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很多政治家，为什么却在詹天佑之前没有出过一个科学家？

这都是因为李鸿章的洋务运动闹的。

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过去认为洋鬼子的东西华而不实，没大用。不如我天朝的茶叶、蚕丝是实打实的硬货。

经过西洋人的“船坚炮利”，敲开了国门，震醒了闭关锁国梦，满清的大佬们纷纷看上了洋货。但不会造，有的是白银，买呗！最后连鸦片也买进来了享用。

詹天佑在京张铁路被试用。因为争筑路权，人家洋人的工程师不侍候你，在无退路的情况下，詹天佑不负重任，充分的展示出一个中国筑路工程师的才华。路坡陡，修人字道爬坡。火车车厢挂钩易脱钩，他就以人的骨关节理念，发明了车厢碰撞的挂钩设计，这个发明流行全世界，直至当今。

詹天佑以前，中国没有科学家，詹天佑以自身的聪明睿智证明：“中国人的才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不仅是清朝，历代都如此，政治家多如牛毛，科学家寥寥无几。国人的才智大抵都用在政治方面了，自然科学少有人去关注，这也是落后的原因之一。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却比较复杂，它与历史发展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和政治制度、经济、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作为普通人只能就其表象作个简单看法，但其认识是否有参考意义，希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中国是个传统的封建大国。政治制度上实行的皇帝专政制度，疆土广大，幅员辽阔，地广人稀，以农业种植为主业，其它百业为副业，甚至将其它服务业列入不入流产业，在其择业的排位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乞。其经济结构上，以家族为结构体系，实行皇权和族权相结合共同统治制度；在封建礼仪上，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儒家思想为统治基础。

从西汉建立以后奉行的是儒家思想，也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流思想就是以中庸为度，个人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其终身目标；从隋唐以后实行的是科举制度，人们尊崇的是“万般兼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成为进入上层社会的阶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人们读过《范进中举》就是实例。确如人们所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人们之所以热衷做官，并对此趋之若鹜，就是当官有地位，受人们尊敬，官员掌控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可以为自己的家庭带来更好的生活资料，可以衣食无忧，名利双收。

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谁都愿意做官，肯定不愿从事科学研究。中国是古代文明之国，有四大发明，但这些都是劳动人民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并不是某位科学研究者的发明；即使出现某些发明创造，也被认为是“淫技”，予以摧残，华佗发明麻沸散结果何如？

在此专制制度下，中国的人渐渐的重视了人文领域的发展，涌现了无数文人墨客；而西方却以崇尚自然科学为主，出现无数科学家、哲学家，文艺复兴、航海技术、乃至工业革命最早便在西方爆发了。

清朝末年，中国也出了许多“睁眼看全球”的政治家，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林则徐、张之洞，这些人提出学习西方技术，富国强兵，开展洋务运动，促进了科技发展；魏源在《海国图治》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最终被以西太后为首的没落统治者所堙没，最终遭至二次鸦片战争的侵略，让国家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詹天佑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为中国人民争了气，长了脸，定受世代崇敬和缅怀。前世之事，后世之师，牢记：科技兴国永远是我们的国家战略。

詹天佑不是科学家，而是工程家。

说清代没有出一个科学家，这是不对的。举一些例子：数学家明安图、汪莱、李锐、焦循、方中通、梅文鼎，天文学家王锡阐、薛凤祚、揭暄，地理学家刘献廷、齐召南，农学家张履祥，水利学家陈潢，医学家王清任、赵学敏等。

但是清朝科技发展呈现衰落趋势是真的！

不是别的，封建主义制度的没落造成的！一是重人文，轻科技，把科技看作奇技淫巧；二是文化专制，钳制思想，不允许创新，不允许解放思想；三是经济落后，缺乏舞台。

这是一个很容易惹问题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在头条上已有108条答复。友友们从各种角度进行了深入思考、认真探究，回答精彩精辟。但有不少观点却彼此相差甚远，甚至是南辕北辙。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问题本身有问题。

仔细玩味，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着一个大的问题：在提这个问题时，没有给“科学”及其“科学家”作出一个清晰的定义。以至于很容易把“中国在詹天佑之前出不了科学家”的这一问题引导到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上去，从而，再一次引发成中西方文明的优劣之争。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关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不得不多说两句。

众所周知，科学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科学论认为：只要是从实际、从公理出发，研究世界客观规律的学问都可称之科学。如：哲学科学、伦理科学、文学科学、艺术科学等等。

从这个广义的角度来讲，中国自古以来就最讲究“实事求是”，从大禹治水、神农尝百草[注]、本草纲目到四大发明，从易经、百家到“一生俯首拜阳明”的心学等等数不清的历史实事，无不是公理和客观规律的体现，无不是学以致用的体现，无不是与时俱进的体现。

也正是这一尊重实事，尊重规律的认识态度，中国才有了独一无二的、不曾间断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也才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知标准，也才有了当今的改革开放和当下的一日千里的社会巨变。

这就说明了中华文明

早就有了

与时俱进的“科学”硬核；

早就具备了

自我反思、自我否定的“现代科学”精神。

当然，如果站在狭义的科学论角度看，咱们也要实事求是，中国在詹天佑之前确实没有诞生过这种狭义上的科学，甚至没有出现一个这类的科学家。

因为，狭义的科学论认为只有既可证实又可证伪的认知才称得上科学，实际上就专指自然科学。

这样，哲学、历史等大部分社会科学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连数学、逻辑学都算不上科学。因为它们都不可证伪。

技术、工程属于应用学科，其有很多经验的成份，也不算科学。

那这个狭义的科学论，和开篇所说的“中国在詹天佑之前没有出过一个科学家”又有什么本质关联呢？

篇幅过长，下回再聊。

[注]：大禹治水、神农尝百草，被认为是神话了的历史。这里引用，主要是体现中华民族自始祖以来就把“实践出真知”作为了本民族的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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