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林徽因（15）

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在徽因最后的一封信寄出后几天解放了清华园，一个月后，1949年1月，北京交给了共产党人。来往信件已不可能；我们两个世界不接触了

对于梁氏夫妇在共产党政权下生活的全面叙述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些零碎、片断和未经鉴定的消息传到西方。下面就是这样收集来的一些情况。

在北京易手之前，人民解放军就已渗入了清华园地区。一位军官给思成一份地图并请梁教授标出当必须使用大炮的时候要加以保护的珍贵建筑和文物。思成非常感动，记起了他在重庆曾交给周恩来几份他认为在战时应予保护的类似清单。

城市易手以后，新政府对它进行了大扫除。在1949～1950年间那些污染北京大街小巷的成堆的废弃物以及成吨的垃圾和腐臭的残渣都被用车拉走了。若干里的下水道得到清理，淤塞着污泥、废弃物和疯长的杂草的湖泊疏浚出来，湖水得到了净化。

政府其他的两个行动使得这个时期成为它和普通人民的蜜月时期。整个战争年代使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的时代结束了，民族的自豪感代替了公民们的屈辱。

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曾提出了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国首都的建议。

1．北京市应当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

2．必须阻止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

3．严格保护紫禁城。

4．在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要限制在两层到三层。

5．在城西建造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政府行政中心。

党中央只接受了他的第三点建议，即保留紫禁城。关于工业，彭真市长在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南望时说，“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我们必须假定这个消息使思成非常丧气。他有一切理由爱北京的老城。这不仅是他的家，而且在他整个事业进程中他和徽因研究了它的美丽。保留紫禁城是不够的。城墙围起的伟大城市一定不能毁坏。

他转而提出他的第五条建议，即在城西沿着南北轴向建设政府的行政中心。这样就既能进行重要的新建又不破坏城市原有的中轴线。在留学英国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的帮助下，思成把他的计划写成了建议书。他把它印出来并自费发行。他还发表了题为《北京——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的文章，期望得到公众的支持。

然而，1950至1960年期间大批涌人中国的苏联专家坚持政府必须以天安门为中心。而且，天安门前面的广场必须扩建以备公众集会和游行。他们设想的是他们自己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加红场的的翻版。尽管不赞成或至少是不回答思成的建议，党中央在其规划中还是寻求他的帮助。梁氏夫妇都被任命为设计国旗国徽小组的成员。他们提出国徽要有中国特色（不要镰刀斧头），最后金色和红色的天安门正面图案成为国徽，直到现在还在用着。

新政府要求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象征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以追念最终导致共产党胜利的历次革命运动的先烈。1951年就开始筹划，到1958年它才最后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心。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一座塔？一个亭子？思成说它应当像一座中国到处都能找到的石头纪念碑的建议说动了设计小组。由于在巨大的天安门广场中碑体不能太小，他设想了一个和城门相配的高度。徽因参加了基座的设计并引进了她在云岗石窟研究过的卵与尖形图式。根据中国传统在附近栽种了常绿的松树以表示对死去的英雄的永久怀念，但后来它们被移走了。

当局决定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使得梁氏夫妇非常震惊。拆的理由是，这些城墙是封建帝国防御工事，现在已经无用，它妨碍交通并限制城市的发展，它又是可以用于建造房屋或铺设马路的砖头的来源。

1950年5月思成针对这一点提出了一个建议，主张城墙和门楼应该保留来服务于人民的健康和娱乐。他指出，城墙顶部“十米或更宽的”空间可以变成有花圃和园艺基地的永久性公园。有双层屋顶的门楼和角楼可以建成博物馆、展览厅、小卖部和茶馆。城墙底部的护城河和二者之间的空地可以建成美丽的“绿色地带”供“广大劳动人民”划船、钓鱼和滑冰之用。他又加了一段举出苏联有关例证的有力论据，苏联在1950年时是中国正在努力模仿的“老大哥”。

“苏联斯摩棱斯克有周长为七公里的城墙，人称‘俄国的项链’，二次大战时毁于战火，全苏联人民献出爱心来修复了它。北京的城墙不能仅仅叫做‘中国的项链’，而应梭是‘世界的项链’。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我们已经继承了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现在怎么能够毁坏它呢？”

然而当局不为所动，它拒绝了思成提出的最简单可行的建议，即不破坏门楼和城墙的整体性，在每座城门的两边打开一个车辆的进出通道，这样交通堵塞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在以后的20年中，城墙整个被毁。所有的漂亮的塔楼都被拆毁，只留下了东南角楼和南面的前门和北面的城门楼，二者的碉楼都已拆毁。护城河不见了，城市的扩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墙的轮廓。到了1955年，思成多年来不懈地为党工作和在他看来是同失误的斗争把他带到了衰竭的边缘。年初他就住院了。在医院里他被发现染上了肺结核，有好多个月他都必须卧床休息。

思成住院不久，徽因也到了同一个医院，住进了邻近的病房。1945年埃娄塞尔博士曾对我说，她的情况非常严重，也许只有5年好活。她又活了10年对她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奇迹。然而到1955年她生命的过早结束已经临近。4月她去世了，终年51岁。

对已经病魔缠身并在指令下受到羞辱的思成来说，在27年的共同生活以后他亲爱的妻子的死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没有她，他怎么活下去呢？

梁思成生命的最后两年（他于1972年去世）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