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僧格林沁的死是晚清军事史的重要转折点?

僧格林沁是晚清时期的一名军事将领,他最终的死亡被认为是晚清军事史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首先,僧格林沁的死意味着满族的失利。他所率领的满军作为清朝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清政府来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的失败加剧了清政府内部的腐败和腐朽,也进一步动摇了满族政权的地位和人民对清政府的信任。

其次,僧格林沁和他率领的蒙古、满族部队所使用的饱和式火力打破了中华传统战争的规矩。自古以来,中国的战争以冷兵器为主,但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外来掠夺和本土的流寇横行,中国民族在军事上逐渐与世界脱节。僧格林沁使用的火器破坏了这种传统战争方式,强调战争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对后来的中国近代军事起义、义和团等所谓“惨烈的战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僧格林沁之死具有象征意义。他的死是晚清封建思想和传统战争方式的一次严重挫败,也折射了中国社会和军事现代化的缺失。这在历史上成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刻骨铭心的转折点,标志着头脑和武装的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时刻。




1865年6月12日,僧格林沁在平捻的时候阵亡,消息传回清廷中枢之后,“两宫震悼”,吓坏了慈禧,也吓坏了满朝臣工。

清史稿评价僧格林沁:“有清藩部建大勋者,惟僧格林沁及策凌二人。”

清朝设有五个藩部,即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和黑龙江布特哈,藩部不同于藩属国之处在于它们直接受到清朝的统治,最高权力机构为理藩院。

僧格林沁和策凌一样,出身于蒙古博尔济吉特氏,五个藩部这么多人,可实际上真正为清朝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的却只有僧、策二人而已。

僧格林沁之于清朝,犹如满桂之于明朝,只不过,僧格林沁之死对于清朝的影响却远甚于满桂之死对于明朝的影响,说僧格林沁之死是晚清军事史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转折点并不为过,说僧格林沁之死改变了清朝国运亦可。

为什么死了一个僧格林沁,竟让清朝满朝悲戚,如丧考妣?

僧格林沁是晚清军事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清史稿说他和策凌是藩部中为清朝建立大功勋的唯二之人,倒不如说他是晚清唯一一个还能打仗、会打仗和敢打仗的旗人将领,毕竟当时的满人已无人堪用。

咸丰三年,太平军将领林凤祥、李开芳率师北上,席卷山东,竟有直逼京畿之势,将咸丰皇帝吓了个够呛。

好在僧格林沁屡出奇谋奇兵,先于咸丰五年正月东连镇木城,活捉敌将林凤祥;再于六月在山东冯官屯生擒李开芳。林、李二人是太平军一时之宿将,僧格林沁打败了他们,也打断了太平军的北伐之路,从而保住了清朝的半壁江山,这也是清朝将僧格林沁视为“长城”的原因。

后来,捻军再起于山东,咸丰皇帝一看无人可用,只好再次起用了僧格林沁,让他率师平捻。

僧格林沁率领所部打得捻军找不着北,从太平军到英法联军,再到到捻军,清朝京畿三次面临险境,清政府都是让僧格林沁出手。

只可惜,僧格林沁只挡住了太平军那一次,英法联军那一次失败了,捻军这一次更惨!

僧格林沁竟然上当被围,陷入了捻军的包围之中,最后在突围时坠于马下,从而被追上来的捻军给一刀砍了。

从此之后,旗人之中,再无一个可用之人,清朝统治者能不伤心?

僧格林沁和曾国藩素有“北僧南曾”之称,原本一北一南共同拱卫清朝江山的同时又相互钳制,但是僧王一死,打破了这个平衡。

僧格林沁代表的是清朝的根本——八旗军军事集团,曾国藩则代表的是新兴的汉族军事集团,清政府更相信僧格林沁还是曾国藩?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此外,僧格林沁也是晚清八旗军的灵魂人物,他在,则八旗军尚可一用;他亡,则八旗军没了灵魂,再无一战之力。

这时候僧格林沁的阵亡,便代表着被清朝视为根本利益所在的八旗军军事集团被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军事集团所取代,所以说僧格林沁的死是晚清军事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一点也不为过。

没有了僧格林沁,便没有了精锐的蒙古铁骑,没有人可堪一战的八旗军,清政府还能用谁去制衡湘军?

如果任由湘军继续发展的话,将来功高盖主,曾国藩想谋权篡位怎么办?

所以,僧格林沁的死被清政府视为失去了“国之柱石”,没有柱石,焉能安稳?

僧格林沁一死,八旗军再不堪一用,清朝自此失去一臂,也因此不得不开始重要汉人将领,从而使得清朝的军权开始从满人、旗人的手中流向汉人将领。

僧格林沁死后,曾国藩的湘军迅速发展成为了清军中的最强军,让慈禧和清政府忌惮不已,这也是慈禧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想方设法废了湘军的原因。

好在曾国藩想要“成圣”,没想着造反,所以好好地配合慈禧裁撤了湘军。

只不过,湘军虽然被解散了,但是清政府却已经没办法阻挡汉人将领的崛起,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以及后来的聂士成的武毅军、宋庆的毅军和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这些成为支撑晚清统治的军事集团又有哪一个不是以汉人将领为首?

这一切,始于僧格林沁的阵亡。

所以,僧格林沁的死不仅是晚清军事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晚清的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的转变,从而改变了清朝国运,这恐怕也是蔡东藩评价僧格林沁为“清祚之所赖以保存者也”的原因。




僧格林沁是给清廷撑场面的最后一人。他的死,意味着满蒙联合的军事力量瓦解,直接导致了汉人地方势力做大,最终演变为北洋军阀。


僧格林沁有两个身份,一是蒙古王爷,二是清朝名将。这两重身份,充分反映了清朝长期的统治结构——满蒙结合。

汉人处于被压制、被防范的地位。比如,同一个职位,分设满汉官员,汉官级别要低于满官。

但清朝对蒙古人,也是区别对待。蒙古人分为东、西、北三大系统。

因为,清朝龙兴于东北,与东部蒙古(科尔沁部)接触最多,双方结合的最早。对北部(喀尔喀部)则采用拉拢手段,基本有些土司制的意味。而最狠的,是对西部的准噶尔汗国,则直接消灭掉。


真正的满蒙结合,说的就是与蒙古科尔沁部的结合。

僧格林沁就出自科尔沁部。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弟弟哈萨尔的第二十六代孙。其父只是一个四等台吉,属于最低等的爵位。再加上蒙古地区当时的落后环境。所以,幼年的僧格林沁只能跟着父亲一起去给富人家放牧为生。

幼年的艰苦生活,锻造了他在之后带兵打仗时,能够与将士同甘共苦的作风。也成为清末贵族中少有的实力派。

但,若不是他的堂叔没有子嗣,他又被选为嗣子,即使他有再大的实力,也不会有机会施展。也正是借着黄金家族的一点血脉,僧格林沁继承了极为庞大的一笔政治遗产。

他的堂叔索特纳木多布济是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也是嘉庆帝的女婿,还是嘉庆帝的顾命大臣,死后被道光帝追封为亲王。

而这些地位,全被时年十三岁的僧格林沁继承下来。僧格林沁继承了郡王的爵位,还是道光皇帝法理上的表弟,奉命御前行走、赏赐三眼花翎。

在第二年,也就是他十四岁时,被任命管理上虞备用处、火器营。这都是皇帝亲兵,相当于清朝的锦衣卫。

在道光帝死前,僧格林沁又被委任为顾命大臣,辅佐咸丰帝。

整个道光朝,僧格林沁不断晋升,一直是皇帝身边的红人。而且,还是事儿少钱多的那种。


但到了咸丰朝,真正的天下大乱开始了。南方有太平天国、北方有英法联军,之后又有捻军。僧格林沁是坚定的主战派,也由此开始征战生涯。


僧格林沁不仅是八旗都统,还是哲里木盟的盟长,可以调动手下八旗兵及蒙古兵,保卫京畿。僧格林沁先后与太平天国北伐军、英法联军、捻军作战,两胜两败。



第一仗,由于天平天国北伐军孤军深入,缺乏后援,僧格林沁得以发挥优势,两年间剿灭北伐军残部,生擒北伐主将林凤祥、李开芳。


至此,僧格林沁的功劳达到顶峰,郡王升格为亲王世袭罔替,被授予努尔哈赤御用宝刀,得到咸丰帝御赐“湍多巴图鲁”称号。


第二仗,背景是在第一次大沽口战役中,清军战败,被迫签订《天津条约》。而僧格林沁认为只要请全国兵力,一定能把侵略者打出去。请朝廷撤回条约。但遭到主和派的压制。但,僧格林沁也因此得到了驻防大沽口和京东防务的任命。


僧格林沁在大沽口整顿军队,积极备战。恰好遇见英法战舰闯入防线,被清军击毁三艘,使得四百多英军死伤。英法联军撤走。史称大沽口保卫战。僧格林沁的功劳简直无以复加。甚至传到了欧洲,被马克思盛赞。


第三仗,是转过年来的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天津时,僧格林沁却轻敌兵败,退兵后,一败于张家湾,再败于八里桥。僧格林沁郡王爵被革去。只保留了钦差大臣之职。咸丰帝出逃,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

第四仗,僧格林沁追剿捻军,却中了对方诱敌深入之计。在突出重围后,因重伤落马,被小兵张皮绠所杀。


僧格林沁一生四战,全在北方。而南方则有湘军、淮军。本来,湘军、淮军不算是正规军。

在清朝的军队体系里,从高到底依次是八旗、蒙古、绿营、团练

八旗内部分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并不是二十四个旗,而是八旗各个旗里,都有满蒙汉。

所以,并不是所有蒙古兵都属于八旗蒙古。在蒙古地方的蒙古兵,属于各盟旗的蒙古王公掌控。

绿营兵多为汉人,最初是明朝南方军人转化而来。人数最多,战斗力也最差。

团练相当于民兵,最初根本不入流,不算正式编制。可绿营兵不堪用,八旗兵人数少,蒙古兵多在北方的蒙古地方。也就只能让各地自己筹钱自己招兵,才有了团练。

不过,在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地方团练。也就是湘军、淮军。地方团练,代表人物是曾左李等人。

这也就形成了,清朝末年主要的两支武装力量。一是在北方负责京畿保卫的僧格林沁,统帅八旗兵与蒙古兵。一是在南方负责对抗太平天国曾国藩等人,统帅湘军、淮军等团练兵。

一南一北,初步形成了两个势力集团。南方这一伙人是新兴势力。第一代是湘军的曾国藩,第二代是淮军的李鸿章,第三代是清末新军的袁世凯,第四代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


僧格林沁死后,清廷在军事上完全依赖地方团练起家的曾左李等人。

传统的满蒙结合的军事集团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僧格林沁算是最后一代。之后,虽有恭亲王等人,没一个能打的。

而新兴势力的第一代曾国藩与传统势力的最后一代僧格林沁,是同一时代的人物。故而,僧格林沁的死,便是清朝军事力量倒转的关键节点。




因为僧格林沁死后,清朝廷就没有人能够牵制以湘军为首的汉人武装了。

僧格林沁的人生很有趣,他虽然出身于一个普通的蒙古家庭,但身上流淌着的“黄金血脉”,却让僧格林沁成为了索特纳木多布济的嗣子,看似八杆子打不着边的关系,总能在恰当的时候让人改变命运,僧格林沁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

索特纳木多布济乃是科尔沁第十代扎萨克多罗郡王,但要说这个蒙古郡王在大清的含量很重,那就是吹捧过度了,扎克萨郡王本身就是大清朝廷给蒙古册封的众多郡王之一,事实上看作是一个蒙古部落的首领,这就合适了,所以索特纳木多布济本身的地位,并不是太高的。

但索特纳木多布济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大清的“驸马”,他迎娶了嘉庆帝的三女“庄敬和硕公主”,所以他的身份因此要比一般的蒙古郡王、亲王显贵。

而索特纳木多布济夫妇多年都没有生下儿子,嘉庆十六年庄敬公主去世后,索特纳木多布济也没有能够生下儿子,于是作为小舅子(道光帝是庄敬公主的弟弟),道光帝亲自帮助姐夫在科尔沁左翼寻找一个“嗣子”,虽然索特纳木多布济自己没儿子,可他的家族庞大,就这样,一表人才的僧格林沁就被选中了。

对于僧格林沁来说,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好在僧格林沁能够改变命运,走上显贵的道路。

坏在僧格林沁以后要祭拜索特纳木多布济,而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布和德力格尔

公主无出,宣宗为选於族众,见僧林格沁仪表非常,立为嗣。——《清史稿》

假如僧格林沁只是因为身上流着黄金血脉,然后被一个扎萨克郡王选中当继承人,这件事情单独来看,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事实上在蒙古的大小部落中,这种选嗣继承的情况很常有,但僧格林沁的命运里还有一份羁绊,那就是道光帝。

因为僧格林沁运气很好,他的嗣母乃是嘉庆的女儿庄敬公主,一个曾经的蒙古放羊娃,竟然成为了嘉庆帝的外孙,任何身份的迁跃,都是需要漫长时间积累的,但僧格林沁不用,他是天生的幸运儿。

或许索特纳木多布济本就病重了,嗣子选了还没多久他便去世了,僧格林沁在1825年继承扎萨克郡王的爵位,这一年,他十四岁,他的身份除了是科尔沁第十一任扎萨克郡王以外,还是道光帝的外甥,因为这个身份,僧格林沁直接到达了权力的中心,这一年的十二月,道光帝封他为御前行走。

当年乾隆的小舅子傅恒也是这么被火速提拔的,但当时傅恒年纪比起僧格林沁要大很多,最重要的是,傅恒本来就是富察氏家族的亲嗣血脉,而僧格林沁一个继嗣血脉能获得和傅恒等人同等的待遇,一时之间还是引起很多舆论的。

而锻炼一个人内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将他置身于舆论和冷眼的锻打中,久而久之,自会成为人才。

道光八年,刚满十八岁的僧格林沁因为对科尔沁流民良好的管理,被当时的盛京将军爱新觉罗·奕颢上奏称赞,这份上奏说明了很多东西,一是年轻的僧格林沁确实有了不俗的能力,二是僧格林沁也获得了满清上层贵族的看重,这对一个蒙古郡王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又过了四年,僧格林沁被道光帝任命管理火器营,这是僧格林沁首次接触大清的军事,而道光帝对这个“便宜外甥”显然非常重视,或许是看重僧格林沁背景不深的特点,决心好好培养僧格林沁,将其打造成清朝的“霍去病”,道光十四年二月,僧格林沁接管皇帝亲卫“善扑营”,这个善扑营是当年康熙擒获鳌拜所设立的亲卫营,可以说在大清地位非常高。

道光十四年七月,二十三年岁的僧格林沁正式成为正一品大臣,担任正白旗领侍卫大臣兼正蓝旗蒙古都统,不久后,正白旗蒙古都统爱新觉罗·乌尔恭阿因为病退,道光帝又安排僧格林沁接管蒙古正白旗,自此开始,僧格林沁在朝中的话语权就不亚于一些老臣了,而僧格林沁的能力也不俗,在道光帝连番“加持”下,还游刃有余。

之所以道光帝会如此看重僧格林沁,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满清八旗战斗力衰弱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自雍正时期和准噶尔的“和通泊之战”以来,满清核心的八旗就一直在军备上懈怠,乾隆三令五申强化八旗军事演练,到头来也是于事无补,而嘉庆登基之初的白莲教起义,八旗荒唐的战斗力让朝廷惶恐不已。

白莲教起义打了多久,满清八旗的脸就丢了多久,而满清八旗衰落的同时,蒙古八旗和绿营的战斗力比重不断上升,所以道光帝才会以僧格林沁为纽带,打造一个新的军事新星,最起码僧格林沁是方便道光帝掌握在手中的。

年轻的僧格林沁练兵很有一套,蒙古民族的天性,让僧格林沁对骑兵的战术很是精通,而僧格林沁的战斗思想也很先进,他对于火器也是大量应用,所以僧格林沁的崛起,本质就是大清军事的一次转折点。

道光二十一年,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道光帝就安排僧格林沁带着三千蒙古精兵随时预防英国侵略者,这是道光给自己留的一道保险,所幸到战争结束都没有用上。

道光三十年,道光帝驾崩,此时的僧格林沁已经三十九岁了,不管是能力还是体力都达到了一个巅峰期,所以道光帝让僧格林沁和另外九位大臣担任咸丰帝的“顾命大臣”,当年蒙古科尔沁草原上那一个普通的放羊娃,如今也因为命运走到了常人无法触及的地步。

而僧格林沁真正的“高光时刻”,就在1853年,这一年,太平天国在南方点起焰火,迅速烧向中原大地。

太平天国崛起,是以踩着满清八旗的方式宣告的,在战争一开始,满清的精锐就以一种一边倒的溃败来告诉世人,他们很弱,太平军很强。

副将伊克坦布、都统乌兰泰在广西相继落败,并且身死,而在南方稳定了局势后,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执意拿下南京城,一路东进中,又有大量的清军落败,江南提督福珠洪阿战死城中,此时的清朝廷早已经手忙脚乱,该派谁才能彻底遏制住这群太平军?

以曾国藩为首的湖南官员们提出了就地练兵,以湖南团练因地制宜,率先控制住南方的颓势,咸丰帝面对这些提议都通通给予准许,死马当作活马医。

另一方面,咸丰帝也更加注重蒙古骑兵的介入,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僧格林沁,1853年,杨秀清多线作战,甚至还开启了北伐,他让洪秀全下令,让李开芳、林凤祥率领两万精锐直取北京,而杨秀清的这个计划其实是漏洞很多的,更何况北京有着大清王朝最核心的防护力量。

当太平天国北伐的消息传来,僧格林沁这张底牌就得用上了,咸丰三年五月,僧格林沁被咸丰任命接管京城巡防,并且率领京城地区的满蒙精锐开始练兵布置,为的就是抵挡来势汹汹的太平天国军,此时的太平天国风头太盛,所有人心里都没有底。

太平军北伐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因为经过河南这块中原宝地,所以李开芳和林凤祥又补充了大量的生员力量,到了八月份,就已经打到了北京周围,而僧格林沁此时背负着整个大清朝廷的重望,所幸的是,僧格林沁没有掉链子,在天津重创了北伐军,宣告太平天国北伐的失利。

但太平天国军不是输了一次两次就能扑灭的,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不管是在城市里的巷战,还是在平原上的对拼,僧格林沁和太平军来来回回打了数百次大小战役,1855年,僧格林沁先后擒获林凤祥、李开芳,北伐太平军最高的两个领军人物相继落网,北伐宣布失败,太平天国成就了僧格林沁。

林凤祥、李开芳为粤匪悍党,狡狠善战,两年之中,大小数百战,全数殄灭,无一漏网,僧格林沁威名震於海内。——《清史稿》

因为挫败太平军,僧格林沁被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地位水涨船高,与此同时,湘军曾国藩也崛起,两人合称“南曾北僧”,这个称谓在当时乃是大清的“救星”,毕竟没有人可以遏制住太平天国,唯有这两人有过大规模胜利的战绩。

同样的,清朝廷更亲近僧格林沁,因为僧格林沁就是咸丰心中的“霍去病”,这是亲戚,是道光一步步培养起来的,而曾国藩则不同,他本就是汉人,而且还是迫于无奈才给他放开的人、钱、权,假如太平天国被平定了,如果处理曾国藩的湘军,这又是一个大麻烦。

所以在一开始,僧格林沁和曾国藩所代表的不同集团,就注定了两人的立场不同,僧格林沁崛起是大清军事的崛起,曾国藩的崛起,是大清军事衰落的一个侧面证明。

但不管怎么说,湘军在太平天国之乱中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北方的僧格林沁则是因为保守防御,并没有参与对太平天国更深的剿灭。

而僧格林沁的人生也在“大沽口战役”中走向了另一个层次。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

作为主战派,僧格林沁十分反对不平等条约的落款,但清廷的息事宁人态度让僧格林沁无可奈何。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侵略者依旧没有放弃对大清的军事入侵,于是爆发了“大沽口战役”,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僧格林沁带领的数万清军以火炮、鸟枪重创英国侵略者,英军伤亡人数近乎1500人,除此之外,战舰还被打沉了六艘,英军海军司令也身受重伤,僧格林沁因此成为了“国际人物”。

因为击败英军,在很多人看来,比起击败太平军的含量要高得多。

有时候,声望就是在战斗中积累的,僧格林沁作为一个内战、外战都在行的人,乃是晚清军事崛起的一个标志。

但好景不长,在1860年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中,僧格林沁则表现得非常狼狈,不仅大败,还率先逃走,这个行为让他在朝廷中落下话柄,不久后,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英法联军的疯狂行为,被朝廷认为是僧格林沁“激怒”了侵略者导致的,所以僧格林沁被削去了郡王爵位。

削爵归削爵,咸丰的表现也只是做做样子平息众怒,再怎么怪僧格林沁,却又有谁能取代僧格林沁?

所以不久后,山东的捻军作乱,僧格林沁再度被恢复爵位,披甲奔赴山东。

1862年,僧格林沁手握直隶省、山东省、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五省的兵马,而且还有最精锐的蒙古骑兵,成为了大清官方军事第一人,这既是对捻军的一种直视,也是对汉人军阀的震慑。

可僧格林沁太“忙”了,大清内忧外患太严重,他救火也来不及,1865年,意外终于发生了。

1865年四月,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的高楼寨被捻军包围,这一次包围终结了僧格林沁的生命,他的一生经历过多次围困,但这一次围困他却走不出来了,僧格林沁在山东被捻军杀害的消息传回朝廷,引起朝廷震动,所幸咸丰早已经驾崩,不然都可能被这个消息吓到驾崩。

僧格林沁的重要性对于咸丰而言是很清晰的,年幼的同治皇帝不会懂而已,在僧格林沁去世后,平定捻军的事宜只能交给汉人大臣,后来左宗棠担此大任,可清朝廷无时不刻都在提心吊胆之中。

他们很害怕,没有了僧格林沁,如果这群汉人军阀造反该如何是好。

事实上,僧格林沁的死,确实让大清朝廷在随后的数十年余晖里失去了军事主导权、主动权,最强的军队,都是汉人练起来的,大清朝廷根本没有一个能够像僧格林沁一样有魄力、能力的人了,假如僧格林沁还在,后世的北洋新军,或许就不会只效忠于袁世凯了。

虽然大清最后的几十年里也没有人造反,可这只是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忠诚罢了,在“东南互保”事件中,大清的威严实际上早已经扫地,如果有僧格林沁在,东南互保未必会发生,八国联军也未必能够顺利洗劫紫禁城。

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假设罢了,没有永恒的人,僧格林沁也是一样,只不过他传奇的一生,确实值得后人不断回味。

他曾是一个放羊娃,他后来闻名天下。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僧格林沁是满清传统军事制度最后的顶梁柱。

僧格林沁的战败及死亡,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最后的顶梁柱

大清的传统军事力量,主要是八旗和绿营。

然而,到清代中期以后,八旗、绿营渐渐腐烂,已不堪用。

太平天国起义后,八旗、绿营充分暴露其无能,已不能拱卫大清江山。

曾国藩等人组织起的湘军能战,勉力支撑,维持着局势。

然而,对大清统治者来说,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虽可用来应急,但却绝不敢以之为支柱的。

大清需要在“信得过”的人中,寻找能够忠于朝廷、维护其统治的将帅和军队。

僧格林沁及其统帅的蒙古骑兵,成为大清最后的心腹。

自后金开始,满蒙贵族就已经结成同盟,甚至可以说,满蒙同盟是大清建立统治的基础。

在大清入关、平定三藩、战准噶尔等一系列作战中,蒙古骑兵也早已成为满清统治的重要军事力量。

在八旗、绿营腐化的同时,蒙古骑兵在一定成都上保持着草原游牧民族的勇武、善战的传统和遗风。

可以说,蒙古骑兵,仍是一支保持着优秀军事传统的“古代军队”。

而僧格林沁,同样是优秀的“传统将领”:一方面,在八旗、绿营将领贪腐,军队军饷匮乏之时,僧格林沁“督军十余载,斥资数十百万以充军实”,不惜自己掏钱来维持军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僧格林沁,“常怀必死之志”,每战身临前敌,“躬冒矢石”;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科尔沁王公,僧格林沁与咸丰是表兄弟,本人就是清朝统治集团的一员,因此“视国家事为家事”,对大清统治者极为忠诚。

由此,僧格林沁及其所统帅的蒙古骑兵,成为“国之支柱”,无论是要镇压农民起义,还是制衡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武装”,抑或是抵御英法等外敌,他们都是大清的柱石。

国之柱石

一段时间内,僧格林沁确实对大清起到了“国之柱石”的作用。

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一路北上,攻入直隶,逼近天津,“京师震动”。

咸丰帝将努尔哈赤用过的宝刀赐给僧格林沁,令其救火。

僧格林沁率军出征,迅速扭转了局势,接连取胜。两年时间,大小数百战,最终将林凤祥、李开芳先后剿灭,无一漏网。

由此,僧格林沁威震天下,与曾国藩合称“南曾北僧”,成为“国之柱石”。

此时,大清仍能延续其一贯军事政策。

一方面,僧格林沁基本能够压制淮河以北的各类起义武装,替大清看家护院。

另一方面,僧格林沁为代表的满蒙贵族集团,仍然能够起到牵制曾国藩为代表的汉人集团,维系大清内部的军事平衡。

僧格林沁曾与靠北的湘军争夺地盘、军功,曾国藩曾被迫主动将寿州、正阳关的湘军撤离,交给僧格林沁接管。

此外,郭嵩焘等汉族官员,也屡屡受到僧格林沁打压。

面对僧格林沁的压制,“故曾国藩、胡林翼每言及僧辄闭目蹙顿”,无可奈和。

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僧格林沁看起来不仅能“安内”,还能“攘外”。

此外,1859年6月,僧格林沁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大败英法联军。

经一昼夜鏖战,英法联军损失惨重。参战的13艘舰艇有3艘被击沉,3艘遭重创,死伤官兵484人,而清军投入4494人,仅仅伤亡32人,大沽炮台也仅仅遭到轻微的破坏!

僧格林沁的威望,达到顶峰!

此时,看起来,僧格林沁既能拱卫大清在北方的统治,又能替满蒙贵族压制曾国藩等汉人集团,还能击败英法联军的进犯,是满清内外部稳定的“柱石”。

如果放到一般的历史时期,僧格林沁,或许真的能长期做大清传统制度的“柱石”。

然而,时代不同了。

无力承担国防重任

随即,僧格林沁与英法联军的几次交手表明:时代变了。

第三次大沽口之战前,僧格林沁志得意满,认为洋人不过船坚炮利,放其登陆后野战,他的蒙古骑兵可以轻松取胜。

因此,僧格林沁甚至认为不必在北塘设防,“不妨听其停泊···该夷既失船炮之险,我兵又可施驰骋之力,(较之)北塘设防,更有把握”。

僧格林沁,认为古老的“驰骋之力”,足以击败英法联军。

然而,英法联军集中起野战炮和舰炮火力后,僧格林沁的“驰骋之力”却毫无抵抗之力!

其实,当时,僧格林沁的军队确实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

当时,法军司令孟托班巡视战场后,曾表示:一旦他们将更好地武装起来,而且我们在痛打他们的过程中又教会他们如何作战的话,那么这些家伙真不知会干出怎样的事来!

僧格林沁的军队是优秀的“古代军队”,但不知“如何作战”,如何进行近代战争。因此,在英法联军的炮火打击下,大沽失守,遭遇惨败。

反登陆作战遭遇惨败,内陆作战又如何呢?

咸丰仍然押宝僧格林沁,他下谕:一旦英法联军胆敢越过张家湾,僧格林沁“即督兵迎截”、“痛加剿洗”。

华北平原,本是蒙古骑兵最适合发挥战斗力的地方。

僧格林沁,也借助一些近代火器,施展其经典的骑兵战术。

僧格林沁先是设立防御阵地,枪炮齐发,阻击敌军;随即,他分拨马队,抄袭敌军后路。

然而,古老的骑兵迂回,在近代化敌人面前却根本无法施展。

正当马队迂回时,联军炮队突然向马队发射火箭数百枚,清军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队,导致全军阵型散乱,马步自相践踏,纷纷溃退。

更令人绝望的是:一些成功迂回的骑兵,在近战中,也被敌军骑兵击败。

当时参战的一个锡尔骑兵曾讽刺到:蒙古骑兵就像小鸡,很难抓住。但一旦被抓住,其实也没有什么作战能力···

即便是骑兵近战,近代化军队的优势依然是明显的!

张家湾,僧格林沁再败。

随即,八里桥,僧格林沁代表的古老军事思想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此时,英法联军战线已长,兵力相对分散,粮弹供应困难,人地生疏,存在许多不利因素。(此战打到最后,英法联军弹药已尽,已上刺刀准备搏杀)

而清军在数量上战局绝对优势,又熟悉地形,还有大量马队集结于利于驰骋通州平原。

可以说,战场形势,对僧格林沁是最为有利的。

此战,参战清军的将帅作战也十分英勇。

清军奋勇冲击,前者倒下,后者马上替补,指挥官一手舞旗,一手执剑,始终站在最前面,寸土不让···可以说,用“将帅一心,三军用命”来形容,毫不为过!

然而,清军的冲击被英法联军的炮火无情粉碎,战到最后,“常怀必死之志”的僧格林沁失去信心,“于酣战之际,自乘骡车,撤队而逃”,清军大败。

“国之柱石”,已经承担不起国防重任了。

无力支撑平定内乱的重任

“攘外”不能取胜,“安内”又如何呢?

英法联军是近代军队,捻军可是“古代军队”呀。

然而,还是那句话,“时代不同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朝廷以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率马步万余人,前往剿捻。

在捻军面前,僧格林沁的骑兵战斗力是有优势的。

然而,不到3个月的时间,僧格林沁三战三败。

具体战败过程不细说,但从朝廷斥责来看,僧格林沁败于“总不宜轻进,再蹈覆辙”。

其实,这并不能苛责僧格林沁。手中就这么支孤军,兵力不足,面对激动灵活、兵力众多的捻军,“持重”是不可能的,根本堵不住呀,当然只能以机动对机动,结果遭遇惨败了!

不过,僧格林沁还是有军事才能的,在调整后,很快又找到了制胜之法,一度扭转局势,捻军首领张乐行就被僧格林沁所擒。

然而,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捻军余部重新整编,形成新捻军后,军政素质有了提高。尤其是“易步为骑”,机动力打增,又发展了“盘旋打圈以疲敌,声东击西以误敌,设伏围裹以歼敌”等灵活战术。

随即,战局再变,僧格林沁又连吃败仗。

此时,朝廷已认识到,只靠僧格林沁的部队是不够的,遂企图调部分湘、淮军给僧格林沁,以支撑这支“王牌部队”。

然而,骄傲的僧格林沁却认为湘军、淮军“守则有余,战则不足”,拒绝接受支援,仍想独得全功。


结果,在捻军“打圈”之下,僧格林沁的军队在被削弱、疲惫后,遭遇伏击,僧格林沁战死,其部全军覆灭!

“攘外”不足,“安内”也不能!

转折点

僧格林沁的败亡,使满清不得不对其传统军事思想、制度进行”转折“。

1、“骑射为本”的幻想终于被抛弃,满清开启军事近代化。

满清立国以来,一直坚持“骑射为本”。

即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满清统治者也认为洋人不过船坚炮利,一旦到了陆地上,满蒙骑兵的“驰骋之力”仍然可以教训敌人。

然而,僧格林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接连惨败,使满清终于认清现实:“骑射为本”,过时了。

僧格林沁是标准的传统骑兵将领,僧格林沁的骑兵也是英勇善战的骑射部队。

然而,在英法联军的近代军队面前,古老的骑兵部队耗尽“驰骋之力”也根本不是洋人近代军队的对手。

此后,大清被迫放弃了“骑射为本”的“骄傲”,开始引进西洋先进装备,缓慢地开始了军事近代化的进程。

2、不得不依仗汉人。

大清自入关以来,其军事布局一直是:满蒙骑兵集结于要冲控扼全局,绿营分散在各处受其控制、驱使。

其中心思想是:以满蒙军队为“本”,坚持满蒙统治集团的军事优势,借此压制、调动汉人武装。

八旗腐化后,大清将维持满蒙军事优势最后的希望,放在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身上。

僧格林沁在其战败前,明明已经形势不利,依然强调湘军、淮军“守则有余,战则不足”。换句话说,意思就是“汉人不行,还得靠我满蒙骑兵”。

然而,僧格林沁的败亡,使大清不得不认识到:满蒙统治集团的军事优势,早已不复存在了。

确实,不要说什么近代、古代,即便与入关之初相比,满蒙统治集团的军事力量都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了。

僧格林沁确实是员勇将,但是,他只能算是“躬冒矢石”的勇将,无论是谋略,还是用兵,都远非大将之才。不但与当年的多尔衮不能相提并论,就比之费英东、鳌拜也比不上。

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确实保持着勇猛的作战风格,然而,比之当年横扫天下的满洲八旗,无论是素质上还是在数量上都相去甚远。

靠僧格林沁和他的骑兵,满蒙统治集团哪里来的军事优势呢?

僧格林沁死了,即使再找一个僧格林沁,再造一个骁勇的骑兵集团,满蒙也不可能维系其军事优势了。

所以,尽管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充满猜忌,但是,满清统治者却不得不开始依仗湘淮集团了。

如此,大清内部的军事格局,也不得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僧格林沁的败亡,使大清统治者被迫认清了现实,在军事制度、军事格局上被迫进行了调整。

因此,僧王之死,确实可以看成是晚清军事史的重要转折点。

遗憾的是,这些所谓“转折”,都是被动为之。

满清统治集团不过是在旧思想已经彻底失效后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小修小补,并没有系统、全面反思其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

因此,僧格林沁之死,虽是满清军事的一个“转折点”,但却远远不是其“追赶”的开始。

僧王死后,大清在军事上的各个方面确实都开始变了,然而,其与世界的差距却依然在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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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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