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人口迅速暴涨，是康雍乾三代皇帝一同创造的结果。

其实历朝历代的人口数值都存在着变化，要是分析其具体的原因，那说起来是非常之多，但总体来看，主要就是三个方面：税制改革、农业投产比提高、可统计疆域扩大。

关于大清人口暴涨这件事，光从红薯的角度去讨论那是不够完整的，“地瓜盛世”虽然和地瓜有关，但绝不仅仅是地瓜的功劳。

首先说说税务制度带来的改变。

税务制度，指的主要是“人头税”这么一种存在。

其实在历朝历代中，人头税都是一种最直观、也是结算统计方式最简洁的收税方式，人头税顾名思义：有多少人就收多少税，按照人口来收。

这种税收方式很简单，但也因为太简单，成为了很多统治者压榨百姓的工具，如果是政治清明时期，统治者肯定会根据社会生产力的情况来降低人头税，以此来减轻百姓负担，可一旦遇到执政黑暗的时期，人头税的税额就会无限制提升，以至于对百姓造成极大的负担。

而人头税也让百姓们不敢多生，理由很简单，多生一个人就要多缴一份税款，孩子也不是生下来就能生产劳动的，本身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成长时间，那么这种压力自然就给到了父母身上，要知道古代生产力最巅峰的时候，也仅是让普通百姓堪堪饱暖，并不足以大肆生育，然后缴纳人头税。

这个原因，也是自秦朝以来，古代中国人口基数明明如此庞大，但在两千年来，却没有出现过爆发式增长，人口一直是在“2000万—1亿”的区间，所以不是百姓不能生，而是有一个基础税收制度遏制着百姓的生育欲望。

古代著名的“溺婴现象”，就是产生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交不起税、也养不起的孩子，狠心的父母只能这样抛弃。

而时间到了清代，人头税对社会人口增长的“阻碍”已经非常明显了，因为大清的领土庞大，对于很多以往朝代都是执行“羁縻政策”的地域，都实行了实控政策，清朝廷对这些地区实控的最明显体现就是迁入大量人口，以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康熙年间，就有著名的“湖广填四川”政策，虽然这不是一次面对羁縻地区的人口迁移，但本质上体现了大清对于社会生产力变化的迅速调整。

既然四川人不够，那么就从湖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借人过去，而这些被借省份的人口，也需要用积极的生育政策来刺激补充，如此一来，从源头上取消“人头税”，就是最好的办法。

但要怎么去完成这种税制改革，对于清朝廷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这项税务已经执行了数千年了，即便是先秦以前，都存在着人头税，忽然不收了，这对天下而言并非好事，如此一来，如何“梯度式”改革，就成为了大清朝廷要考虑的事，

康熙时期，中央朝廷推出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优惠政策，在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在康熙五十五年得到补充，不过这还不是完全取消人头税的制度，因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本质上是在家庭人口数量上做加减法。

比如一个家庭里有两位老人，而两位老人年纪大了，故去了，那么他们就会多出两个人头税，这也就是说，这个家庭新出身的孩子是不需要再缴纳人头税。

这个制度好在推动了人口青年化，但本质上还是在遏制整体的人口数量，不过这毕竟是“梯度式”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完全去掉人头税，需要到雍正时期。

雍正即位后，任命大臣田文镜在河南实行“摊丁入亩”制度，规定以后将人头税归入为“地税”，以后对一个家庭收税的多少，不再看他们家庭人口数量，而是看他们的地产数量，这对地主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但自古以来，地主一直都是剥削普通农民百姓最直接的群体，不打击他们，税务改革、人口增长就不可能完成。

正如当时的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所说的：“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地主的田产、地产众多，可却与他们的丁税不成比例，而百姓几乎没有什么田产，反而税务繁重，这是一种扭曲的现象。

摊丁入亩实行后，全国基层人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生育自由”，孩子不再是贫穷百姓们的负担，他们也不需要再扼杀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甚至孩子成为了穷人家庭改变命运的希望，孩子越多，机会就越多，正如人多力量大的道理。

人头税的取消，也是清代“宗族”大量崛起的一个根本原因，以往有宗族的概念，但能够一直实行宗族模式的家族却不多，根本原因就是人口会出现断层，不能开枝散叶，宗族就会衰落，而人口的暴增，让宗族趋于稳定，偌大个家族，总有两个出息的孩子，只要出头一个，家族便有了依靠。

随着摊丁入亩的深化，大清人口在持续的快速增长中，而乾隆雍正在位不过十数年，这段时间都还不足以第一批享受政策红利的孩子长大，所以大清的人口真正的爆发时期，就在乾隆的中后期，这是摊丁入亩政策执行后的第四十年、五十年，刚刚好是两代人成长的时间。

所以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人对人头税的修正以及调整，是大清人口暴涨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那么人口增长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来了，庞大的人口吃什么？

或者又该问，他们的生产力发生翻番了吗？

答案是，确实翻番了，甚至不止翻了一番。

人口和生产力，这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存在，人口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力也限制了人口的增长。

那么为了支撑起庞大的人口，社会必须要准备充分的土地来生产物资，但土地自古以来就这么多，即便清朝也有新开垦的耕地，可新增的耕地和人口的增长比例并不是相同的，如果还是以前的生产力，那么依然不足够支撑起乾隆后期的三亿人口，所以在乾隆时期，人口暴增离不开两个因素：

一是作物的改变，以至于让农业投产比大量提高。

二是生产方式的改变，不再拘泥于农业生产，多维度推动生产力的总和。

所谓“投产比”，便是投入和产出的比例，以前若是一个人耕田种地，仅仅能得到两人份的口粮、那么农业的投产比便是2，但一个人耕田种地，如果能收获五个人甚至是十个人的口粮，那么投产比便成为了5与10。

而农业投产比的改变，最直接的方式作物的改变。

红薯，在农业投产比改革中，充当了主角。

红薯并非中国的本土作物，在明代末期才正式引入中国，而红薯在营养价值上比不过大米，但却能够“顶饱肚子”，事实上，现代人的餐饮习惯中，仍然保持着大米当主食，红薯当辅食的习惯，而且红薯的口味香甜，食用范围不仅仅是三餐之中。

最重要的是，红薯的亩产很高。

在清代，一些肥沃地域的红薯亩产量，全年能够达到五千斤之多，而同等土地栽种出来的水稻，却仅仅是一千斤左右，这本质上就是“农业投产比”的改变。

客观地讲，红薯的整体价值不如水稻、小麦，正是老百姓常说那句“红薯不养人”，但是红薯顶饱，在清朝人口增长最迅速的时期，担任了顶饱国民肚子的任务，而且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过也因为红薯营养价值不太高的缘故，很多清朝百姓往往是“面黄肌瘦”，这也是后人调侃“地瓜盛世”的缘故。

虽然人口是多了，但个个营养不良，这算是盛世吗？

算不算盛世，后人很难评说，但在客观的人口数量上，红薯确实立下了大功劳。

除了农业投产比的改变以外，社会生产方式多元化也是一个具体原因。

其实自宋代开始，因为北方民族对中原政权的领土侵占，让朝廷不得不考虑推动“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所以宋朝明明领土比不上唐朝，但国家财富却远超唐朝，根本原因就是生产方式的多元化。

所以一场生产方式的巨变，自宋代就开始了、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本质上就是大型商业和手工业的紧密结合，比如江南地区的纺织工业，就为社会就业提供了大量的贡献，女性可以参与手工纺织，而男性可以到港口搬运，最终促成一单单跨境贸易的完成。

清代虽然闭关锁国，但该对外开放的贸易却一直都有，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侵略者用蛮横的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本质上也为社会就业打开了一个新的口子，只不过这种新的发展是以别人侵略的方式打开，而不是清朝统治者自觉的打开，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罢了。

只要有了就业，那么社会的人口新生就有了意义，社会结构得以稳固，一切才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有了税收政策、生产力这两大因素的改变，清朝的人口暴增是一个必然现象，而在这两个因素以外，也还有一个中等因素同样在为清朝人口做着贡献，那就是可统计人口的疆域增长。

再简单来说，就是“改土归流”政策。

改土归流，就是将一些少数民族的“土官制度”改成“流官制度”，在明朝时期，流官制度被朝廷大量应用，明朝廷对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立当地的部族首长为土官，让他们世袭担任，本质上，这就是一种臣属于中央朝廷的地方奴隶制度、只是让这些地区在名义上属于中原王朝。

可问题是，这些地方的人口数量如何，生产力多少，文化教育程度如何，中原王朝并不知道，这也就造成了明代有着那么阔广的版图，可人口数量却不多。

到了清代，中央朝廷强大的执政力开始对土官制度下手，先是康熙四十三年，朝廷对湖南的地方土官进行改革，康熙下令对湘西地区进行屯兵、驻军、修卡、普及入学教育、设立科举院所等等制度，这一切改革的核心就是，用朝廷派遣的流官，代替以往世袭的土官。

朝廷派出流官，这让朝廷实际意义上全面掌控了这些曾经的土司地区，这里的人口也一并纳入了清朝的人口总数之中，在以前，这些人口并不在朝廷的官方数字中。

到了雍正时期，云贵总督正式向雍正皇帝提出“盖推归流”，对土官制度最多，最根深蒂固的云贵地区动手，而改土归流让大清的实际掌控疆域进一步提升，这个实际掌控的意义，包含了“可统计人口”数量的增长。

而这些被土官世袭统治的地区，被中央朝廷接管之后，彻底打开了对外交流的渠道，中央朝廷派出大量的官员、教师到达土司地区，以帮助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百姓改革生产、学习知识，而改土归流的结果也相当显著。

在康熙末年时期，广西的总人口仅仅是一百万之多，到了嘉庆时期，广西人口却增长到了七百多万，翻了七倍之多，这既有先进生产力带来的推动因素，更多的是可记录户籍人口增加，对广西的全面行政接管的原因。

这种变化，在很多土司地区都在上演着，将这些地区人口的变化结合起来，都有高达数千万人口数量的增长，这对大清人口增长，是一个极有力度的补充。

所以清代的人口问题，本质上证明了决定人口的最大因素，还是执政朝廷的政策，只要政策允许，那么人口就会有质的飞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两千年的时间里，增长一亿人口都如此艰难，可在乾隆在位的短短四十多年时间里，大清的人口却暴涨到了三亿。

而大清在很多方面上，都是中央集权政府最成熟的表现，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地图疆域，为后来的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化、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这也是大清不可磨灭的成绩。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能让清朝人口有“爆炸式增长”，主要得归功于乾隆这个“十全老人”。

人口数量问题，历来是任何一个国家极为重视的问题之一，古代如此，现代也是如此，毕竟人口的多少，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生产力的高与低。

而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一次人口“爆炸式增长”的时期，据说人口数量从七千多万，一跃增长至四个多亿。

这个时期就是清朝，正是在清朝时，我国的人口数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清朝人口增长如此之快呢？

说起来，这背后最大的“功臣”，就是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至于乾隆皇帝是如何做到的，下面我们来一一进行分析。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人口想要增长，离不开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社会环境稳定，没有战乱、战争等减少人口的情况，二是百姓能吃上饭，并且能吃得饱，不至于被饿死，三是赋税合理，不会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况。

理论上讲，只有具备了这三点，那么一个国家或者是朝代的人口基本上就能得到增长。

而根据这三项基本原则，再来看看清朝入关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大体看下来，也差不多符合上述的三点要素。

比如，顺治作为第一位入主中原的清朝皇帝，其在位期间的所作所为，奠定了清朝能够稳定局势，并顺利统治华夏的基础。

而由于顺治的打基础，继任的康熙皇帝，才能通过南征北战，创造出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而在社会环境稳定之后，康熙在其在位第五十一年的时候，又颁布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政策，那就是著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诏令。

此诏令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一改往日”按丁征收“税银的惯例，变为新增人口不再征收税银，这样一来，大大刺激了人口的增加。

与此同时，当时的清朝又大力推广了玉米、马铃薯这种易种植、产量高的农作物，大大减少了百姓被饿死的几率，也有助于人口的新增。

而到了雍正在位时，在康熙皇帝的基础上，雍正又颁布了一道意义重大的诏令。

这道诏令就是著名的”摊丁入亩“，其意义之大，影响之深，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跨时代“的税制改革方案。

在此之前，历代朝廷收取赋税的方式，是以人口数量为基准，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有多少人，那就征收几个人的税。

初一看，这种方式好像没什么问题，但问题是，民间贫富不均，如果一个地主家的人数与一户贫民家的人数相同，那么就意味着，地主家和贫家所缴纳的税额是一样的。

并且，在税制改革之前，还有不少官员士绅，利用手里的特权，故意少报、漏报家中人口，以至于到了后来，有钱的人大部分都不用交税，而贫苦人家却不得不替补上官员不交的那一部分。

久而久之，百姓们赋税的负担越来越重，也就不敢多生孩子，毕竟多生一个就要多交一份税。

而雍正皇帝”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则大大改善了这一局面，他把赋税从按照人丁收取，改为按照拥有田地多少收取，田地多得多收，田地少的自然就少收。

这样一来，那些坐拥大片田地，并借特权逃避赋税的官员士绅，就没有了不交税的借口，由此，清朝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而人口也就逐渐有所增长。

虽说清朝有不少令人诟病之处，但雍正皇帝这一招，确实也深受后人所称道。

除了推行”摊丁入亩“政策之外，雍正皇帝还有几项有利于当时统治的政策，比如”火耗归公“，再比如”高薪养廉“等，总之随着他的一系列政策的推行，大清的国立蒸蒸日上。

而国力一强，百姓们的日子相对就好过一点，因此人口增加，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但不管是康熙还是雍正，他们所制定的战略也好，还是推行的政策也罢，都只是为清朝人口增长奠定了基础，清朝的人口”爆炸式增长“，论起功劳来，还真的不在于他们。

真正”居首功“的，则是康熙的孙子，雍正的儿子，也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

在说乾隆皇帝为何居首功之前，先来看一组明朝人口的数据。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太祖朱元璋进行了他登基以来第一次人口统计（注意是人口统计，不是人口普查），得出的结果，是当时有户数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

之后，朱棣登基，在他登基之处，天下户数达到了一个顶峰，有1141万余户，增长近一百万户。

但在朱棣之后，明朝的户数和人口数开始逐年递减，到了弘治（明孝宗朱祐樘年号）四年，户数降为911万余户。

按理说，明朝在经过朱元璋和朱棣两代人的治理后，人口理应有所增长，怎么反而开始逐年减少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明史》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或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引贾四方，或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明史》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朝中后期的很多百姓，已经不在原有的固定居住地生活，而是离开家乡，要么寄身豪门，要么就是四处做生意，总之，其踪迹飘忽不定。

而这飘忽不定，就给当时的明朝统计人数，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明朝统计人口，并非是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按人数计算，而是按照户数来统计，如果一户人家不在当地生活，转而流转他乡的话，原所在地的里长等人，就会把这一户勾除。

但这边勾除不错，那边却没有加上，两者一相加后，这一户人家就”凭空消失“了。

并且，从洪武后期开始，明朝对于户口的登记对象，不再是以全部人口为基准，而是以需要承担赋税的人口为基准，换句话说，所有登记在册的户数，其实只是全国的”纳税人口“。

再加上当时有不少地方官员以及更基层的里长等人，在统计时隐瞒作弊，导致漏报、瞒报数量越来越多，因此，这才造成了明朝登记在册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

也就是说，明朝实际上的人口数量，远不止明朝官方统计出来的那些数字，这也就是为何在万历年间，张居正非要实行”一条鞭法“的原因之一。

实在是因为民间的人数，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大量人口不缴纳税赋，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而万历年间的人口，也是因为”一条鞭法“的实施，出现了可观的增长，在万历六年所进行的人口统计，其结果是户数为1062万余户。

之所以要说这些，就是因为这些数字，与清朝人口”暴增“有很大关系。

清朝入关之后，也对人口进行了数次统计，比如在康熙年间，就先后进行了四次，雍正年间，也进行了两次。

不过，在统计方式上，清朝改变了明朝以户数为准，使用以”丁计人口“为主的方法。

什么是”丁计人口“呢？简单说就是按照一个家庭里，有多少个成年男性（16岁-60岁），那就算做几丁。

按照这个方式，康熙年间所得出的人丁数量为2331万余人。

用这个方式统计出来的人口，虽说并不准确，但较之明朝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经过康熙和雍正两代人的努力，在明末清初时因战乱减少的人口，确实也在逐步增加。

但增加归增加，此时还基本上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而在乾隆登基后，人口开始出现异常的增长。

公元1741年，乾隆皇帝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普查出来的结果，是当时全国共有人口14341万人，也就是1亿四千万之多。

而到了1795年，也就是乾隆皇帝在位末期，再次进行的人口普查中，得出的人口数量则为30746万余人，也就是3个多亿。

这个数字，比康熙年间所统计的2331万余人，足足增长了13.19倍。

要知道，康熙统计人口的时间，为公元1710年，而乾隆统计人口的时间，则为1795年，两者相距也不过是八十五年而已。

八十五年虽说不短，但人口再怎么增长，也不会增长得如此之快，居然从2千多万，一下子变成了3个多亿吧。

那么，人口异常的增长，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其实答案很简单，问题就在于当时乾隆皇帝使用的统计方式。

乾隆皇帝是怎么统计的呢？准确地说，他采用的是以”民数“为单位。

所谓”民数“，说白了就是按人头查，家里不管是男女老少，都算作一个，这与我们现代的人口普查十分相似。

也就是说，乾隆皇帝不再使用”丁计人口“来统计，而是采用普查的方式来统计。

而他得出的结果，自然也是以”民数“计算出来的，但问题在于，他对比的数字，可是按照”丁计人口“得出来的结果。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前文已经做过介绍，总之就是，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

当然，乾隆皇帝按照民数也不算太大的问题，如果统计的准确，倒也不失为进步，但关键是，当时统计的所谓民数，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比如，当时由于执行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因此，统计人数不牵涉到纳税等事务，与朝政也无多大用处，所以，官员们在统计时，往往对此极为不上心，大多应付了事。

甚至，部分官员为了逃避朝廷指派的统计任务，干脆派手下的小吏前去统计，而小吏则为了偷奸耍滑，要么随便一报，要么糊弄了事，因此，得出的结果，真实程度极低。

这样一来，层层上报给乾隆皇帝的数字，水分有多大可想而知，对此，乾隆皇帝却置若罔闻，依然把这个数字当做真的一般。

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乾隆要通过人口的增长，来论证自己开创了一个”盛世“。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乾隆为了能在自己”十全老人“这个称号上添光增彩，因此就无视统计方式的不同，甚至有可能还默认了这种方式，而在他的引导之下，下层官员为了让”万岁爷“开心，所以就层层瞒报，无限夸大数字，来衬托乾隆口中所谓的”盛世“。

至于说乾隆之后，人口的持续增长，统计方式也是如此，其结果自然也是没个准数。

比如，曾经在光绪年间，当时统计的四川人口数量，与我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基本一致，这种结果，稍微想一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事。

并且，脱离人口基数，单看人口的绝对数量也是没有意义的，真要比，那就看增长比例。

根据历史学家考证，明初时，人口数量约为6千万，两百多年后的明末时，则大约在1.5亿（此处存疑，有说1.2亿，有说1.9亿，因此取中间数1.5亿），两者相比，增加了2.5倍。

而从明末到清末时，人口增长为四万万，也就是四亿，这两百多年增长了约为2.67倍。

同样是两百多年，一个是2.5倍，一个是2.67倍，这数值基本上相差不多，完全在合理的范畴之内，因此就谈不上清朝“人口爆炸式增长”。

所以，清朝人口”爆炸式增长“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统计方式的不同，造成的结果也没有可比性，同时中间的水分也极大，归根结底，这都是乾隆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得出的结果。

清朝人口增长确实快，主要功劳要记在“康乾盛世”。

再具体一些，这个功劳30%在康熙身上，40%在雍正身上，至于乾隆嘛，功劳顶多20%，而气候和环境的影响力占了10%。

为何如此说呢？

我们一一来分析。

1、康熙对人口增长的贡献

大清入关后，全国人口在7千万左右。

清朝什么时候入关的呢？1644年。

入关的第一任皇帝是顺治。在顺治时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能统治华夏，如何让能稳定局势。

可以这么说，大清在顺治手里基本稳定了，但是，还有几大隐患，需要处理，否则，大清皇帝会夙夜不寐，吃饭不香。

（1）康熙南征北战，创造安全的环境

公元1661年，康熙上位，年仅8岁。8岁的孩子懂个啥？屁都不懂，他的任务是好好学习，主要的工作是老奶奶孝庄皇太后来做。

可是，康熙此人实在是个天才，通过学习，能看到解决一些问题的关键，而且，有着英明神武的特点。

1667年，14岁的康熙亲政了。

这就是一个孩子，但千万别小瞧这孩子，脑袋很清楚。

当时，四大托孤大臣，索尼病故，鳌拜权倾一时，风头无两。为了还朝廷一个清明，小康熙决定废了鳌拜。

接下来，康熙开始认真训练自己的死士，仔细思考鳌拜的缺点，准备一击成功。

公元1669年，16岁的康熙，经过精密的布局，擒获了鳌拜，这让康熙后续的执政带来了巨大的帮助，至少，没人再有鳌拜一样的权势，影响大清的命数。

擒获鳌拜后，康熙的位置渐稳，他的第二个心思来了：如何平定三藩？

从1673年开始，历经8年，康熙平定三藩，消除了尾大不掉的隐患。

仅仅三年后，康熙又收了台湾。然后，在北边和罗刹国(俄国)打了两丈，并敲定了边界，短时间消除了隐患。

之后，就是平定北方的葛尔丹了。

有人说了，康熙连年打仗，对人口发展有什么好处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康熙扫平周边敌人，清楚了各种隐患，这使得后来的雍正乾隆可以安然度日，这难道不是大功一件？

正是康熙的南征北战，消除了各种隐患，才引来了后期人们的安心生产，导致人口的增长。这是原因之一。

（2）康熙改革税制，打下一个基础

康熙此人，喜欢微服私访，喜欢体察民情。

因此，他见到了太多的民间疾苦，特别是赋税，让百姓焦头烂额。

当时的赋税是人头税，不管你是地主，还是贫农，统统按人头把赋税交了。

这就产生了极大的不公平，富人钱多地多，交的税还不多。穷人钱少地少，疲于奔命，还交不起税，吃不饱肚子。因此，穷人生不起孩子，不敢多生，生了也养不活。

于是，在1712年，康熙提出了一个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啥意思？除了原有人丁上税，孩子放开生吧，新生的不上税。

这一政策，让老百姓没有了后顾之忧，敢生孩子了。

（3）康熙鼓励多种作物的种植，又解决了水患问题

为了让自己的百姓吃饱肚子，康熙看到了西方引进过来的玉米、马铃薯。

于是，鼓励多种这些农作物，存活率高，产量高。

特别是马铃薯，营养价值不错，能吃饱肚子，是主食的最有利补充。

从这以后，百姓有了充饥的更多选择，这对养活孩子有了巨大的帮助。

除此之外，康熙年间，基本解决了黄河水患问题，让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人们的生活大大稳定了，田地的产量也稳定了，这为人口的增加是有帮助的。

不过，尽管康熙做了不少事情，但，离世时国库空虚，朝廷官员极其腐败，这导致了百姓被盘剥，被搜刮。

有时候“官患”比“匪患”还厉害，也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天敌，腐败不除，百姓日子难安。

综合说来，康熙做得还不错，不过，他儿子做得比他好。

2、雍正才是清朝人口增加的重要原因

雍正，四爷，九龙夺嫡最后的胜者。

有人说，这人是改遗诏了。

这话不负责任，雍正对康熙是绝对最有利的补充，他的存在，让康熙死前欠缺的一幕幕，全部做了补充和修正。雍正一定是康熙精心选择的接班人。

看雍正的表现，他没有辜负老康熙对他的厚望。

那么，康熙对人才增长最突出的贡献是什么呢？

1、摊丁入亩

这是中国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一次税制改革，没有之一。我认为是如此。

啥叫“摊丁入亩”呢？这样说吧，以前是按照人口数量收税，一个地主5口人，和一个穷人5口人上的税是一样多的。

穷人会越生越穷，到后面根本不敢生。这完全限制了人们的生育热情，毕竟，全国穷人占大多数，富人们占极少数。

“摊丁入亩”施行后，没地不上税，地少少上税，如此，广大的穷人们也不怕生孩子增加负担了。

“摊丁入亩”对于人口的增长作用非常之大，这是很多专家认可的人口暴增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摊丁入亩”还是会得罪一大批人，就是那些地主、贵族们，因为他们上的税多了。

以往的时代，皇帝们不敢改革这个，是怕得罪那些所谓的富绅地主们，失去了这些人的拥护。

但是，雍正不怕，他也不管，瞅准了，撸起袖子加油干！

2、高薪养廉，惩治腐败

除了实行“摊丁入亩”外，雍正还实行高薪养廉，还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

康熙晚期，对于吏治腐败，痛心疾首，但无奈时间短暂，又加上九子夺嫡，搞得康熙无法静下心来大搞特搞，但是他知道帝国已经出了大问题了，腐败可能会让帝国坍塌。

于是，担子就到了雍正这里了。

雍正对于腐败，采取的是铁腕打压，严惩不怠。

他一边给予官员们高薪，另一边严抓腐败。

雍正治贪方法很多：

一是，官员贪污了，钦差先让其下课，再处理，如此避免搜刮百姓，避免官官相护。那么贪官下课了，官位谁来？钦差队伍里的一人快速上任。

二是，官员贪腐了，所有家产抄完，如果不够，儿子的继续抄。欠了政府的债，这一辈子还不完，儿子接着还。儿子还不完，孙子继续还。

总之，想蹬腿走人，一死了之，将贪污的财产留给子孙，那不可能。

三是，常搞处罚贪官的“现场直播”，将那些罪大恶极的贪官判为死刑，执行死刑时，让官员们一起来观看，如此，达到了以儆效尤的目的，官员们心生恐惧，不敢伸手，伸手必被剁啊！

雍正任上，治理贪腐效果非常突出，甚至有人给出了这样的结论：雍正一朝无官不清。

那么，治理贪腐和百姓有何关系呢？

官员个个清廉了，压榨百姓的就少了，各种名目繁多的乱摊派就少了。

如此，有了朗朗天空，百姓们生活稳定，不怕被欺负，没有人敢欺负，那不就可以放开了生孩子吗？

一个好的、稳定的环境，绝对有利于人口的繁衍。

康熙老爷子交国家时，国库几近空虚，而雍正离世时，国库充盈，高达六七千万存银。不得不说，雍正真的很有一套。

可惜，雍正在位只有13年，否则，大清会更加的稳定，发展也会更好。

3、守成的乾隆，维护了稳定，人口暴增

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父亲挣钱，儿子享受。

康熙南征北战，给大清扫除了各种威胁，减少了隐患，让战争变得少了很多。

而雍正进行税制改革“摊丁入亩”，大力治贪，导致国库充盈，社会稳定。

接下来，就看乾隆的了。

作为一个守成的皇帝，乾隆是合格的，六十年的任期，加上三年的太上皇的日子里，乾隆享受着父辈们创造的局面，大体上，全国上下处于一片祥和，于是人口开始暴涨。

乾隆六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740年，全国人口突破1亿。

过了52年，到了公元1792年，全国人口突破3亿。又过了42年，到了道光年间的1834年，人口又破4亿。

那时，全世界人口有多少？10亿左右，中国竟然占了40%，成为了真正的人口大国。

而同一时期的欧洲，战乱就没停过，互相打来打去。除了战争，就是瘟疫，人口能大幅增长才是怪事。

可以这样说，康熙和雍正奠定了基础，在乾隆到道光期间的稳定期内，人口才得以暴增。

有人说了，还有气候变化，还有瘟疫影响，这都影响人口的增长。

是的，确实如此，但最主要的还是康熙和雍正两任皇帝的一些政策很对路子，加上乾隆的守成，三人打造了134年长久的“康乾盛世”，稳定的社会环境，合理的政策，才是造成人口井喷的最主要原因。

清朝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和福建福州的一个老秀才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个老秀才叫陈振龙，1593年，51岁的陈振龙决定干一件大事。

陈振龙出生于万历年间，二十岁时中了秀才，但之后多次考取举人不第，就决定弃文从商，跟着亲戚下南洋，往来于福建和菲律宾之间做生意。

在菲律宾，陈振龙发现当地遍地都种着一种农作物，这种农作物不仅耐旱、高产、适应性强，而且生的熟的都可以吃。

这种农作物就是番薯。

当时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为了解决当地米粮不足的问题，西班牙统治者就从南美洲移植了番薯这种农作物。

陈振龙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番薯的亩产相当高，而且一年可以种植两季。其中春薯亩产可达4000多斤，夏薯亩产可达2000多斤，全年亩产就是6000多斤。

如果能将番薯引进到中国，对于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国农民来讲，番薯无疑是一种超级农作物。

要知道，当时我国主要农作物，北方小麦亩产只有300斤左右，而且每年只能种一季。南方虽然一年可以种两季水稻，全年亩产也不过600斤左右。

陈振龙就开始向当地人学习番薯的种植法。

由于西班牙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在海关上设置层层关卡。

1593年，51岁的陈振龙决定，偷偷将番薯的种子引进到中国进行种植。

他通过贿赂当地土著，在得到番薯藤后（番薯的种子就是藤）将其绞入汲水绳，最终混过海关检查，历时七天七夜横渡大洋，从菲律宾带回福州，然后开始在自家住宅边上的空地试种。

刚好那一年，福建大旱，粮食欠收，多地出现灾荒。

陈振龙就让他的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告诉他，来自菲律宾的番薯可以救荒。

金学曾将信将疑，就回复说：你们先试种，看下收成如何。

四个月后，陈振龙第一批引种的番薯藤成功结出番薯，“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

巡抚金学曾获知这个消息后振奋不已，对陈振龙父子予以了表彰，称“事属义举”，随后便开始在福建全省推广番薯的种植。

陈振龙没有想到，自己拼死从菲律宾为中国带来的这件神奇宝贝，将在此后的几百年间，为中华民族的人口繁衍做出不朽的贡献。

为此做出贡献的不止陈振龙一人，就在陈振龙从菲律宾引种番薯进入福建前后，广东东莞人陈益、广东吴川人林怀兰，也分别从越南引种番薯，进入到了广东东莞和吴川等地。

除了番薯之外，还有一个与番薯有着同等重要贡献的农作物——玉米，几乎也是同一时期引入中国，之后，来自美洲的原产农作物马铃薯、木薯、花生等近30个农作物也先后进入中国，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超级农业革命。

在中国农业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农业革命，一次是北宋真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引种耐旱、早熟并且相对高产的占城稻，还有一次就是以番薯、玉米为代表的农作物引入中国掀起的超级农业革命。

这两次农业革命，都带来了中国人口的爆炸式的增长。

在陈振龙生活的时代，中国的人口大约有1亿左右，但在番薯引入广东和福建后不久，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战乱之中，明末清初近百年的动荡，使得清朝建立初期，全国人口只剩下7000万左右。

在中国古代，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依据，为了提升国家实力，清朝自顺治帝入关后就开始想方设法提高人口数量。

尤其是随着康熙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摊丁入亩”正式取消人头税，中国人口开始呈爆炸式的增长。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当时统计的人口数量为1.5亿，到了一百年后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清朝人口达到了3.13亿人。

这些政策的奏效，又和这一场以番薯、玉米为代表的农业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康熙朝发起“湖广填四川”运动，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赋役政策，使得中国人口开始迅速增长

由于多年战乱，包括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动动以及清初的三藩之乱，使得四川的人口几乎毁灭殆尽，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当时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

四川在当时被称为“天府之国”，战乱平息后，当那些踌躇满志的官员到四川上任后，才发现昔日的“天府之国”变得荒凉残败、千疮百孔。

于是，康熙发起了浩浩荡荡的“湖广填四川”运动，鼓励外省（主要是两广和两湖）移民进入四川垦荒。

为此，康熙下诏“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同时规定“移民垦荒地亩，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

中国人自古就有乡土情结，不是真的生活不下去，不会轻易离乡背景。因此这些移民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灾民、难民。

随着两广和两湖移民进入四川，他们带去了容易种植的番薯。

番薯是非常养人的农作物，再加上好的土地政策，人口自然就能够得到快速的繁衍。

同样受战争波及，导致人口急剧下降的还有陕南。

陕南包括今天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和商洛三个地区。

故继“湖广填四川”后，康熙又促成了“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浪潮。

为什么都是湖广，这是因为当时东南各省尤其是湖广地区也因祸连兵结，灾荒不断，灾民逃荒者成群结队，清政府就得想办法安置这些灾民。

在这次移民浪潮中，湖南长沙吴氏家族的部分后裔成为这支移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氏刚到陕南的只有吴尚锡一人，他在陕南站稳脚跟后，就立刻回家乡招来其他吴氏的族人。

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三十四年（1769），长沙吴氏家族五大房几乎都迁徙到陕南，到咸丰年间，吴氏后裔在陕南的人口有1300多人。

即使是到了今天，吴姓也是陕南地区的第一大姓。

吴氏家族人口在陕南的繁衍和增长，其实就是清朝中后期人口爆炸式增长的一个缩影。

雍正发起“改土归流运动”，“摊丁入亩”彻底废除人头税，是清朝人口增长极其重要的举措

康熙时期“滋生人口永不加赋”的经济政策和移民政策，在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的支持下，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得清朝人口在康熙晚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雍正即位后，为了养活更多的子民，决定对西南地区实行广泛的“改土归流运动”。

“改土归流运动”，就是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世袭制度，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改为由国家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

土司制度原是中央政权无力顾及西南边陲地区，让当地的官员来治理当地百姓的制度，是对当地头目的一种笼络手段。

在土司制度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其实就跟奴隶社会差不多了。

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司法、财政、行政和兵事都可以自治，除了不能称帝外，其他一切比照皇帝，就相当于关起门来当自己的土皇帝。

这种制度在生产力水平不高、交通不便、民族文化差异巨大的情况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土司世代为官，独霸一方，时间久了不仅对百姓是灾难，对于朝廷也是一种威胁。

同时，由于土司关起门来做自己的土皇帝，朝廷移民政策的推行也受到阻碍。

雍正四年（1726），雍正派出以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首的各地重臣，开始在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大规模开展“改土归流”运动。

改土归流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解放，使得大量汉人移民进入西南地区，他们将番薯、玉米、马铃薯的种子和种植技术带入西南。

原本很难种植水稻小麦的西南山地，有了更适宜山地种植的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等，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口自然就有了显著的增长。

不仅如此，雍正还在全国实施了“摊丁入亩”的赋税政策，即赋税与人头无关，和拥有的土地有关。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一次非常重要也是极其伟大的改革，标志着中国实行两千多年人头税的废除。

这一制度的实行，大大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是清朝人口急剧增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举措。

乾隆将番薯种植由民间传播变成国家行为，使得人口呈爆炸性增长

尽管明末清初，中国历经百年动荡，但由于陈振龙引入粗生贱养、沙土也能存活且产量极高的番薯，使得常年“产米不敷”的福建人，在战乱和灾荒中，得以“足果其腹、灾不为荒”。

当时番薯在福建“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

不用说当时了，像我本人是福建惠安人，惠安一直以来被称为地瓜之乡，很多人讲普通话也带着浓浓的地瓜腔，在我成长的八九十年代，我的老家，几乎一天三餐全是地瓜，地瓜汤、地瓜粥、地瓜干、地瓜粉团等，一年很少吃大米。

得益于番薯的广泛引种，福建人口也从明朝万历年前的173万人，增加到了1834年（道光十四年）的1500多万人。

但由于战乱的关系，番薯这种超级农作物，只在广东福建一带引种，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广泛传播。

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番薯才由南传到北。

当时，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来到山东胶州（今青岛）经商时，发现曾经富庶的胶东竟然饿殍遍野。因为当时的山东连着三年都遭遇了灾害，旱灾、洪涝、蝗灾全都遇了个遍。

看着百姓蒙难，骨子里有着忧国忧民血液的陈世元，决定延续自己先祖陈振龙的使命，在黄河流域推广种植番薯。

陈世元自费在胶州引种成功后，又带上自己的三个儿子在山东全省乃至整个黄河流域进行广泛传播，还写了一本《金薯种植法》免费发放给百姓。

当地的官员在享受了番薯带来的红利后，也以官方的名义大力推广番薯的种植。

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乾隆皇帝也发现了番薯这种利泽万民的超级农作物，便发了一道圣旨，下令在全国大力推广，“使皆知种薯之利，多为载种”。

从陈振龙将番薯从菲律宾引种到中国的200年后，番薯种植终于从“民间小吃”变成了“官方指定”。

最终在番薯、玉米的广泛种植和有力支援下，中国的人口，也从明末清初的7000万人，繁衍至乾降五十九年(1794年)的3.13亿，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增长至4.3亿。

除了经济政策外，清朝时期也实施了很多有利于人口发展的婚姻政策

1、早婚制度

根据《大清律例》规定：

男年十六以上，女年十四以上，身及主婚者，无期以上服，皆可行。

古代的年龄都是用虚岁来算的，也就是说基本上男的14周岁，女的12周岁以上就可以结婚了。

无论是相较于当今社会或者是之前的朝代，清朝对于男女结婚的法定年龄界定明显比较早。

同时，朝廷还成立了专门负责“牵线搭桥”的部门，如果女子到了结婚年龄还没嫁出去，朝廷也会有专门负责牵线搭桥的官员，帮助适龄女子婚配，也就是“官婚”。

2、提倡三妻四妾

中国封建社会向来都是提倡三妻四妾的，清朝也延续了这一婚姻制度，这对于人口的繁衍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3、离婚条件苛刻

封建社会只有男人有权利“休妻”，女人是没权利“休夫”的。

但是男人“休妻”也不是随便休的，要以“七出三不去”为基本原则。

“七出三不出”的离婚条件是从汉朝开始的，“七出”指的是：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嫉妒、恶疾。

“三不出”指的是：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意思是如果女方的父母去世，无家可归不允许休妻；双方在为父母三年守孝期间不能休妻；丈夫变有钱了，不得休妻。

在这样的婚姻制度下，古代的离婚率是非常低的，一来女性也不敢离婚，一旦被休妻就表示这人品德不行，根本就找不到下家；二来离婚条件苛刻，男性也不会随便离婚。

清朝对于“休妻”的规定，基本上也是延续这一套制度来的。

以上的这些婚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人口的发展。

不过人口激增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很大的弊端。

首先，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必然减少，就导致了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

也是因此，康熙朝才发起“湖广填四川”“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潮。

移民虽然促进了西南偏远地区的开发，但也因为过渡开发，导致当地自然生态、水土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其次，资源是有限的，人一多，人们的生活水平必然会受到影响，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动乱，出现了“攘夺之患”，比如乾隆后期的白莲教起义。

总而言之，人口问题对于每个国家来讲，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方面我们正在承受着过去几十年来人口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 ，温饱、就业、就学等，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年轻人不敢生孩子，每年新生儿出生人数急剧下降的困境。

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国家来讲，任重而道远！

清朝人口出现指数式暴增，除了红薯玉米土豆等大量农作物流入清朝之外，最主要的还有两点，分别是摊丁入亩和永不加赋税。

但是清朝人口的增加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在其背后还有着大智慧，而大智慧的背后，则是清朝对于人口的无限渴望。

第1点：粮食增产是关键

我们查看整个明朝历史，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人口增长并不具备关键指数。

这其中包括明朝后期陷入的小冰河时期，以及各种天灾人祸大自然的剧烈运动。比如洪水、地震、降雪以及瘟疫。

而在清朝的时候，这样的极端自然天气条件虽然有，但是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多。

即使出现这种极端的自然条件，也是处在一个可控且能够控制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清朝又引进了很多的新鲜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的一大特点是能吃饱，当然你指望着这些能吃好不太现实，但是吃饱是没有问题的。

这其中起到作用最大的就是从美洲引进的玉米、番薯及土豆等粮食。

到现在为止玉米都是主要粮食，而番薯比较特殊，不是主粮，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吃番薯也的确能抗饿。

土豆本身的淀粉就足够多，碳水也不少。这些食物在当时的环境下一般也就是过水煮一下，虽然味道一般，但是填饱肚子是没问题的。

而且这三种食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存储时间长。

夏天种植的可以冬天吃，冬天收获的可以放到明年春天吃，反正就是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当时的皇帝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包括雍正皇帝、康熙皇帝以及乾隆皇帝，他们都曾经多次下旨要求全国各地推广种植番薯。

第2点：改土归流，有更多的土地可以耕种

关于改土归流其主要的一些方针是什么，就不多讲了，我来讲一下它的具体规模吧。

改土归流是明朝清朝两个朝代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其主要管理模式就是更改土地模式，解决已经延续很久的土司割据弊端。

因为在一些地方土地是被少数的部分人拥有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个结果，尤其是边远地区，就会出现土地有人种，但是粮食大量浪费，或者有土地，但是这些土地普通人又无权干预的情况。

而明清时期进行了大范围的更改，只不过在更改的过程当中也的确触及到了部分地区的利益，导致一些不太美好的结局或下场，比如某些地方的土司直接暴乱。

即便如此，种种行径也并不能够影响到朝廷对于改土归流的初心。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必须让土地最大范围地实现利用。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对于任何一个帝王来说都是无法容忍的事情。

记得前段时间有人说登月成功之后最令人失望的就是月球上不能种菜。

虽然这是句玩笑话，但也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得出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土地的利用都是朝着最大值去做的，哪怕只有一小块土地。

在改土归流之后，以雍正皇帝为例做得相对成功。包括云贵广西等地的改土归流也做得有模有样。

但即便如此，在雍正十三年之后，部分地区也发生过叛乱。

所以雍正的改土归流也是做出过部分妥协的，但是从对于人口的增长作用来看，已经足够了。

第3点：盛世人丁永不加赋

这一点是在康熙51年的时候提出来的，可以说康熙提出来的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口数量，准确的说是增加了摆在台面上的人口数量。

大家知道古代的税赋是怎样营收的吗？换句话来说古代税赋得有个标准吧？

不可能只会瞪眼地来到你家，说今天你得准备好几十两银子要交上来当税赋吧。

凭什么？人家肯定不服气对不对？

所以古代的税赋大多数情况下是分为人头税的。

举个简单例子，你家里面一共有10个人，其中有4个是已经年近80岁的老人了，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下路，甚至还有4个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们也不会管。

反正你家一共是10个人，就要按照10个人来交人头税。

但是这样的人头税是有问题的，因为老人和孩子又不能劳作。所以人头税运作到极端时，就会变成普通人不敢去要一个宝宝或者要几个宝宝，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人就要交一份税，家里穷得都揭不开锅了，再多来上几个宝宝，谁受得了？

谁也顶不住。

同时又会演变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朝廷的统治问题。

比如在某些抗争持久的战争，封建统治时期人口骤减，并不是说人口凭空地消失了几十万几百万，而是存在一部分人为了避免缴纳人头税，选择了逃避。

你不是说我家里有10个人吗？那你来看一下，我家里只有两个人呀。那剩下的8个人在哪，都跑到大山里去了，你找不到。

古代又没有监控摄像头，也没有完整的稽查制度，一般躲在大山里面很难被发现。可是在大山里面想要过平稳的日子也不太可能。

在这一定程度上内外各方面的原因就限制了人口的增加。

而康熙51年的时候就明确做出了承诺表示，新增人口不需要缴纳税赋，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大大提升了人生增长。

第4点：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雍正时期做出来的决策，而这个决策的确是得罪了部分既得利益团体，但同时也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摊丁入亩的最伟大之处，就是完全忽视了人头税，把税赋平摊到了田赋当中。

举个例子，比如之前你家里面有10口人种着一亩地，那么好，我先收你的人头税，收完人头税之后你种地是不是还要交租，把这个租金交上来，你一家基本就没有什么事了。

如果交不起租金怎么办？

夏天的时候去坐摇椅，冬天的时候去河里面挖石子。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法子能够让你交钱，你就算不交钱拿自己的劳动充当也够了。

但是雍正皇帝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什么问题呢？

因为有一些大户他们深受皇帝的恩泽，手下的土地不需要缴纳税赋。

而有一些穷苦的老百姓，一家20口人只有一亩地，这一亩地的收成还不够一个青壮年填饱肚子。

于是雍正皇帝决定改变这一切，人头税不要了，我只在你的地里面收税，你种一亩地就交一亩地的税，你种10亩地就交10亩地的税。

雍正的这个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飞跃。

摊丁入亩几乎是人口增长的最大利器，根据当时的黄冈县志记载，该地区在摊丁入亩之前，每年只能增加一个半丁。

可是在摊丁入亩之后的短短半年时间里面，人口就出现了飞速飙升在之后，更是突破了当地人口增长的极限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

再之后就是一系列的正反馈，因为人多需要吃粮食，就需要种地，就需要推动手工业的发展，就需要多赚钱。

这些在另一个角度又推动了人口增加，当这种正向反馈循环形成的时候，清朝的人口数量也就呈现出指数的增加。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摊丁入庙虽然有着极大的便利，可惜背后也有着一部分风险。这个风险就是部分官员在这中间吃拿卡要。

最后来做一个总结，清朝人口暴增是正确的，清朝人口短期之内突破极限值也是正确的。

而这些和天时地利人和等方方面面都有必然联系。

外来农作物的引进，朝廷新政策的推出，自然灾害的减少，再加上清朝的土地也达到了一个可怕的高度，在各方面的扶持下，人口增长似乎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