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者问邓小平：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挂多久？邓小平这样回答

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专程来到北京采访邓小平。

一个是睿智机敏、虚怀若谷的政治家，一个是以刁钻刻薄著名“不好惹”的意大利女记者，他们两人的激烈交锋，令当时整个世界都为之一震。

从21日到23日进行的两次共4个小时的采访中，邓小平重点谈到了对毛主席的评价，并对当前国际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

谈话一开始，法拉奇就单刀直入，当即便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尖锐呢？

因为当时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实背景，那就是——拆除毛主席像和语录牌。

1980年7月，中央就明确发出指示，称：

“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都知道，该指示发出后，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指示发出当天，人民大会堂就开来了两辆吊车，工人们奉命将挂在那里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取下。

毫无疑问，这一行为很快便引来了很多群众的围观，并对此议论纷纷。

在这之后，全国各地也都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拆除了许许多多的毛主席塑像和语录牌。

当然，这一系列举动不仅引起了国内百姓的议论和思考，同时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要知道，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举动都会令人“想入非非”，而法拉奇一开口便抛出这样的问题，可谓“来者不善”。

很明显，法拉奇就是想借这个问题，来试探一下我们将如何评价毛主席。

而事实上，“如何评价毛主席”，在当时也成为了国际国内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明显看得更远、考虑得更全。

法拉奇想利用采访邓小平的机会，试探一下他的态度；

而已准确判断国内外形势的邓小平，则也想利用法拉奇采访他的这次机会，清晰而准确地阐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从而向全世界发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不会全盘否定毛主席”。

因此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的回答是：“永远要保留下去。”

此外，邓小平还特别指出，毛主席的功过要“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功劳，还说“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除了这个问题外，法拉奇也对天安门广场节日还挂着斯大林的像表示不理解。

因为在她看来，斯大林“一无是处”，而赫鲁晓夫却很好。因此在谈话中，法拉奇又与邓小平争论了起来。

斯大林的一生极具争议性，有人说他是暴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动的“大整肃”运动，害死上千万人。

但也有人说他是“英主”，他拥有在二战期间击退纳粹德军的辉煌战绩，并在主政期间推行三个五年计划，把苏联建立成为了一个工业强国。

此外，他还在苏联各地建立了集体农庄，大力促进农业机械化，提高了农业生产。

2008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还举行了一次“最伟大的俄罗斯人”的评选活动，斯大林仅次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彼得·斯托雷平之后，位居第三。

所以由此可见，法拉奇对斯大林“一无是处”的评价，似乎并不中肯。

至于赫鲁晓夫，似乎也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好”。

众所周知，赫鲁晓夫上台后，便大力排除异己，肃清政敌，还在苏共二十大上做出了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这一报告不仅震动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还引发了东欧的骚乱。

除此之外，他还是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的主要策划者。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还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

正因如此，在听完法拉奇的话后，邓小平不禁反问道：“赫鲁晓夫做过什么好事？”

法拉奇回答说：“他谴责了斯大林”。

邓小平说：“所以你就认为这是他做的好事？”

接着，邓小平又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在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还援助过中国，虽然不是无偿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

接着，法拉奇又问道：“那么您觉得斯大林比赫鲁晓夫好？”

事实上，法拉奇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单纯地在指这两人了，但邓小平一听便知其中深意，他再次一针见血地回答道：

“我要告诉你，我们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在此次谈话中，邓小平表现出来的睿智，深深感染着法拉奇。

后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头版连载了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谈话内容很快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之后，各国的报纸纷纷转载这份谈话内容，并且还专门起了一个题目——《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子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的认识》。

同时，他们还评论说：“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回答记者提问。”

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法拉奇本人，她在采访记的前言中这样写道：

“我问的所有问题，包括最尖刻、最无礼的问题，邓都微笑着坦率地予以回答。”

此外，她在接受美国电视台的采访时，还说：

“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法拉奇还将对邓小平的采访，视为是她事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一次。

1980年9月，法拉奇写信给邓小平，感谢他接受此次采访，在信的末尾，她这样写道：

“这次采访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我实现这一梦想，后来我发现担心是多余的。”

小平同志不愧是世界上公认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其一言一行，无不透露着其伟大的智慧和格局。

所以称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这段谈话，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谈，其实一点也不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