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两个例子：

红军时期，毛主席是政委，朱德是总司令。

二野时期，邓小平是政委，刘伯承是司令，渡江战役邓政委是总指挥。

你说政委有能力指挥作战吗？

提问的这位哥们肯定是看外国电影被洗脑了吧？

政委是什么？中苏两国最能打的人。

在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什么人可以当政委。首先你要有足够的战斗资历，说白了，就是打过很多战争。然后你会被送到延安大学等地方进行思想深造和战争战法的深造。然后他们才有资格派出去收编改造那些投降，投诚，或者有意向抗日的旧军队、团体，改造成为抗日的新军队。没有几把刷子，谁理睬你！铁道游击队的那位政委，李延年那种政委，才是真正的我军政委。

至于苏联，政委在二战战死率不仅高于一般军官，甚至高于一般士兵。最后高层实在受不了这种死亡率了。培养政委太难了。不得不下令卸了政委的枪。结果这帮家伙抄起椅子就上。后来的俄罗斯公知也拍摄了不少诋毁政委的电影。但是一部电影《我们来自未来》高据当年票房冠军。证明了俄罗斯心中的还是有杆秤的。

21世纪中国军队一样猛若虎！

政委们一样站在的队伍的前沿。朱日和演习中，面对拥有“美军的前沿科技、苏军全盛时期的装甲火力、法国二战投降般的速度等级，和英国人搅屎棍一样的阴谋诡计，以及解放军战斗到底的勇气”的蓝军。某北方军队在为数不多的一次惨胜中，两个营伤亡超过70%后自动整编合并向心突击，一线部队全员上刺刀，连炊事班都冲锋在前，旅长阵亡，参谋长接替，参谋长阵亡，炮兵团长接替，到了最后是政治部副主任，带着15名战士拼刺刀。你觉得这些政委没有战斗力吗？

1938年4月17日，八路军第129师以主力三个团，将日军第117联队1500余人包围于浊漳河河谷，分割成为数段后加以围歼，这就是著名的“长乐村战斗”。战斗临近尾声时，增援而来的日军第105联队已经接近战场，为避免陷入被动，刘伯承师长下令各部迅速打扫战场，然后撤出战斗，实施转移和休整。

第772团团长叶成焕指挥战士们扛着战利品撤出战场后，自己亲率特务连的一个排殿后，边撤边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此时日军援兵已经冲到了河谷里，开始射击撤退中的八路军。团部通信员提醒叶成焕说：“团长，你站在高坡上危险，赶快走吧！”，叶团长没有动：“等一等再走，我在这儿看得清楚”。

说话间，一颗子弹擦身而过，叶成焕还是没有在意，紧接着第二颗子弹带着尖叫声飞过来，正好击中了他的头部，当即重伤倒下。身经百战的四方面军骁将叶成焕还是有些轻敌了，抗战初期的日本兵，射击水平普遍是比较高的，类似这样的暴露目标，打中并不困难，特务连战士们迅速抬着重伤的团长转移，第二天，叶成焕伤重不治，壮烈牺牲，年仅24岁。

叶成焕牺牲后，继任772团团长的是原来副团长易良品，而政委谢富治仍然担任原职，这是因为谢富治从30年代初期开始，就始终担任指导员、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属于标准的政工干部。八路军发展壮大以后，谢仍然是担任旅政委、太岳纵队政委等职务，1947年又成为陈赓兵团的政委，即挺进豫西的“陈谢兵团”。

查了一下，第772团之后的四任团长，没有一个是由团政委转任的，包括亮剑里面“程瞎子”的原型程元发，这毕竟是386旅的主力部队，军事主官人选马虎不得，李云龙同志还真说对了，772团就是“亲娘养的”，谁让人家是八路军第一批主力团呢。

无独有偶，1944年9月，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战场上被敌冷枪击中牺牲，接任师长的是原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将军，而不是四师政委邓子恢。原因也差不许多，邓子恢同志虽然是闽西地区的老革命，但是多年来主要从事党政工作，缺乏作为军事主官的作战经验，担任政委比较合适，硬要接手师长的军事指挥权，有点勉为其难了。

别产生错觉，这是两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实际上，我军的许多中高级指挥员都是“军政双优”的干部，到底是当军事主官还是政治主官，完全根据革命需要，并不存在什么一定的规则。比如前述牺牲的叶成焕将军，红军时期就曾担任过团政委、师政委，他也是从四方面军师政委的职务上，在红军改编成为八路军时，直接出任772团团长的。

再比如115师师长林彪重伤后，出任代师长的是343旅旅长陈光，毕竟115师是八路军的绝对主力，而陈光历任红军的团长、师长、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军事能力和指挥水平有目共睹，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谁敢说政委罗帅就不会打仗了吗？非也，从115师到山东发展的历程来看，罗帅也是军政都拿得起来的优秀干部。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军事主官出现伤亡时，接替指挥权的人选并没有一定之规。具体来说，大抵分为两种情况：第1、战况紧急来不及向上级请示时，政治主官肯定自动成为部队的临时一号首长，“军政双首长制度”嘛，顺序肯定排在副职之前。但是政治主官既可以直接接手作战指挥权，也可以指定副职、下一级军事主官来代行指挥权，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指定与否，其实主要还是看政治主官自身是否有足够的军事能力，如果之前有军事主官的经验和资历，那么当仁不让，如果确实一直是政工干部，那就必须指定其他同志负责作战指挥，战场上不是闹着玩的，指挥权关乎部队生死存亡和许多战士们的生命。既然配备政委了，那必然是团以上作战单位，上千人的安危系于一身，草率不得。

那么第2就是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由上级指定继任军事主官人选，比如副职转正、下一级主官晋升，或者选派其他部队的干部前来任职，也确实会出现政治主官转任的情况，这是上级需要综合考虑的问题。林彪负伤后，115师当时并没有处在激烈战斗中，遂可以从容请示，是延安电示由陈光代理师长。

导致延安方面决定取消“政委最终决定权”的雪村战斗，发生于1942年6月，面对日军的优势兵力围攻，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和政委在作战方案上出现了分歧，最后按政委的意见执行，结果是700多八路军战士伤亡大半，司令员和政委双双牺牲。为什么呢？因为司令员常德善是红二方面军的老红军，战场经验非常丰富，如果按他的意见及时突围，损失不会这么大。

而政委王远音则是北平的学生出身（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战友们的回忆是王政委“精明干练，善讲善写，是当时八路军中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其实言外之意，也说明王政委缺乏战斗经验，之前不具备军事主官的资历，所以临敌时才会犯下错误。说白了，无论王政委多么思想进步和立场坚定，但是他不会打仗啊！

从王政委的事例，其实我们也可以评判下《亮剑》的剧情是否合理，之前讨论过《亮剑》李云龙两次“出缺”的问题，第一次是平安格勒战役后，李云龙病倒，把独立团指挥权临时交给了副团长邢志国。这是比较合理的，邢志国也是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老红军，属于军事干部，只有把一个团的战士交给这样的老战友，李云龙才能放心。

当时赵刚重伤住院，但即便是赵政委仍然在部队上，李云龙把指挥权交给他的可能性也是零，因为赵刚跟王远音的情况类似，无论文化程度怎么高，无论枪打得如何准，他都是刚刚从学校出来的政治干部，军事素质和战斗经验还欠火候，把整整一个团交给他，李云龙还没有糊涂到这个份上。

第二次是李云龙刀劈山猫子，被降职为一营长，这次确实是赵刚被任命为代理团长了，但是别忘记了，那是因为李云龙还在团里，仍然实际上掌握着部队，如有重大战斗任务，他还是可以临敌指挥全团的。这当然是文学创作，但确实没有离谱，否则代理团长最合适的人选，按顺序仍然是副团长邢志国、一营长张大彪，这几乎是战场惯例。

同时，还必须考虑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军政主官一肩挑的可能，此类现象在战争年代不算很多，但也确实存在。如果战场上一号首长出现伤亡，那么接替指挥的基本还是副职、下一级军事主官的顺序，战斗结束后，再由上级酌情委派新任军政主官。

总之，此类问题不可以一概而论，要设先决条件，要看具体情况，因为军政双首长制度是人民军队独有且特殊的制度，跟什么日军和蒋军的补缺原则那是不一样的。

政委可以接替指挥，但不是第一梯队。因为1942年八路军发生过一次重大伤亡事件，令毛主席十分震惊，之后便对政委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

政委在1942年之前的权力是比军事主官还要大的！

这是因为，要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所以自从1929年政委制度创建以来，政委在军中拥有“政委最后决定权”这样一个至高权力。

就是说，在战争期间，政委可以直接否决军事主官的作战方案，并且可以最后按照政委的方案打仗。

但也正是由于这个权力，导致1942年发生了一场重大伤亡。

事情是这么回事

1942年6月抗战期间，日军对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扫荡，进攻的重点是当时八路军冀中第8军分区。

随着日军进攻势头越来越猛烈，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带着军分区机关和23团2营跳出了扫荡中心，进入饶阳一带。

但是30团在与日军作战中，经过一番激战，队伍被打散，暂时和军分区失去联系。

根据敌情的严重发展，为保存实力，遵照军区指示八分区23团主力开始向外线的“冀鲁豫”地区转移。

此时司令员和政委都认为不能丢下30团不管，应该先回到根据地中心地带，联系上30团，两军会合之后，再一起转移。

于是，他们率领23团主力进入河肃公路以南地区准备与三十团会合，并于8日下午和30团取得了联系。

但很快，悲剧就发生了！

因为这一天傍晚发现河间、肃宁敌人增兵，有向我合击的迹象，司令员常德善主张连夜转移，调到牙子河东岸甩掉外线敌人。

但是政委王远音不同意，他看到根据地的群众十分热情，不想让群众失望，不愿撤离，于是动用了政委最后决定权，否决了司令员的意见，悲剧由此开始。

没办法，司令员只能听他的，带着部队继续向中心区公路线附近的雪村地区转移，却正好落入日军合围圈。

他们总共不到1000人的队伍被4000多日军包围，终究寡不敌众，司令员常德善身中27弹牺牲，政委王远音被俘后自尽。

第八军分区23团、30团伤亡惨重，整个八分区几乎全军覆没！

事发后，这件事震惊了整个延安，毛主席彻夜难眠，十分悲痛，要知道这位司令员常德善可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兵啊，是精华干部。

随后延安总部对这一起事件进行了调查，调查人员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政委和司令员意见不一致导致的重大伤亡。

于是，毛主席和延安总部在反思之后，决定改革政委制度，于同年9月以中央名义下发新的规定：取消政委最后决定权。

10月，正式下发新的规定：

在军事主官和政委意见不一致时，属于军事方面的由军事主官说了算，属于政治方面的由政委说了算，事后要及时向上级首长汇报。

自此，新的政委制度一直沿用至今，政委保留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权，军事主官保留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政委主官政工，军事主官负责军事指挥，合理分工。

我之所以对这件事长篇大论，是因为在战争时期，实际上在军队中，很多部队的政委比较擅长政治工作，但军事经验是比较缺乏甚至没有军事经验的。

政委在政治工作中可能做得很出色，但论军事机断、战略战术、奇正相生等军事指挥技术层面的，他们可能很欠缺这方面的能力。

而军事和政工都能做的比较出色的，这类人才毕竟是少数，看看那些政委、军事主官一肩挑的人就知道了，绝对是少数。

因此，部队里不可能确保每一个建制单位的政委都具备较强的军事能力。

所以，战争期间，军事主官牺牲，接替指挥的第一梯队是副级军事主官、参谋长这类角色。

比如，师长牺牲，那可能是副师长或者参谋长接替指挥，如果他俩都牺牲了，政委可能接替指挥。

我说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历史上真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1944年，彭雪枫将军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在八里庄战斗中，彭雪枫将军不幸牺牲，是参谋长张震将军接替了他指挥全师战斗的。

1945年，解放藤县城战斗中，第8师的师长王麓水将军深入前沿阵地检查攻城准备情况时，不幸被炮弹炸伤，后面不幸去世，是副师长何以祥接替指挥战斗的。

1948年，淮海战役中，一纵二旅4团的团长晋士林在指挥战斗时不幸中弹牺牲，是团部作战参谋接替了指挥全团战斗。

所以，我认为如果军事主官牺牲，接替指挥的第一梯队应该是副级军事主官、参谋长，第二梯队才是政委。

但这个不是绝对的，毕竟军中是双首长制度，政委也是首长，接替指挥也没有不妥之处，政委接替后，还有参谋长、副级军事主官辅助他，集体决策也不至于出大问题。

这些其实都是在通信不够发达或者紧急情况下的接替办法，实际上，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现代战争出现这种情况，会有别的处理办法。

军事主官牺牲后，其他人可以非常及时地将情况汇报给上一级首长，关于接替指挥的人选，可以很及时地得到上级任命。

除非特殊情况下，与上级断了联系，那肯定就是按照上面说的那种接替顺序了。

村里一位90岁的老兵爷爷告诉我：在战争初期，团政委的权利可是大于团长的，在关键时刻政委有权利罢免团长的军事行动和军事部署。

政治委员这个概念，是从苏联红军那里引进来的，在那个年代苏联就是老大哥，咱们好多制度都是从苏联引进来的，政治委员在苏联部队可是大于同级别的指挥员，原因就是他们的国情不稳定，部队的士兵大多都招募来的。

因此关于思想的问题不是很统一，包括一些军事指挥官，也大多出自于基层，基本上没什么文化，动不动就搞军阀主义，当时在苏联部队，给予政治委员的权利非常大，虽然说政委的级别和指挥员一样大。

但是只要两人的意见不统一，出现分歧的时候，最后决定权在于政委，就拿一个团来说，不管团长的战略部署再厉害，只要政委不同意，那么团长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在关键时刻政委还能罢免团长的一切军事行动。

后来咱们也引进了这个制度，在1930年国家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里面明确规定了：政委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发生意见分歧时，政委有停止军事指挥员的命令职权，之后政委必须将详细情况上报上级。

在未得到上级回复之前，部队需要按照政委的意见执行，当然了部队指挥员也权利申诉的，但是在未得到上级回复之前，必须要听从政委的意见，按照当时的电台配置，只有旅一级以上有电台，团一级是没电台的。

按照李团长的话：旅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黄花菜都凉了，由此可见在团一级，虽然政委和团长是同级，但是在权利上，政委才是团里的“一哥”，在关键时刻行动的决定权还是在于政委，意见不统一时必须听从政委的。

后来在1933年11月，这一条例正式实行，更加巩固了政委的最后决定权，这个条例在刚开始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当时部队的干部，不管是团长还是政委，基本上都是从基层提拔起来的，也就是所谓的“泥腿子”出身。

政委大多也是从一线作战士兵提拔上来的，对于行军打仗更是不在话下，真可谓是能文能武，因此在前期团里的政委，其军事指挥能力不亚于团长，可是随着发展，咱们的队伍是越来越大，人数也是越来越多。

人员一旦多了，就容易出事，思想就容易不统一，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知识分子来抓思想工作，还有政治教育工作，这种情况下从前线提拔就不现实了，就需要从一些学校，一些军校来招募，有好多都是刚毕业，就来部队当政委了。

比如咱们的赵政委就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种情况下虽然政委的理论知识一流，但是实际操作能力几乎为零，理论是固定的，然而战场上敌人的状况是时时刻刻在变化的，因此很考验指挥员临场发挥的能力。

这种情况下，政委显然是胜任不了的，如果政委一意孤行，那是很容易影响到三军的，不仅仅是现代，就连古代也是如此，比如大家最熟悉的参军马谡，虽然不是政委，但是也相差不大，在和蜀汉上将王平的对话中。

张嘴闭嘴就是《孙子兵法》云，最后一意孤行，让蜀汉痛失街亭，然后就是《雪豹》里，虎头山独立团的新政委张仁杰，这个可是名副其实的政委了吧，在第一次出场时，配合周卫国伏击敌军的一个小分队。

本来用武器就可以消灭的，正是由于张仁杰的瞎指挥，导致周卫国的部队，一下子损失了8个人，如果没有张政委的瞎指挥，周围国完全是可以零伤亡的，后来就是张政委审查团里的人员，就算是周围国的亲信。

周团长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能为力，由此可见在当时的部队，政委的权利是很大的，在这一方面《雪豹》中还是比较写实的，虽然周卫国有军权，但是关键时刻还是拗不过政委，包括最后周卫国也被审查。

在周团长被审查的时候，张政委又带着部队打了一次敌人，结果这次差一点全军覆没，造成损失90多人，真可谓是“一将无能，三军受累”，其实像张政委这样有理论，没实战的政委大有人在，后来总部也考虑到了这种情况，

随着政委贻误军机的事件越来越多，然后在1942年10月，总部修改了条例，那就是政委与同级军事指挥员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凡事军事上的行动和战略部署，指挥员有最后决定权，政治方面意见分歧时，决定权在政委。

从此军政开始分开，也就是咱们老李经常说的：“团长管军事，政委管生活”，咱们就以团一级别为例，军事指挥员不仅仅是指的团长，副团长，以及团参谋，也都是属于军事指挥员的，因此团长不在了。

得有副团长先主持大局，副团长也不在了还有团参谋，这些人员都不在了，才轮到政委，也可以说政委可以指挥，但不是最佳人选，只有等指挥人员全没了，才轮到政委。

写在最后

规矩是固定的，但是部队人员是灵活的，也有军政不分家，军政一把抓的，比如咱们的彭老总就是司令员兼任政治委员，也不是说政委打仗不行，也有政委打仗的厉害的，不管是谁指挥，主要的目的是在打胜仗的同时，减少部队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