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一场普通的婚礼在我党的后勤队伍里悄然举办。

没有媒妁之言，没有三书六礼，没有十里红妆，炮火纷飞中，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一个是从上海来的娇贵姑娘，一个是出身农村的穷小子，这一对组合，让周围的人忍不住议论纷纷。

“没有什么红花配绿叶，王勋的家庭条件是差了些，但我不在乎。”

刚结婚时，面对身边不理解的声音，新娘徐寄萍总是会耐心地替丈夫王勋说话。

在她看来，虽然日子过得苦了点，但好在丈夫勤劳朴实，这就已经足够了。

可是七年后，就在她习惯了平淡朴素的生活时，从北京出差回来的丈夫，却带给了徐寄萍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

“我有一件事情要向你坦白，其实我去北京，是为了看望毛主席。”

听过丈夫的坦白后，徐寄萍惊呆了，她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面容质朴的小伙子，竟然和伟大的领袖有着如此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封批准信牵出来的领导家属

“我原名并非王勋，而是毛泽全。”

1950年的一天，毛泽全面对妻子，再一次郑重地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与初识时的自我介绍不同，这一次，毛泽全准备将在自己心中埋藏已久的秘密和盘托出，全部向徐寄萍坦白。

早在1943年二人刚结婚时，毛泽全便告诉过徐寄萍，自己其实并不姓王，而是姓毛。

但因为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只是简单交代了自己“毛泽全”的真名，并没有对妻子过多解释。

如今环境稳定，重重顾虑不复存在，毛泽全明白，他终于能有机会，拿回自己原本的姓名。

望着眼前那封“批准使用原名”的信函，毛泽全忍不住陷入了回忆中……

1909年4月，出生于湖南东茅塘的他，有一个名叫毛泽东的堂哥。

不同于自己的“放牛娃”生活，毛泽全的堂哥，从小便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虽然同样曾因为乡下人的身份而备受嘲笑，但毛泽东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埋头于书本，用自己横溢的才情与个人魅力折服了众人。

渐渐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一切都有所听闻的毛泽全，也开始对这个堂哥有了敬佩之心。

从人们的交谈之中，毛泽全了解到，这个与自己相差十几岁的堂哥，早在自己还在襁褓之中时，就离开了家乡，去到更远的地方读书深造。

但是，毛泽东的光荣事迹，却没有因距离的拉长而减少。

在毛泽全近十几年的农耕生活中，他总能听到各式各样关于堂哥的新闻：开始在革命队伍中展露头角、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组织工人罢工……

直到1926年，毛泽东因病返回韶山休养，十七岁的毛泽全才有了真正与前者接触的机会。

在当时的毛泽全看来，堂哥毛泽东有头脑，有想法，说出来的话自带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

不由自主的，他开始习惯性的跟在毛泽东身后，听他与身边的人讲论政治，高谈理想与抱负。

“到了革命队伍里，什么都要听党的安排。”

与久负盛名的青年革命领袖不同，围着自家农田打转的毛泽全，起初并不明白革命的意义所在。

但毛泽东与众人讨论时紧紧攥住的拳头，与众人坚定的眼神，还是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毛泽东口中那支纪律严明的共产党队伍，更是让毛泽全心生向往。

1927年，受到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影响，一向只愿意与大自然为伴的毛泽全，破天荒报了名，想去韶山特别行动区的农民协会，为革命尽自己的一份力。

让毛泽全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一次尝试，彻底打开了自己的革命大门。

1937年，在农民协会里干了一段时间的通讯员后，毛泽全与家族中的毛远耀相约，一同来到延安学习革命文化。

如同毛泽东当初所说的那般，接受过系统教育的毛泽全，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所在，对革命事业的热爱也与日俱增。

为了能向堂哥看齐，从中央党校毕业后，成功加入共产党的毛泽全，马不停蹄地奔走在了革命前线。

与此同时，毛泽东——作为毛泽全“指路明灯”的堂哥，也渐渐打开了自己的革命话语权，开始领导革命队伍积极对抗侵略者，大展理想抱负。

可正当两人都在各自的事业中发黄发热时，意外却紧随而来。

1938年，从中央党校毕业后，毛泽全便被分配到了当时的新四军岩寺兵站，负责物资供给工作。

这一任命，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当时，为了能最大程度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毛泽东曾公开反对国民党方面提议，拒绝对方向新四军队伍中投放领导干部的行为。

双方党派不同，再加上之前的惨痛经验，毛泽东的举动固然无可厚非。

但在原本就蓄势而动的国民党看来，毛泽全的任命，无疑是个毁谤共产党的绝佳机会。

“岩寺是个大机关，不然怎么会派毛泽东的堂弟负责？”

当即，国民党便以此大做文章，将毛泽全的任职归因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表示强烈谴责后者的“拉山头”行为。

虽然明知对方完全是无稽之谈，但为了革命的整体形势，在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建议下，毛泽全还是改名为“王勋”，避开了与毛泽东的血缘舆论。

直到1950年，终于迎来战争平息时代的毛泽全，才有了拿回自己本名的机会。

就这样一通电话过后，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因公出差到北京的毛泽全，坐上了开往中南海的汽车。

自从延安一别后，毛泽全便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面对这场时隔十几年的会面，两个人都表现得非常激动。

“革命已经胜利，你也到了该改回原名的时候啦。”

望着如今已能独自撑起一番事业的毛泽全，毛泽东一时间分外感慨。

当听到毛泽全还在为了自己的安全而使用“王勋”这个化名时，毛泽东立即大手一挥，表示希望他能改回原名。

就这样，从毛泽东的住处回到家后，毛泽全便将这个尘封已久的秘密告诉了妻子徐寄萍。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身世！”

听完丈夫的坦白，徐寄萍一时间非常震惊。

她怎么也无法想象，眼前这个已与自己走过七年婚姻生活的男人，心底竟还埋藏着这样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

缓过神来后，考虑到“毛主席亲属”这个身份的特殊性，她又转头叮嘱起了丈夫，告诫他不要因此而“得意忘形”，荒废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不会的！我们毛家人，不会干攀龙附凤的那些事儿！”

面对妻子的叮嘱，毛泽全一脸自信地担保了下来。

然而世事无常，彼时信誓旦旦的毛泽全并没有意识到，能够在伟人的无上光环下始终团结一心，保持言行一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毛氏家族中，很快便出现了“叛徒”...

一生低调谦逊，不慕名利的毛泽全

“怎么当时那么多次见毛主席，我就想不起请主席写个字、写个话呢？”

晚年时期，每当回忆起与毛泽东的相处时光时，毛泽全总是遗憾不已。

战争还未打完时，他担心自己会影响到堂哥的作战，不仅把名字改了，更是忍住思念，多年没有试图联系；

等到天下太平了，终于拿回自己姓名，与毛泽东相见后的毛泽全，却仍然害怕自己会麻烦到这位伟大的领袖。

1952年秋，被毛泽东调到北京工作后，毛泽全曾与妻子一同前去中南海，探望毛泽东。

即使是应邀前往，在前去赴约的路上，毛泽全仍然非常抱歉，认为自己影响到了毛泽东的工作。

特别是在看到一脸热情的毛主席，身上仍穿着洗到发白的衣裳、打着补丁的旧鞋时，毛泽全便更加无地自容了。

“你这个上海的高中生，怎么会看上泽全这个放牛种田的泥巴沱子？”

似乎是看出了毛泽全一家的拘谨，简单的家宴摆好后，毛泽东便率先开口，张罗大家入座，完全没有一点儿领导派头。

特别是在听了毛泽全与徐寄萍的爱情故事后，这位伟大的领袖，还开起了玩笑，缓解了与徐寄萍初次见面的尴尬。

毛泽东的举动，让一旁的毛泽全十分感动。

在交谈的过程中，毛泽全注意到，虽然是国家领导人的居住地，但这里的环境却并不奢华。

当时国庆节才刚刚过去，毛泽东的住宅处却已经没有什么节日气氛，就连房屋的窗檐与圆柱，都已经脱漆掉色，看不出原本的模样。

“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铺张浪费……”

面对毛泽全的不解，毛泽东解释到，现在刚刚建国，百废待兴，应该把钱使到刀刃儿上。

就连与亲友的团聚机会，也被毛泽东一再压缩。

趁着这个机会，毛泽东提议道，既然毛泽全已经在北京定居工作，不然就顺道代自己接待一下来京的家人，等他工作不忙了再接到中南海一聚。

几乎没有犹豫，毛泽全当即便答应了下来。

从1952年返京，到1957年因工作调动离开毛泽东身边，近五年的时间中，毛泽全的接待工作，让他大大明白了毛泽东工作的不易。

晚年接受采访时，毛泽全表示，前来探望的人越来越多，毛主席身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按照常理，招待来访的宾客，理应是政府出这部分钱，但自己的堂哥却拒绝了工作人员的提议。

为了能让国家快速发展起来，每一次接待费用，都是从毛泽东的稿费中扣除的。

“不要图省事，干革命要依靠组织和自己闯出来。”

毛泽全回忆到，与家人亲友见面时，毛泽东时常把这句话放到嘴边。

渐渐地，这句话也成为了毛泽全的座右铭。

毛泽东主张精简节省，他便也跟着过节俭日子，从不因为自己的身份而要求特殊待遇；

毛泽东主张自己打拼，他便也这样教育后代，让他们养成了不贪名利的低调性格。

虽然在提起自家孩子时，毛泽全毫不掩饰对他们的疼爱，但一涉及到这类原则问题，他的态度也是非常坚决。

在这一点上，毛泽全无疑是毛氏家族中的领头羊。

反观其他人，恐怕就没有毛泽全这般忠厚纯良。

1952年10月，毛泽东外婆家的大表兄文运昌来京探望，毛泽全照例前往迎接。

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这位曾被毛泽东形容为“可诉忠心之密友”的亲人，前来北京却不仅仅只是因为思念。

早在1951年第一次来京时，文运昌就曾暗示过毛泽东，想要依靠他如今的职权，在北京谋一个职位。

不出意料，他的这个请求，当即便被毛泽东婉言拒绝了。

考虑到文运昌生活的艰难，毛泽东并没有将话点明，让这位曾经有过知遇之恩的旧友难堪。

甚至，连续几天埋头于政务的毛泽东，不惜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隆重欢迎了文运昌的到来，唯恐远道而来的他受到怠慢。

可纵使伟人重视到如此地步，也依旧难以挽回与旧友之间的认知隔阂。

在北京住了几天后，文运昌深感城市生活的繁华，而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恭敬态度，更是让他乐不思蜀。

正是因此，短短一年之后，文运昌便不顾及往来开支，第二次前往北京，探望毛泽东。

这一次，他变本加厉，提出了更加过分的要求。

“文运昌今非昔比，如今已是吹牛皮、说大话的角色。”

在中南海短住时期，文运昌丝毫不顾及旧友颜面，不仅吃穿用度皆要求上等，更是无比迷恋杯中之物，屡次喝到失去神志，开始耍酒疯。

而为了表明自己与毛泽东关系的亲近，文运昌甚至拉着工作人员，来来回回讲述自己当年如何帮助毛泽东脱线，又如何因此受到敌人疯狂报复，这让毛泽东逐渐开始不满。

毛泽全明白，之所以文运昌如此“作威作福”，不断强调与毛泽东关系之好，最终目的无非还是希望后者能够看在这些过往的面子上，给他留个一官半职。

但遗憾的是，身为一国领导的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人当道，全家升天”的权贵做派。

恰恰相反，文运昌的所作所为，不仅毫无裨益，还进一步加重了两人的隔阂。

意识到这一点后，毛泽全便更加严于律己，不愿再与“领导亲信”沾边，受到旁人的关照。

1974年，毛泽全的小儿子毛远建到了参军的年纪。

在毛泽全徐寄萍夫妇的耳濡目染下，他也养成了不争不抢的低调性格，参军的名额一下来，他便瞒着父母，填报了离中苏边境不远的一个军区。

军区位于新疆，气候难耐，对于还未成年的孩子来说，是极大的考验。

听闻毛远建的参军消息后，一些战友纷纷致电毛泽全，建议他利用关系，将孩子调到内陆军区。

“他跟平常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呢？人家去了，就让他也去吧！”

内心纠结几个来回后，徐寄萍咬咬牙，终究是回绝了对方的好意，送儿子登上了前往新疆的火车。

虽然同样心疼儿子的身体，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毛泽全徐寄萍夫妇，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或许正是毛泽全的举动感动了毛泽东，在北京的那段时间，两人又重新变回了无话不谈的兄弟，关系越来越好。

兄弟常伴，家庭美满。在当时的毛泽全看来，眼下的时光就是最好的时光，会一直长长久久的持续下去。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分别，竟然会来得如此之快。

相继离世，眼泪中见兄弟情

1976年9月9日，由于病情进一步恶化，伟人抢救无效，告别了这个他无比热爱的人世。

消息一出，举国同悲。

作为伟人亲属，毛泽全的悲痛显然更甚。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1957年分别之后，自己与毛泽东便再没有了见面的机会。

在自己的晚年时光里，毛泽全一直坚守着“精简节约、低调行事”的信条，不厌其烦的教导着膝下的子女。

伟人的骤然离世，让他一时间倍受打击。

但由于政治环境限制，因工作调动离开北京的毛泽全，并未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毛泽东身边，去送伟人最后一程。

无奈之下，他只得多方辗转，找寻合适的进京时机。

终于，在毛泽东子女的帮助下，毛泽全一家在伟人逝世后的四五天成功进京。

进京当天，北京城内的哀悼氛让本就伤感不已的毛泽全更加难过身体几度发出警报信号。

1976年9月18日，伟人追悼会结束之后，悲痛万分的毛泽全，更是直接晕了过去，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由此可见，伟人的逝世，带给这位同样快近古稀之年的老人的打击之重。

虽然在北京301医院修养一个多月后，毛泽全的身体基本无碍，但毛泽全明白，伟人逝世后，他便再无精神榜样可以依附。

1989年，在惊闻伟人噩耗的十几年后，这位一生敬仰毛泽东的老人，也迎来了自己的离去时刻。

与伟人去世时的轰轰烈烈不同，向来讲求低调的毛泽全，葬礼办的极为简朴。

由于生前不慕名利，身边的群众几乎不知道毛泽全与一代伟人之间的血缘关系，这让他走得十分安然。

最后时刻，毛泽全用尽全力，用留恋的眼神打量了周围平凡的一切后，缓缓闭上了双眼。

几天后的告别仪式上，毛泽东之女李敏特意托人送来花圈，为千里之外的这位堂叔遥寄哀思。

对于毛泽东、毛泽全而言，彼此惦念，相互送终，这已经是两人深厚情谊的最佳证明。

结语

成名容易，守名难。

对于整个毛氏家族而言，能与伟人血脉相承，无疑是幸运的，但想要在光环下守住内心，并非一件易事。

显然，毛泽全做到了。

他的一生低调平凡，或许会被粗心的后世遗忘，但“依靠组织，依靠自己”的个人信念，将始终在他的后代中无限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