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灭亡的根本因素中几乎都有一条“宦官当政”，诸如大秦始于赵高、三国始于十常侍、大宋还有童贯等等；但在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公认的则是“魏忠贤”，同时他还是最富争议的一个角色。“魏忠贤”在历史上用“臭名昭著”已经难以形容他的权势之大，但今天却有一句“魏忠贤不死，大明不亡”，这也是他的争议之处；那么问题来了，如此恶名的“大太监”为什么还有这么重要的地位？

的确，“魏忠贤”在后世看来就是个祸国殃民、结党营私、无恶不作、杀人如麻的奸宦国贼；而且在他把持朝政期间竟还自封“九千九百岁”，说白了他就是大明的二号皇帝，甚至在当时还曾流传着一句“只知魏忠贤，不知有明帝”的话。乍一看，这个“魏忠贤”绝对是导致大明灭亡的罪魁祸首；但仔细看来却又不完全是这样。

明熹宗“朱由校”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葩，因为痴迷木匠竟然将国家大事全权交给了大太监“魏忠贤”；就是临死传位给弟弟“朱由检”，也就是崇祯帝时，尚且不忘替“魏忠贤”安排后路，明确嘱咐崇祯一定不能轻动他，还夸其为“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从这点看，似乎朱由校与“魏忠贤”的私人关系不一般；但实际上，“朱由校”之所以力保魏忠贤，竟是出于对大明江山的安危着想。

公正的说，“崇祯”还算是一位心有抱负的皇帝，一心想中兴大明；因此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剿灭阉党，头号要消灭的人就是“魏忠贤”。按理说“魏忠贤”把持朝政数十年，所积攒下的势力足够推翻大明王朝，但是他对崇祯皇帝却并未作出多少反抗，只留下一句“我死，大明必亡！”的遗言，然后就上吊自杀了；“魏忠贤”的死震动大明，万民欢呼，百官朝贺，大有崇祯帝乃万古圣君的意思。明朝最出名的是什么？就是太监没错吧？

其实我不大喜欢明朝，因为一提起明朝，总有一种很阴暗的感觉，什么东厂西厂锦衣卫的。

那些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太监刘瑾、王振，还有郑和，都是明朝的。其实郑和严格来说只能算是阉人，因为他跟一般的太监不一样，他是从小受刑后跟着燕王，也就是后来的永乐大帝朱棣。七下西洋，一生为了大明王朝而奔波，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做出了杰出贡献！是值得我们敬佩，值得称赞的！但是刘瑾王振之流，咱就不多说了，祸乱朝纲，死有余辜！这次主要说一说大明朝最厉害最权倾朝野的，号称九千岁——魏忠贤。魏忠贤从入宫到得势，仅仅用了3年时间。他掌权时，大明王朝抵御辽东后金的入侵还是相当给力的。

万历年间辽东战场的失利，明朝一蹶不振，可以说是因为魏忠贤才得振作，并且以大有光复辽东之势！从一开始，魏忠贤就认识到辽东与京师唇亡齿亡的关系，坚决否定朝廷龟缩山海关的决议，积极支持孙承宗的推进战略。到了后期，又任凭袁崇焕督师辽东。不敢说他多器重袁崇焕吧，但从来往信件看，袁崇焕与魏魏忠贤的关系至少是相当和谐的，袁崇焕最厉害的几次战功全是在魏掌权时诞生的。当时大明的军队的状况是：关宁铁骑不用裁减，军饷仍然可以足量正常发。皮岛的军队不用精简，收入也是相当稳定的。

寄居海岛的毛文龙进行黑市贸易、抢掠朝鲜边民商旅，本着中庸之道，基本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毛文龙算是非常能干的了，他积极进取，开拓了旅顺-义州一线的东江军镇，不断骚扰后金盛京以东的城池；这些，魏忠贤都是看在眼里的，于是授予毛文龙“钦差平辽便宜行事总兵官征虏前将军左军都督”和尚方宝剑，人心笼络那是绝对到位，激动的毛文龙热泪盈眶，誓死巩卫皮岛、朝鲜本土。

而盛京的西面，从宁远至锦州，本来荒凉破败了10年的城池一座接一座的重新修葺一新；明军的火铳、战车、地雷、炸弹配备齐全；就连红衣大炮这种奢侈品也都搬上了宁远、锦州的城头。史书上来看，魏魏忠贤做九千岁的那几年，几乎与关外捷报频传的时间同步。宁远大捷的炮轰伤努尔哈赤（回盛京后不久死去）。宁锦大捷明军又多次重创皇太极。

丁卯之役，毛文龙在朝鲜半岛拼尽血本击退阿敏数万八旗军，阻止了阿敏当朝鲜王的梦想。而皇太极东奔西跑的，累到吐血了也没捞着什么好处，只能龟缩在盛京。事实上，关外的战争形势一片大好，主要还是因为钱在起作用，而魏忠贤最大的能力之一就是收税。

明朝年末，天下钱粮、尽归三吴。魏忠贤针对工商业、对外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重新设立了万历末年被东林党废除的工商税、海税。但他却没有给农民加赋，出身社会底层的魏忠贤在河南遭灾时，还能免除赋税，从内库拨款赈灾；阉党在放火烧了东林书院后，几十年未曾修过的黄河水道，开始维修；而且专门找东林党人投资的“垄断企业”进行搜刮。

当时的浙江巡抚都感觉海内太平，农民不用被折腾都安心劳作，魏忠贤简直太给力了，提议修生祠，于是全国掀起修生祠的高潮，当时辽东的官兵将士修的又好又用心。袁崇焕称魏忠贤“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因为魏忠贤给了关宁军丰厚稳定的军饷。在九千岁魏忠贤登场的前后，明朝末年的朝堂上有这样一群官员。

他们清高，他们理想主义。基本上都是出身于南京江南贡院，他们相互视为“校友”，渐渐形成党派，以无锡东林书院为精神圣地。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正义的化身，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但从根本上考究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一群没有接触过底层社会的江南乡绅巨贾子弟！说白了，都是官二代富二代们，可以花成千上万的银子买个科举名次，甚至不乏中举后继续买官者。

盘根错节的党同伐异，渐渐成为朝堂上掌握话语权的中坚力量，排挤的齐浙楚、闽等小党派势力时，所用手段不比阉党逊色多少，这就是明末历史上牛掰哄哄的的——东林党。对比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朋党，东林党很多人似乎更适合生活在现代的米国政坛。但掌权的东林党偏偏生活在明末内忧外患的时刻，恰恰成了帝国衰落的催化剂。

魏忠贤死后，重新掌权的东林党立刻再次废除切身利益相关的工商税、海税。对中西部的旱灾置之不理；把富庶东南沿海的税收废除，却派军队到贫乱交加的西北旱灾区加赋、征税！我理解不了，当时的东林党一直有这么一套恶心又可恶的理念：我们就是比穷苦百姓高一等，就应该收他们的税赋，我们一分钱不拿！

一个国家的精英份子都是这样想，逼迫的劳苦大众没招没路的，这个国家还能好吗？在加上对后金过于理想化的主和，完全不体会关外将士的疾苦~打胜了说你浪费国家钱~打败了咔嚓你；对农民起义得过且过，无限招安，导致农民军不能彻底剿灭。

由于明朝官员俸禄很低，除了极个别清官，贪腐几乎是必然的，但顶着东林的名头，钱贪过后不敢承认且一丁点都不愿吐出来（捐献出来不就承认和说明我贪了嘛）。

史书上写了魏忠贤犯的十大罪，然而你仔细看，其实大多罪状都是图谋什么什么的，却根本没实际行动和证据，修祠堂这种鸡毛也算大罪？修堵墙挂张画而已，民间自古以来就有为好官修祠堂的传统啊。要说魏忠贤真正做成了的坏事，其实主要就是利用东厂杀死杨涟等辱骂弹劾阉党的东林“名士”，以禁言无聊御史们的弹劾。对于魏忠贤对东林党的打击，在当时的朝堂是非常值得推敲的。虽然魏杀杨涟等人的行为肯定是不对，但目的是禁言，禁言后，专心为自己为国家捞钱。

明朝末年两极分化，土地兼并严重，钱粮都在江南乡绅富户的手里，怎么让他们把银子交到国库？东林党都是出身江南富户，当然不愿做了！而权倾一时的九千岁魏公公可以做到。有了钱才能给军队发军饷；才能造各种军备武器，除了红衣大炮:还有地雷、火铳、火棘莉、炸弹等等火器；才能筑城修墙养马。

军队装备厉害了才能内平贼寇，外御强敌。

魏忠贤的功业在于保证了帝国税收系统的稳健运行；增强帝国凝聚力、控制力，南到广西、北至锦州尽为掌握。能够用正确给力的人并给予支持（炸伤努尔哈赤的红衣大炮可是用真金白银买的），扳回辽东战场的颓势，抚平北方农民因灾造反的危机。

跟前辈王振刘瑾之流比起来，不得不说魏忠贤的才干确实高出了一大截；即使跟一般的内阁大臣比起来也是有卓越之处的。抛开党同伐异这些朝堂政治不可避免的“罪过”不说，魏忠贤至少是个效率极高的注重实用主义的干练能人没错吧？东林党回忆录里说魏忠贤本人很愚钝，大多数点子都是他周围的人出的；很多人读了此段，瞬间想到了吃葡萄的感觉。

等崇祯皇帝上台，他是超级爱清廉，超级恨贪腐～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满朝东林士官大多富的流油，科举的排名都是比银子多少的。此时一个棉袄烂洞、衣服打补丁的皇帝空降下来，突然要搞一场无人配合的反贪运动，满朝官员从刚开始的不寒而栗变成后期的笑而不语，一个个都成了超级影帝。。。下面的百官冬天炭敬、夏天冰敬、各种红白喜事都是搜刮漫天，可偏偏在上面皇帝跟前超级爱装清廉。

“您不是爱清廉恨贪腐吗？我被逼只能装啊，适者生存嘛。”

什么？你要钱？我可一个子儿都没有，微臣可是“清官”啊！崇祯皇帝朱由检就像个孤独的观众一样，深深蒙在东林党上演活剧里。更别提东林党的大本营——江南的税收了，可惜他们不知收敛，戏演过头了，正剧变成悲剧了。魏忠贤死后，辽东的形势再次退化到了万历末年的水平并持续恶化，财政困难的同时，崇祯皇帝疑心重，且在议和主站的意见中间摇摆不定，先是抛弃孙承宗，然后将袁崇焕凌迟。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没了给力的将军，下属官兵们又有什么办法？辽东的关宁防线由强转弱、节节败退难以回天。起初袁崇焕督师辽东时，积极研究关外的地势民情、八旗军作战技俩，提拔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满桂（蒙古族）等勇将。勤于操练，多次整治军纪，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努尔哈赤兵败宁远，自己又被袁崇焕的大炮所伤，后来不愈而死；宁锦之战时，皇太极为报父仇，愣是没捞着一点便宜！可惜的是，这位多次击败后金军队，让后金恐惧到绝望的功臣良将，在成功保卫北京后居然立即被崇祯罗织罪名下狱，一生从无败绩的大明神将被凌迟处死！！

袁崇焕刚刚提出的“五年复辽”计划成了泡影。袁崇焕死后，他提拔的人里除了祖大寿无奈投降后金（投降时改称满清）外，别人都相继战死，为国捐躯！

精心培育的关宁铁骑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只剩了少部分兵力保存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手中。袁崇焕死后，皇太极也认识到人数劣势和装备劣势，于是广召各族勇士，创立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并任用毛文龙的得力手下孔有德制作大炮。就这样，东亚第一劲旅的名号最终归属于八旗军了。反过来看北京城的金銮殿上，没有了阉党的制衡，东林党忙着铲除阉党，也提不出保增长、搞基础建设拉动经济的办法，整日提些看似有理，实际完全不着边的建议。

有人居然提议裁掉占用开支很小的驿站，陕西的李自成作为驿站职员的铁饭碗工作瞬间丢了，没饭吃咋办？造反算了！李自成入关中后，取长安，北上轻易击破太原、大同等军事重镇，直到百万民军围困北京时，李自成仍然承诺要三百万银子，封个王就退兵，并答应帮崇祯剿灭满清。可此时满朝官员仍然没一个愿意出钱的，崇祯这时候终于明白了，他怒了，国家居然毁在这帮“吝啬”东林党官员之手！

但是，晚了。

1644年3月19日，崇祯吊死煤山（现景山）。临死前崇祯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喷出了“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之类的话。

其实在李自成攻克北京近郊时，崇祯先是听太监曹化淳评价：“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然后，又想到十七年前兄长天启的临终嘱托：“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已经有所悔悟，于是秘密收葬魏忠贤遗骸，专门祭奠之。只可惜大厦将倾，悔过已晚。然后故事并未结束，京师沦陷后，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上演了：在京的东林党一众人本来翘首期盼着伺候新皇帝，结果却几乎统统被李自成、刘宗敏抄家、拷掠、暴尸于街头；少则几万两、多则几十上百万两的银子从各大臣的家中抄出。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咱也不能武断的说《明史》就是偏执的，但也不要低估清初文人集团（文人集团的成分大家猜）黑魏忠贤的能力和美化崇祯的企图。但出乎意料的是，就在魏忠贤死后不久，崇祯帝就密令收其尸，厚葬于香山；诛杀魏忠贤本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崇祯皇帝为什么又做出这种表示后悔的举动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崇祯帝是真的后悔了，也明白了为什么皇兄“朱由校”临死不让他动魏忠贤的原因；这还要从当时大明朝岌岌可危的处境说起。

其实到了朱由校、朱由检时代，大明江山早已是千疮百孔，岌岌可危；尤其是崇祯帝时，虽有匡正朝野之心，可各地却纷纷揭竿而起，最著名的当属李自成和张献忠；但是反观“魏忠贤”当政时期，成规模的造反只发生过一次，而且很快被压制平息。这么巨大的反差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句俗语就可概括——“官逼民反”。说白了，“魏忠贤”时代民间百姓虽然困苦尚有一线生机；可到了崇祯当政时期，民间却变成了饿殍遍野，百姓想活唯有造反一条路。

这跟国家政策有着直接关系。“魏忠贤”时代，大明江山势如累卵，国库空虚，边界战事不断；没钱怎么办？“魏忠贤”兴起了一个新税种，就是向全国商贾征收“工商税”；这项税种看似是“魏忠贤”又兴起的一项苛捐杂税。当然，“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肯定会中饱私囊一部分，但是也确确实实达到了充实国库的目的；可这也触犯了另一股势力的利益，那就是崇祯帝大力扶持的“东林党”。

为了对抗“阉党”，崇祯帝在朝中也有一股势力，名为“东林党”，这些人的主要成员以江南士大夫为骨干；为了和“魏忠贤”唱反调，东林党就力劝崇祯废止“工商税”、甚至还有“矿税”、“茶税”等。举个简单的例子，“魏忠贤”当政期间，仅是江南“茶税”一年就有二十余万两白银的进账；而到了“崇祯”时代，别说这个数目的一半，就是个零头也显得力不从心。

一个“茶税”还只是冰山一角，但也反映出一个问题，这些钱最终都到了哪里去呢？肯定没回流到百姓哪里，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商绅巨贾，权臣大夫的口袋。可是此时的大明又面临着内忧外患，急需用钱，这些钱又从哪里来呢？无疑把矛头指向了贫苦老百姓，或者说是农民；且不说当时土里刨食的农民早已不堪重负，而且当时还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天灾，今天又称之为“小冰河纪”；致使全国粮食欠收，农民更加身处绝境。

“崇祯”并非不知百姓疾苦，但是为了延长大明寿限，又不得不继续加重百姓负担；“崇祯”为了表示体恤民情，还有一项开源节流的举措，那就是取消了全国各地的驿馆。可惜“崇祯”的良苦用心却办了坏事，这一举措看似为朝廷省下了不少钱，但也致使很大一部分底层公职人员的失业；这些人不仅成了困苦更胜于农民的边缘人，还成了无业游民，也为大明埋下了不稳定因素，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李自成”。

震惊世界的天灾“小冰河纪”已经致使民间百姓几无活路，崇祯和东林党却又加重税负；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官逼民反”，而此时“后金”屡犯边境再添一把火。这些因素的叠加直接后果就是，老百姓想活命就只有一条“造反”之路；可东林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却丝毫没有妥协，这也是明末内忧外患的根本原因。“东林党”貌似两袖清风，显得个个正义感爆棚，那是因为有“魏忠贤”的衬托；实则在满清入关后，每一个东林党成员家中抄出的都是万贯家财，当然极少数真正清廉之人除外。魏忠贤是我国明朝时期著名的大宦官。在人们的印象中，魏忠贤飞扬跋扈、专权乱政，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但实际上，魏忠贤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恶。起码对于大明朝来讲，他是非常重要的。有种说法：魏忠贤不死，大明朝不亡。有人甚至把魏忠贤誉为“大明朝的最后一棵稻草”。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魏忠贤为何被称为“大明朝的最后一棵稻草”？

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下当时的形势。魏忠贤是明末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最宠信的太监，可以说朱由校就是魏忠贤一手带大的。朱由校对他是绝对的信任，所以魏忠贤在熹宗时期非常得势，甚至可以说呼风唤雨。实际上，魏忠贤之所以如此得势，一方面是因为他和天启皇帝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是天启皇帝故意而为之。明朝和其他朝代不同，明朝文官的权势很大，他们甚至敢当面指责和反对皇上，而皇帝却拿他们没办法。可以说，明朝的皇权受到了文官的严重限制。为了制衡文官，大明皇帝们就大力扶植宦官，让宦官们去和文官对抗，以加强自己的权力。

由于文官权力过大，他们又多出自地方士绅地主集团，与地方尤其是江南的工商业阶层关系密切，他们一直充当着工商业集团的保护伞，甚至很多工商业是由他们直接经营把控的。因此，他们极力反对对工商业征税。为了牟利，他们甚至不惜和走私的海商集团勾结。由于文官集团的保护和干涉，明朝的工商业集团非常滋润，因为他们缴纳的税额很低，有的甚至不缴税。按照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一书，一些产茶大省，收的税低到荒谬的程度，比如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500万斤，可是一年征收的茶税还不到2万两。这还算是多的，浙江的茶叶税收入竟只有6两，而云南则为17两。由此可见，文官集团的贪婪。

由于商税都进了文官集团的腰包，加上大明的土地税较低，所以明朝政府的财政一直不宽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朝皇帝就派宦官去和文官对抗，其中矿税、茶税等商业税是双方争夺的重点。皇帝故意睁一只闭一只眼，让宦官们到地方上收商业税，然后把收到的税交到自己的内库。这样一来，原来穷得叮当响的皇帝就变得富裕起来，文官集团掌控的内阁和政府甚至要经常向皇帝要钱。皇帝有了钱，不仅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而且拿捏住了文官。宦官因此成为了皇帝敛钱和加强权力的得力工具。虽然有时候宦官们确实不像样，但他们却是皇帝最重要的臂膀。

魏忠贤和天启皇帝就是这种关系。天启皇帝朱由校让魏忠贤去对付文官，谁不听话收拾谁，同时他又让魏忠贤去收税，让自己的内库总是满满地。天启朝时期，大明朝已经内忧外患，外有金兵侵扰，内有农民起义，但虽然天启皇帝不上朝，但大明政府仍然井井有条地运转。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魏忠贤压制了贪婪自私的文官集团，并通过向富人征收商税让国库充盈。这就使得明朝有足够的能力来平叛和抵挡外敌入侵。有意思的是，魏忠贤还启用了诸如孙承宗、赵南星、满桂、袁崇焕等一批能臣。可以说，魏忠贤为明朝挣下了不少的家当，留下了不少的人才。天启皇帝临死前国库里给崇祯积攒了几千万两银子，在东北地区建立了较为稳固的防线，国内灾情也处理的非常得当。天启皇帝朱由校临死前传位给崇祯帝朱由检时,曾叮嘱崇祯:“(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宜委任。”但崇祯帝没有听哥哥的话，最终还是把魏忠贤给杀了。

魏忠贤死后，由于宦官集团瓦解，没人能压得住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所以文官集团掌握了朝政大权。文官集团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商税。商税取消后，皇帝的内库空了，皇帝已经没钱补贴政府的亏空。为了弥补国库的不足，明朝不得不向老百姓征税，最终导致民怨沸腾，引发了明末农民起义。就这样，天启皇帝留下的大好的形势很快化为了云烟。最终，大明朝在农民起义和后金的入侵中被推翻。等到崇祯帝醒悟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他终于明白了天启皇帝为什么叮嘱他魏忠贤不能杀。从私德上来讲，魏忠贤当然是十恶不赦，不过东林党也并非都是正人君子。大明要亡的时候，大臣们不仅舍不得拿钱出来做军饷，而且反对征收商税，取消了皇帝派到各地的税监和矿监，拼命的把钱往自己腰包里塞，最后白白便宜了李自成和清王朝。反倒是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们对皇帝忠心耿耿，否则崇祯帝不可能一句话就把魏忠贤拿下了。

如果魏忠贤真有反心，崇祯想登基恐怕不可能那么容易，他也不会束手就擒。其实，崇祯一直没弄明白，皇权和内阁的权力是对立的，双方不可能拧到一块。而宦官们是皇帝的近侍，他们的权力来源于皇帝，离开了皇帝，他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他们对皇帝忠心耿耿。在当时来讲，魏忠贤这种人对皇帝是有大用的，对大明朝的存亡有着重要的影响。崇祯以为铲除了魏忠贤，凭着自己一腔热血就能力挽狂澜。但他终究太年轻，也太任性，最终没能收拾自己一手造成的烂摊子。明朝历代皇帝亲近宦官不是没有原因的，明朝的文官集团势力太庞大了，皇帝需要用宦官们去制衡他们。崇祯杀了魏忠贤让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一头独大，这就注定着大明朝离灭亡不远了。如果他听哥哥天启的话，即使大明朝灭不掉后金和农民军，起码也能多撑一些时间。

正如那句“我死，大明必亡！”这倒不是替他翻案，至少证明了魏忠贤真正看懂了局势；而反观“崇祯”吊死煤山时，身边陪伴的却不是哪位忠贞的东林党，而恰恰是一个小太监。

瞎说，大明朝从明毅宗打倒了“魏忠贤阴谋集团”之后就一直定论魏忠贤是元凶巨恶，死有余辜。而且魏忠贤在阜城尤家店畏罪自杀后，明毅宗又将他的尸体凌迟示众，可以说是尸骨无存。

魏忠贤活着的时候，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选了一块墓地，营造了坟墓。立碑两道上面有魏忠贤的所有头衔。墓前有文武石翁仲一对，草兽一对。但是，这个墓，魏忠贤因为尸骨无存，所以也就没有葬进去。

说明毅宗在殉国前收葬魏忠贤的传闻来自于冯梦龙的《燕都日记》和陈济生的《再生记略》。这两个人都说在崇祯十七年，岁次甲申，三月十四日，朝廷令大宦官曹化淳戴罪立功，，曹化淳对明毅宗说：“如果魏忠贤还活着，怎么会沦到如此田地”。于是明毅宗后会杀了魏忠贤，传旨厚葬于生前所修建的坟墓之中。

这个故事也成了后世魏忠贤粉丝的诸多口实之一。就是说明毅宗终于明白了东林党这些“公知”的祸国殃民，给魏忠贤平反了。

但是，我告诉各位看官，这个段子——假的！第一，甲申三月十四日那天，即使明毅宗真的给魏忠贤平反，那也无法把他收葬到碧云寺的坟墓之中。因为此时北京城已经让李自成围起来了——你怎么出去？李自成三月十九日打进北京，明毅宗君臣殉国的殉国，投降的头衔，之后京城大乱，谁还管这事?

第二，曹化淳戴罪立功也是个笑话。曹化淳是何许人?他也是晚明最有权势的宦官之一。起家是内相王安的门生，后来魏忠贤杀死王安夺了内相之权，曹化淳作为王安的弟子也受到了株连，整个天启一朝被流放到南京闲置了七年。后来魏忠贤垮台，曾经服侍过明毅宗的曹化淳被召回北京，负责平反魏忠贤罗织的各种冤假错案，一共平反冤案两千多件案子。崇祯十二年，曹化淳因病退休还乡，回老家养病。

不久甲申之变，旋即清兵入关。这时改换门庭的阉党诸臣如冯铨之辈便指使手下诬告曹化淳在 “甲申之变”时开城门放李自成大军进京。幸亏多尔衮明白这是胡说八道，于是驳回了“审判曹化淳”的建议。而受此不白之冤的曹化淳则临终前下《被诬遗嘱》及《剖陈疏稿》、《告归底册》等证据，为自己洗清了诬陷。但是即使这样，《碧血剑》等小说依旧在不遗余力的抹黑曹化淳。

但是当时虽清兵入关的人中间有一个叫葛九思的宦官，此人本是魏忠贤一党，后来去辽东监军被清兵俘虏。葛九思回到京师之后在香山碧云寺为魏忠贤剪纸招魂，以生前衣冠葬于墓中。后来此墓在康熙朝被平，至乾隆朝建金刚塔以镇压魏忠贤的厉鬼。如今此处为北中山陵。

《绣春刀2》恐吓储君给自己下跪，魏忠贤实力作死。

电视剧版的《新龙门客栈》中魏忠贤确实演的可圈可点，雄猜、狂妄但十分有人情味，搁在今天肯定吸粉无数。

阜城尤家店，魏忠贤的“英雄末路”。

谢邀。魏忠贤，明末著名政治人物，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电影电视作品中，他被人称为“大阉党”、“九千岁”，一个祸国乱民、残忍变态的形象。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魏忠贤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崇祯皇帝上台后雷厉风行剿灭了魏忠贤及以之为首的阉党集团，死前却又让人厚葬他，这又是为什么呢？

尾大不掉的文官集团

提到魏忠贤，以及明朝末年的政治风云，就不得不提到明朝的文官集团，经过大明200多年的发展，到了明朝末年，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已经尾大不掉，且各自形成山头，把持朝政、互相攻讦，一片乌烟瘴气。

在大明初期，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们，还比较有朝气，也比较有追求和信仰，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诸多名臣，比如方孝儒（舍生取义被诛十族）、于谦（力挽狂澜，保卫北京）、海瑞（一代清官）、胡宗宪（剿灭倭寇）等等，在他们的治理下，大明国力蒸蒸日上，走向繁荣。

随着国家走向繁荣的，就是财富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集中，到了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大批富可敌国的资本巨鳄，这些大资本家开始用金钱腐蚀文官集团，将触手伸进行政系统，谋求更多的好处。

到了明朝后期，整个文官集团已经被腐蚀了一个透彻，每一个关键职位，背后都有资本财团的影子，这些资本财团，通过控制关键岗位的人，进而控制大明的整个国家政策，使之对自己有利。

明朝末年，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可以说已经一只脚踏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可是当时的朝廷，却很难对商人们征税，商品经济占了整个帝国经济的大头，可是贡献税收大头的却还是农业经济。

光靠农业税，帝国财政的收入肯定是有限的，且不说到了明朝后期整个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就是每年对辽东建奴用兵，以及弹压各地农民起义的支出，都是一个不堪重负的大头。

怎么办呢？最好就是能从各个富得流油的资本家那里，挤出钱来，但是这个事情的难度之高，没几个人能做到，但恰好，魏忠贤就有这个能力。

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之争

明朝中后期，文官集团越来越强大，皇权被削弱，其实皇帝们也感受了这种窘境，所以皇帝们扶持了越来越多的机构来对抗文官集团，起到平衡作用，这里面耳熟能详的就有东厂西厂锦衣卫，都是电影电视里面的熟面孔了。

但特务机构在对抗文官集团的过程中，要么就是很快败下阵来，要么就是被文官集团的糖衣炮弹收买了，很难扛过一个回合，最后只有宦官集团能够扛住文官集团源源不断地打击，并形成反向制约。

究其原因，宦官集团都由阉人组成，无法形成家族势力，且权力只能来源于皇帝，只能终于皇帝，所以最后就成为了对抗文官集团的不二之选。

在魏忠贤的挤压下，根据《明史》的记载，大明朝廷每年光是商业税都能收上来上千万两白银，当时光浙江一年的茶叶商业税就能收20万两白银。这些商业税收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国库的亏空，让大明还有余力对辽东用兵。

东林党集团是资本集团的代言人，自然是对魏忠贤恨之入骨，恰好他们都是文人，握着笔杆子，控制着大明的宣传系统，于是极尽所能地抹黑魏忠贤及宦官们，在很多人眼中，宦官一个个缺了器官都成了变态，魏忠贤则是一个祸乱朝政、一手遮天的“九千岁”。

崇祯皇帝上台之前也受了不少这个熏陶，对魏忠贤和宦官几乎没有好感，他们祸国殃民的形象已经板上钉钉了，所以崇祯上台不到2个月，就以雷霆之势，剿灭了魏忠贤和“阉党”。

被坑到吐血的崇祯

崇祯横扫阉宦之后，朝中一片欢呼雀跃，大家都在喊圣上圣明，如今宇内海晏河清，再享太平！

崇祯也曾一度沉浸在这种幻象中，但很快辽东的战事就将他拉回了现实，在对辽东作战的过程中，崇祯渐渐发现了一个难受的现实——国库没钱了。

没钱怎么打仗？士兵的军饷且先不说，打仗的武器、马匹、粮食，哪一项不要钱？没钱，这仗就没法打。

不仅没钱，崇祯还发现，没有靠谱的人可用了。崇祯在位期间，特别是后期，内阁首辅一年要换两个，大家都是上任之前道德文章写得天花乱坠，要切实做事却这也推不动那也做不了。

头痛啊。

无可奈何的崇祯，只能对农民们加税，加征了辽饷还有剿饷，以为剿饷是个头了吧，最后还有练饷（辽饷是为建奴入侵，辽东战事紧急，军饷不足而起; 剿饷是为镇压农民起义筹措军费; 练饷为镇压农民起义练兵所用）。

简直没完没了，农民们直接被干到活不下去了，起义造反。在农民起义的烽烟中，绝望的崇祯最后吊死煤山。

根据冯梦龙《燕都日记》的记载，在山穷水尽之时，大太监曹化淳曾对崇祯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经过现实多年的毒打，估计崇祯也早已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临死前让人厚葬魏忠贤，聊表歉意。

尾声

李自成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时候，崇祯求爷爷告奶奶让文官们捐钱，这些人声泪俱下的哭穷，拿出10两、20两的“存款”。最后北京城破了，李自成在这些人家里抄出7000多万两白银。

真是黑色幽默。

网络的力量确实很大，但凡野史有过一些记载就可能被无限放大，在经过广泛的传播就难免有颠倒黑白之嫌，重振厚葬魏忠贤这件事就是这么散播开的。

首先崇祯下令厚葬魏忠贤这件事并非是空穴来风，在冯梦龙的《甲申纪事》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曹化淳上奏道：“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上恻然，传谕收葬忠贤骸首。”“起复内臣曹化淳，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仅凭这样一段记载，网络上逐渐流传成了崇祯后悔诛杀魏忠贤甚至魏忠贤不死明朝的这类不实言论。

结合冯梦龙的创作风格以及《甲申纪事》中的种种记载，其实书中的很多内容带有作者明显的主观臆断和再创作，很多记载都是北方逃归的传言，稍加分析就能看出其中的不实。

首先上奏的曹化淳曹公公就背负了千古之冤。

对于曹公公的认识很多人恐怕是通过这样一段记载“开门迎贼，贼入城，挺身侍从，今清入都，又复侍从，此卖国乱臣，虽万斩不足服万民心。”这句话极大的印证了舆论的力量。

曹化淳早年侍奉信王朱由检，在魏忠贤倒台后曹化淳负责审理阉党冤案，为很多人平反昭雪，在死太监横行的明朝，曹化淳可以说是少有的好太监。

崇祯十二年已经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和东厂提督的曹化淳告假还乡，直到明朝灭亡曹化淳再未返京，满清入关之后曹化淳曾专程赶赴京城上疏顺治请求妥善安葬崇祯皇帝和周皇后。

让曹化淳万万想不到的是“开门迎贼”这口黑锅扣在了他的头上，被冤枉的曹公公百般辩解也无济于事，死前留下诸多辩解诗歌给后代分发想要洗刷自己的冤屈。曹公公既然远在老家所以厚葬魏忠贤这件事明显不符合常理。

再从崇祯方面来分析，以皇帝之尊他根本不可能给一个宦官翻案，这等于变相承认自己当初诛杀阉党的做法是错误的，从崇祯以往的所作所为来看让他厚葬魏忠贤绝无可能，所以对于厚葬魏忠贤的传言还是应该客观来看，不要先入为主。

皇帝杀人简单，一句话的事，但杀了他，你得有人替代他，还得保证他的党羽，不会作乱，所以皇帝杀人，都是先慢慢剥夺其权利，不断降职，待其党羽都归顺于皇帝，在杀之。

像朱由检这般，一句话就杀了，结局就是大明最后，连贴身的锦衣卫，都叛他而去。

想想宣统那么无能，退位后为啥仍然那么多人忠于他，而朱由检那么勤奋，临死前身边却仅有一个王承恩，大家都怕成为第二个袁崇焕，成为第二个魏忠贤。

厚葬魏忠贤，无非就是给大臣看的：朕不是个兔死狗烹的暴君，朕还是很念君臣情谊滴，所以请大家务必忠于朕……临时抱佛脚，有个毛用。

至于为啥厚葬魏忠贤，而不厚葬袁崇焕，那是因为，袁崇焕确有大罪，擅杀大臣毛文龙，致使八旗军兵临城下，纵敌长驱，私斩大臣，任何一条，都是满门抄斩的死罪，而魏忠贤并无十恶不赦的死罪，完全是崇祯认为魏忠贤权力太大，自己震不住他，所以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