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退役老兵黄玉清：“我给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当警卫员”

讲述人：黄玉清

整 理： 刘萍凝 席梦瑶 张祎婷

1931年，我出生在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一个农民家庭，16岁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我给时任西北军区（当时的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李贞当警卫员，李贞后来也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成为李贞的警卫员后，我工作格外努力，因为当时年纪小，首长们都亲切地唤我为“小鬼”。1952年，我突然生病了，李贞发现我得了天花，当时医疗水平低，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危及性命。李贞特别着急，和其丈夫甘泗淇两人开车将我送到兰州七里河的陆军医院进行治疗，还专门找了一位有名的大夫并嘱咐他：“一定要给这个小鬼把病治好，谢谢您了大夫。”

当时朝鲜战场局势紧张，1952年5月，李贞和甘泗淇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要出发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知道后心里特别着急，多次申请出院，但是李贞坚决不允许。“小鬼啊，朝鲜正在打仗，你身体没有完全恢复，要专心养病，一旦出院我们立马召你归队。”李贞交代完，就从兰州出发去了沈阳。

没过多久我康复出院，便收到李贞发来的急电：“请黄玉清火速赶往沈阳，准备前往朝鲜前线。”接到命令后我心情非常激动，连夜踏上了前往沈阳的火车。1952年6月，我跟着李贞和甘泗淇两位首长从沈阳到达丹东，跨过鸭绿江，随后到达朝鲜，并护送两位首长到前线最高指挥部。

当时朝鲜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公路两边的炸弹坑随处可见，美军的战斗机时刻在空中盘旋，朝鲜群众纷纷钻进山里避难。护送首长的过程中，我不敢有丝毫松懈，暗下决心：“我自己牺牲不要紧，一定要安全护送首长抵达指挥部。”

距离前线最高指挥所的路程并不远，一天的车程就能到，但是我们却走了四天时间。白天，美军战斗机不断在公路上方侦察，一有目标就投掷炸弹，企图破坏我军的后勤供给路线。我们只能白天找地方隐蔽，直到太阳落山才敢上路。因为不敢开车灯，我们走得很慢，如果听到山上防空哨兵的枪声，说明敌机又要来了，得立即停止前进，找地方隐藏。美军夜间空袭时，会先从空中投掷照明弹，如发现目标或者异常动静，就是一阵狂轰滥炸。

最危险的一次就是美军的炸弹投到了我们行车的公路上不远处，眼看要爆炸了，我立即组织首长下车，将首长掩护在身下，等待安全后才起身。就这样，我护送着首长们终于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彭德怀总司令见到我们很高兴，他亲切地对我说：“你这个小鬼真不错，两位首长能安全到达这里太不容易了，你这个警卫员功不可没啊。”

在前线，甘泗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彭德怀、陈赓等几位首长住在朝鲜一个矿山的石头洞里。这是朝鲜最大的金矿，山洞长约400米，里面阴暗潮湿，见不到阳光。洞口有一个30多平方米的作战指挥室，光线和空气比较好，首长们经常在那里研究作战方案。

有一天晚上，四五十架重型轰炸机突然对矿山轮番轰炸，长达两个多小时。地面山头我军的高射炮英勇还击，爆炸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由于山洞在半山腰，美军的炮弹投下来多半落在山坡或山谷，我们的伤亡并不大。

在朝鲜的那段时间，除了危险之外，首长和战士们的生活也很艰苦，首长们每天吃的就是白米饭和从中国运过去的鱼罐头，没有新鲜的蔬菜，更别说肉了。看着两位首长每天为战事熬到深夜，我便想方设法为他们补充营养。当时金日成首相来看望首长时送了几个高丽参，我每天早上用小刀切一两片，用电炉子熬好，给两位首长每天早上饮一杯，为首长们补充营养。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组织了一个“国庆”观礼代表团，甘泗淇担任代表团团长，我也随着两位首长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后，我给多年未联系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当时父母以为我已经牺牲了，日日以泪洗面，我心里很内疚，思考再三后，决定回家陪伴年迈的父母。

临别之际，李贞和甘泗淇两位首长将我送到火车站，李贞还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推荐我到西北军区第一速成中学学习文化。1954年，我毕业后，投身大西北的生产建设中，后来转业到甘肃省食品公司秘书科工作，1955年调到服务厅办公室，后又调回到庆阳，并将父母接到庆阳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