局召开所谓“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八次会议，选举正、副“总统”。在这样一场争权夺势的闹剧中，94岁高龄的薛岳意外出现，担任了会议主席。那只不过是国民党当局为了安抚那些老的代表，推出薛岳来当了一把工具。最终，台湾民进党代表大闹会场，反对薛岳为会议主席，弄得薛岳好不尴尬。不久，李登辉顺利当选，薛岳的历史使命完成后复归沉寂。

薛岳虽然晚年失志，但清闲的生活恰恰弥补了他早年征战沙场时的紧张生活。1998年5月，薛岳在台湾病逝，终年102岁。

薛岳过世后，家属整理遗物，没有什么财产，最为特殊的是一对颇小巧类似鹿角日本军刀刀架，名为“日本黑龙头”，这是薛岳在长沙会战时从俘虏的日军将领处所得。薛岳到台湾后，遭到蒋介石清算，加上他一直供养着庞大的家族，晚年一度生活贫困，因此留下的并不是很多。以至于如今乐昌九峰老家想建一个薛岳博物馆，家属们也没有资料可拿。

参考资料

《国民党四十三位战犯的最后结局》，何明，中共党史出版社

《薛岳 受蒋猜忌幽居度日》，章回小说:中旬刊

《侄子回忆抗日名将薛岳：受日军尊重祭祀其祖坟》，口述薛维忠/主笔李菁，三联生活周刊

《“天炉战神”薛岳将军》，王丰，各界

《薛岳将军之子回忆：父亲心中有国没有家》，贾鹏，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