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将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包围，历时三天激战，最终将敌军这一精锐部队斩于马下。

整编七十四师的覆灭，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残酷的打击，以至于惊呼：

“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图|汤恩伯

全歼整编七十四师后，我华东野战军、山东解放区迎来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蒋介石也在南京召开了军事会议，检讨了沂蒙山战役的经验教训。

在座的大多数都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此刻却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出，蒋介石上座后，对这些手握重兵的将领那是一点也不客气。

“汤克勤，你给我跪下。”

当着所有高级将领的面，蒋介石竟然让手握重兵的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跪下。

汤恩伯顿时觉得手脚发软，一下子就跪在地上，蒋介石毫不手软，拿着手杖上去就打，把汤恩伯打得满脸是血。

“你给我滚出去，别让我看见你。”

一听此话，汤恩伯如临大赦，手脚并用地爬了出去。

对于一个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汤恩伯无疑是颜面尽失，可相比之下，如果能让蒋介石消除怒火，就是再被打几杖，又有何妨呢。

要知道，在孟良崮战役中，救援不利的李天霞被蒋介石判处“就地枪决”（后来被保释）。汤恩伯算是幸运的那一个。

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就已经吸取了教训，为了避免轻敌冒进，国民党军制定了“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法，在“鲁中会战计划”中，本来是让汤恩伯、王敬久、欧震率领3个兵团24个整编师相互配合，寻迹与我军主力决战。

图|孟良崮战役

汤恩伯其实颇有些冤枉，因为华东野战军连续几个月没有找到战机，一直在不断后退，结果被蒋介石、顾祝同误认为无力再战，汤恩伯这才改变了原来既定的稳扎稳打的战略。

张灵甫整编七十四师全军覆没，除了华东野战军各级将士奋勇血战大功外，蒋介石本人也出了不少力。

只是在蒋介石面前，汤恩伯万万不敢说出这些话，只要能保住小命，这些委屈还是能受就受吧。

一

一直以来，汤恩伯在国民党黄埔系的将领中，算不上是特别能干，甚至于抗战时期在河南领兵，被冠以“水旱蝗汤”四大灾害之一。

李宗仁在台儿庄会战期间，就与汤恩伯部队打过多次交道，后来在回忆录中有过几次暗示：

“汤恩伯部军纪败坏。”

吴国桢也曾亲眼目睹过汤恩伯部吃空额，倒卖军用汽油等一系列不法行为。

可要一分为二地看，汤恩伯虽然谈不上是个英雄，但也绝对不是无能之辈

图|李宗仁

国民党军中央军在抗战时期有三大派系，分别是陈诚的土木系、胡宗南系、汤恩伯系，事实上这三大派系都是依托于蒋介石的黄埔系，汤恩伯本人地位虽然不高，却能长期与三人并称，自然有其过人之处。

相比于陈诚的十八军、胡宗南第一军、俞济时、王耀武的74军，汤恩伯也有自己的发家部队，即13军。

1933年夏，为了加强长城一线的抗战力量，蒋介石下令将88师、89师合并组建13军，钱大钧任军长，下辖两个师中，孙元良任88师师长，汤恩伯任89师师长。

钱大钧是黄埔教官出身，虽然贪财，但为人确实有能力，具有谋略，且待人宽厚，因长期追随蒋介石，成为其发家的八大金刚之一，不过也因为过于贪财，抗战爆发后，钱大钧借助职务之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好在经何应钦保护，钱大钧才幸免于难。

长城抗战结束后，钱大钧被调离13军，汤恩伯以89师师长的身份指挥该军，一直到1935年9月30日，汤恩伯正式升任13军军长。88师调离后，原徐庭瑶的17军下辖4师师划归13军，汤恩伯兼任第4师师长。

一如陈诚、王耀武一般，汤恩伯升任13军军长后，极大地提升了该部的战斗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危急，为了迟滞日军南下的步伐，汤恩伯率13军驰援南口，仅凭两个师的兵力，就挡住了日军第五、第十师团以及酒井旅团，日军伤亡近万人，却始终无法突破13军阵地。

在长达19天的作战中，汤恩伯率13军死战不退，每处阵地均经反复争夺，伤亡1.6万余人。

也凭借着这份战功，汤恩伯升任国民党军第20军团军团长，下辖13军、52军。作为汤恩伯赖以发家的嫡系部队，13军确实是以战斗力著称。

蒋介石对汤恩伯，确实是重用，以至于汤恩伯后来在河南大肆收编游杂武装，一路扩编至40余万部队。

可这么一来，问题就来了。

图|汤恩伯

作为精锐嫡系主力，13军确实是以军纪严明著称，可架不住其他势力以及游杂武装打着汤恩伯的旗号胡作非为，树大招风。

1944年8月6日，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河南省调查统计室主任、军统华北区区长暨河南站站长张严佛编制了《中原战役检讨》一文，其中历数了汤恩伯部军纪败坏的罪状：

“豫省部队不能确守军纪者极多，内中以十三军、八十五军为最。登封、叶县、郾城一带在民国三十年，民间即有“甘愿敌人烧杀，不愿十三军驻扎”之口号。此种蜚语，虽不免过甚其词，或系敌奸从中挑唆，但一般军风纪之不良，确属其事，不仅汤部而已。汤副长官本人刻苦硬干，嫉恶如仇，但个性极强，因此其左右对部下不法，相率蒙蔽不告，而未能确切整饬。”

也因为一系列的恶行如雪片一般涌来，促使蒋介石不得不下定决心，剥离汤恩伯与13军的关系。豫湘桂会战失利后，汤恩伯被撤职查办。

需要指出的是，13军在脱离汤恩伯系后，仍保持有相当的战斗力，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战场上。

1948年12月2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入关，11纵与13军的一个师在密云交手，不仅落在下风，还暴露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1949年1月，傅作义起义，13军军长骆振韶、副军长胡冠天、参谋长全英及师以上军官等均不赞同起义，可见该军顽固。

图|1946年，汤恩伯

不过尽管有或多或少的问题，可蒋介石对汤恩伯依然信任有加。

1946年2月，汤恩伯以京沪卫戍区司令的身份，加上将军衔，国民党军撤销军事委员会，改组国防部后，汤恩伯又就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

二

国民党内部对于汤恩伯早就颇有微词。到上海解放后，不满的情绪更是进一步高涨。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前，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司令，依托于长江防线固守京沪杭地区。可汤恩伯在在战略安排上，却刻意选择以南京伪中心的京沪杭三角区。

李宗仁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时，就曾对这个方案提出过质疑。

可不管谁说，汤恩伯横竖就只有一句话：

“我是奉了蒋总裁的命令，其他人我不管。”

南京解放后，顾祝同在上海召开国防部会议，会上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第一个跳出来，指责汤恩伯：

“如今几十万大军集结在上海一隅，是准备等着被全歼吗？还是汤总司令带着我们大家都去跳海。”

图|渡江战役

面对各方指责，汤恩伯不慌不忙，直接从公文包中拿出蒋介石的手令，这时在场的众人才明白，原来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死守长江的打算，甚至是连上海也可以随时放弃，蒋介石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将上海的金银储备运往台湾争取时间。

众人不敢把矛头对准蒋介石，却敢拿汤恩伯开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汤恩伯率残部退守厦门。

要知道汤恩伯部十几万大军，装备精良，又是依托于经营达半年以上的碉堡阵地，竟然只守了十几天，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为了弄清楚失败的原因，蒋介石授意陈诚在台北主持一次上海战役失败检讨会。

1949年7月2日，国民党上海战役失败检讨会在台北一家宾馆举行，国民党多数军政大员以及参加过上海战役的师以上将领都出席了会议，汤恩伯作为京沪杭警备司令，被邀请做情况报告。

汤恩伯话才刚说完，台下就有人坐不住了，站起来向他开炮。原国民党军37军军长罗泽闿直接跳起来指责。

国民党军第37军此前一直是名不见经传，实际上37军整体战斗力很强横，下辖4个师比甲种军还要多一个是，装备士气上都很优秀，他的前身是青年军，思想最顽固也是最反动。

罗泽闿是黄埔六期毕业，以前没指挥过打仗，一直跟在蒋介石坐办公室，深得蒋介石信任，罗泽闿本人也一直渴望上战场，一直到国民党当局溃败前夕，在蒋介石钦点之下，出任精锐的37军军长，罗泽闿自觉是个机会，也渴望能打几个胜仗好翻身。

1949年，上海战役前夕，罗泽闿率领的37军负责防守浦东地区核心阵地。

总体来看，37军战斗力确实很强，要知道当时上海国民党守军，都是从各地败退下来的残军，我军一路高歌猛进，突破国民党军阵地，却被37军牢牢的挡住，甚至还被夺回去几个阵地。

图|上海战役

连续的胜利让罗泽闿有些飘飘然，他还以为上海一定能守住。

原本为了保护37军，汤恩伯下令让罗泽闿率部撤往浦西，隔着黄浦江防御，但罗泽闿一连几战打下来，精神亢奋，要求为全军表率，死守浦东，为大部队撤离争取时间。

有意思的是，汤恩伯前脚答应会留下几个杂牌军帮着37军一起撤，后脚就开溜了，撤离名单上根本就没有37军的番号。

罗泽闿肺也气炸了，眼见上海守不住，他带着副军长和几个幕僚仓皇逃窜，37军后来在上海战役中被我军全歼。

台北开上海战役检讨会，罗泽闿一肚子怨气发泄给汤恩伯，甚至还添油加醋：

“汤恩伯歧视37军，不管37军官兵的死活。”

罗泽闿自己倒是从来没想过，他也扔下了37军，没管那些将士的死活，所以到了台湾以后，再没受到过重用。

一见罗泽闿第一个跳出来指责，其他人也都坐不住了，纷纷站出来，汤恩伯在整个会上除了一开始做报告外，便一言不发，一直到回到家以后才发牢骚：

“国民党在大陆打了那么多败仗，死伤的人比上海防卫战要多得多，为什么一次检讨会也没有开，而独开上海防卫战的检讨会？”

图|罗泽闿

不过蒋介石有意包庇汤恩伯，所以公开的检讨会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事后罗泽闿见没处分汤恩伯，还一纸诉状告到了军事法庭，蒋介石授意陈诚劝说罗泽闿撤回诉状，开检讨会就是批判汤恩伯，没必要一直纠缠不清。

1949年10月，汤恩伯在参与指挥金门战役后，月底由金门到台湾，出任台湾“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三

一场检讨会下来，汤恩伯知道，尽管蒋介石从表面上看对他一如既往的重用，自己的处境其实不妙。

更为关键的是，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对汤恩伯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转变。

1950年2月2日，路透社在东京发布了一条新闻，主要内容是蒋介石通过一个中国高官在日本购买豪宅的事。

蒋介石看后勃然大怒，汤恩伯竟然背着他私自在日本购买豪宅，而且还是在上海战役前夕。

原来，汤恩伯早就料到上海守不住，于是在1949年5月6日，派亲信王文成、龙佐良到日本，为他寻找一处避难所。汤恩伯通过在美国的朋友，给了两人50万美元。

图|蒋介石

王文成、龙佐良也不愧为是汤恩伯亲信，到了日本以后，便积极为汤恩伯寻求退路，1949年7月，两人花了3万美元，在日本东京近郊购买了一栋有22间房的豪宅。结果因为机事不密，居然被媒体给察觉了。

蒋介石气得破口大骂汤恩伯：

“混账！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败得那么快，原来他早作了逃往日本的准备！”

1950年3月，汤恩伯以招募日籍志愿军反攻大陆为理由，登上了去日本的飞机，机上验票的工作人员要求他提供赴日证件，但汤恩伯以受“政府”派遣到日本公干为理由，未办理签证，工作人员要求他下飞机，但汤恩伯坚持不从。

蒋介石认为汤恩伯这是打算逃到日本，于是派了四个军警，强行将汤恩伯拖下了飞机。

汤恩伯逃日不成，思想包袱日渐加重，更为关键的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几乎使得蒋介石与他彻底撕破了脸。

1949年上海战役前夕，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接受中国共产党委托，出面劝降汤恩伯。

陈仪与汤恩伯有旧，早年汤恩伯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名额是陈仪帮忙争取的，不仅如此，汤恩伯赴日留学的费用也是陈仪出的，两人之间一直就有师生情谊。

可在面对陈仪劝降的情况下，汤恩伯后来却毫不留情地出卖了他。

图|陈仪被枪决前

1949年2月21日，蒋介石下令逮捕陈仪，并由汤恩伯亲自动手。

据说汤恩伯在接命令时，曾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不能处死陈仪，蒋介石一开始确实也答应了，但后来到了台湾，蒋介石出尔反尔，决定处死陈仪，这下汤恩伯坐不住了。

1950年6月，蒋介石下令处决陈仪，汤恩伯几次找蒋介石亲信张群，企图说动蒋介石，但当着张群的面，蒋介石痛骂汤恩伯：

“陈仪犯那么大的罪，他汤恩伯心里不清楚吗？这事任何人求情都不行！汤恩伯活堕落了，他要为陈仪说话，我不见他！”

更为关键的是，蒋介石后来还下令，汤恩伯要亲自处决陈仪，汤恩伯也没想到，蒋介石会翻脸不认人，心里凉了半截，但自始至终，他没有接受这个命令，蒋介石无奈，只好下令由陈仪的妹夫、“国防部”政务次长袁守谦等人执行对陈仪的死刑。

经历过这件事后，汤恩伯对蒋介石也产生了不满的情绪，而蒋介石对汤恩伯也越来越不喜欢。

图|汤恩伯

1953年9月12日是汤恩伯55岁生日，本来他还计划请几桌客人，但后来想了想，还是取消了。

汤恩伯心中郁结，身体上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后来经医生诊断，患上了肝病。汤恩伯申请赴日治疗，结果蒋介石只在他的申请报告上批示了4个字“就地医治”。

“有大过的人，还要到日本去治病！”

1953年10月2日，汤恩伯住进了医院，可他坚信自己的病在台湾治不好，所以也不怎么配合：

“我的病在台湾治不好，住院也无益。要治病，只有到国外。我申请到日本治病，总裁又不同意，没有办法，只有等着死！”

1954年4月，汤恩伯病情恶化，医生检查后发现他十二指肠上长了一个“肿瘤”，初步判断是癌症，建议他到国外去动手术，汤恩伯这时提出申请，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尽管在日本有了很好的治疗条件，但汤恩伯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

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因重病被送上手术台，结果因失血过多，没能再走下来。

汤恩伯之死也留下了很多谜团，以至于衍生出三种不同的说法，有怀疑是负责为他动手术的日本医生岛田胜信博士下的手，也有说法是蒋介石派人下手，还有一个夸张的说法是罗泽闿买通了日本医生。

图|蒋介石

不过，以上猜测均属于坊间推测，事实上汤恩伯自到了日本以后，就一直受到很好的照顾，曾受汤恩伯活命之恩的冈村宁次曾嘱咐医院，一定要好好照顾他，而且就在汤恩伯去世后，日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其规模不亚于是一国元首。

1954年6月30日，台湾多家媒体刊载了汤恩伯去世的消息，蒋介石听说后反应很冷淡：

“死了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