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光绪南阳县志》记载岳飞手书出师表題跋是伪造？

為什么不问一问，《光绪版南阳县志》，是不是伪造的？？[发怒][发怒][发怒]哗众取宠的事件，在历朝历代，多不胜数！尤其是在乱世时期，如天启、崇祯、同治、光绪、宣统，篡改伪造的记载，真的是多如牛毛！！！

曹操，刘备，诸葛亮等等都是子虚乌有人物，是晋朝反对孔子春秋和儒史文化虚拟虚构，目的向后人传承仓颉老子尊一重一重实重人手探索创新制造的文化。那么，诸葛亮之争还能真吗？

《光绪南阳县志》伪造孤本出师表，就是想证明晋陈寿所写的《三国志》中的诸葛亮是真，并且的确少青年生长在南阳。其实这些伪造者，这些儒生们根本不理解“师表”是作者贬意，是用来故意贬低踩踏孔子儒学文化教育的，“诸葛亮、孔明”就是对孔子儒学文化的讽刺，“孔明”就是孔子之明，“葛”即葛藤，徒有枝叶茂盛，但无大根本，又不能出材或大材。“师表”就是讽刺儒学文化教育只师弟子外色表面的外表人类，不知道师子弟人手探索创新创造技术的文化，尤其不懂无为创新创造前所未有的“一”。“师表”与“师里”相对，古道仓颉老子文化就是“师里”师一，师探索创新，师人手文化的。同样，“万世师表”又何尝不是对孔子，对儒学文化教育之莫大讽刺呢！

简单来说，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才会被写进县志当中。复杂的，听说慢慢讲。

为了避开地域之争，我推荐一篇文章：徐州博物馆藏《岳飞书诸葛亮<出师表>刻石》评介。

这篇是对岳飞书《出师表》问题研究集大成之作。作者是徐州博物馆馆长李银德，正儿八经的学术机构出身。又与襄阳、南阳无关。这样的文章，大家应该放心吧。

作者先是梳理了一下现存的石刻数量，八处，这仅仅是现存的，还有很多没保存下来的。岳爷爷名气太多，以至于大家都在抄，都在复制这样的石刻。而这些石刻的源头是铜山杨氏石刻或墨本。

其中南阳市卧龙岗这个石刻，本身就有跋文，交待很清楚，光绪二年，公元1872年，南阳官员任恺得到一份岳飞手书《出师表》的拓本，觉得很好，下令工匠刻了一个，放在武侯祠里。

所以南阳武侯祠里的石刻是假的，无疑。

核心问题在于：这个拓片所拓的内容是岳飞真迹，还是后人伪托之作？？

作者并没有急着下定义，而是引用了明代欧阳辅的观点。欧阳辅拿到了杨氏的很多拓片。这位杨氏，真是一代大收藏家，他不仅有《出师表》拓片，还有《古柏行》、《醉翁亭记》等众多拓片，根据这些拓片，杨氏一共刻了八十多块石刻，放在自己家的园子里，供自己欣赏。欧阳辅看这些拓片，《出师表》、《古柏行》、《醉翁亭记》怎么是一个人的风格呢？明显是同一个人所作。

这是最核心的一个观点， 同一个人伪托多个名人字画，风格相似，假的真不了。我们现代人只看到《出师表》，看不到《古柏行》《醉翁亭记》等拓片，才会有一部分人觉得《出师表》是真迹。

这篇文章还有其它一些观点，大家可以翻翻徐州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馆长早已鉴定岳飞版出师表刻石是假的，岳飞也没有在南阳写过出师表。

光绪年间，南阳的地方官开始编撰地方志，有些有争议的问题，无法回避，只能正面回答，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学究，他们的历史学功底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操守也很不错，所以他们很谨慎的写下：南阳卧龙岗为虚，岳武穆手书出师表碑为虚。

到此，基本上算有个定论了。只是到了现代，一些经济利益，掺杂地域情节，让这个问题再度浮出水面，让民科有了发展的沃土，学术界虽不再争，但网上却争得热火朝天。

岳飞在南阳隆中卧龙岗武侯祠内，手书出师表的经过，非常完整的写在自己的题跋中，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容不得抹黑！

岳飞是武胜军节度使，武胜军下辖唐邓二州，唐、邓割让给金国是岳飞被害，绍兴议和以后的事。

岳飞在绍兴六年的二、三次北伐，进军到商虢地区，前锋直达洛阳外围，唐、邓就是岳家军的出发地，南阳当时属邓州，岳飞在南阳武侯祠手书前、后《出师表》，题跋中使用的“少保”印，就是职印，而不是官司印，题字做文不是官方文书，不能使用官司印的，所以只能使用职印或者私人印章图章。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两宋的职官和官司印、职印的使用，相信许多网友已经基本明白了岳飞手书前后《出师表》题跋为何使用少保印不用节度使、宣抚使的官司印。

岳王在卧龙岗武侯祠手书《出师表》时，为绍兴八年，而岳飞是绍兴五年授检校少保（从二品），于绍兴七年累加特进，拜为太尉（正二品）。

岳飞手书《出师表》题跋中写到：“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祠、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并识。”

就因为岳飞在卧龙岗手书出师表，证明宋代时期，南阳隆中卧龙岗武侯祠已经形成规模，戳穿某些人的谎言，无辜被别有用心的人摸黑，说什么“少保”印章不符合事实，属后人伪做，进行贬低歪曲。

回答题主问题。

在回答问题之前，先来看看光绪年间的整个历史背景：

光绪年间是公元1875年至1908年。（光绪年间是指光绪皇帝在位的时间，光绪皇帝于1875年1月继位称帝，1908年去世，享年38岁一共在位33年。）

光绪在位期间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三个重大事件。

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之间的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饥荒。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因此史称“丁戊奇荒”。被称为是“大清国二百余年未有之灾。”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为严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连续两年的饥荒，农户蓄藏一空，愈来愈多的灾民被推向死亡的边缘。饥饿难当的灾民为了“苟延一息之残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观音白泥以充饥”。

随着旱情的蔓延，食物越来越少，“人食人”的惨剧随之发生。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活人吃死人，把老人或孩子活活杀掉吃的……无情旱魔，已经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这场大旱灾持续四年，以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最为严重，干旱造成庄稼绝收，饥民逃难无数，“饿殍载途，白骨盈野”。受旱灾以及由旱灾带来的饥荒人数，多达1.6亿到2亿，相当于全国人口一半。清廷的国库早已一贫如洗，各地粮仓更是无粮可调。粮仓无粮除了官员贪污变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全国良田几乎都种上了鸦片。在晚清照片中，我们看到这样一幕，上至权贵，下旨普通老百姓，大家都在疯狂吸食鸦片。

如今人们在回顾晚清这场大旱灾时，总会说这一句话，“虽曰天灾，实由人事。”为了防止民变，清廷一度同意卖官筹款，用此办法筹集赈灾款达到了500多万两。

诸君看到这里做何感想？

有人会说又不是南阳附近的事，扯那么远干吗？那么诸君请观南阳近邻洛阳的情况：

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夏，洛阳瘟疫流行，是年大旱，斗米2200文，人相食

光绪元年至四年（1875---1878年）洛阳连续大旱四年，伊洛不流，五谷不收，人饿死者十之八九，为三百年来所罕见。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五月冰雹大如鹅卵，城乡居民房屋多毁，庄稼损害殆尽。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春旱秋涝，蝗虫遮天，庄稼绝收，洛阳城乡饿殍载道，路弃尸体无人掩埋。

列举以上史实，只为说明大环境下人们的生存情绪和官府人员整体的素质，于官员来说，可以公开买官，如此大背景，资货钱财足便可买官做，也不用顾忌才能和治理水平，那么于修志而言又有多少可信度呢？可以随便找一邑庠生，乡贡便可应付差事了。

回到题目本身，以宋史证伪是不了解“衣冠南渡”这一非常时期的行在架构的。南宋建立是在1127年，但是建都临安却在1138年，之间相隔十年，其间的文书交流或者说过渡时期政府的架构是南渡迂回政府，文书在随人迁徙过程中散佚是常有的事。

查询《宋史》我们发现，从绍兴七年底到绍兴九年初，这段时间，南宋一直在与金朝议和，商谈归还先帝梓宫和河南的土地。襄论南宋虽然没有向北方的军事行动。但郾城大捷之郾城又在何方？“祖宗之地岂可与人？”尤甚是巩义皇陵怎能付之金国！

胡诠曾上书言“…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肯北面臣敌，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敌势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万万矣！倘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

根据岳飞之孙岳珂的《岳鄂王行实编年》记载：“绍兴八年戊午岁,(岳飞)年三十六，还军鄂州，备金人入觐论和议之非……春二月还军鄂州……秋召赴行在。金人遣使议和将归我河南地……绍兴九年己未岁, (岳飞)年三十七……春三月以复河南赦天下。

一〉：我们注意到《光绪南阳县志》记载得很清楚，卧龙岗《出师表》从江南之彭城摩勒复刻而成。

二＞：《宋史》卷一百六十八 志第一百二十一“官品 绍兴、乾道、庆元。先后修定，间有官、勋已从罢省，而令仍不废，今具载焉。诸太师，太傅，太保，左、右丞相，少师，少传，少保，王，为正一品。”岳飞绍兴五年授“检校少保”.回溯南北宋交接时代，康王赵构行大司马，兵马大元帅职，孟太后受徽宗意，与朝中旧臣共议还政赵抅，“苗傅之变”后，赵构行太上事，朝政以行在决议，各种行政文书简便传达，有的任状甚至书信签属，赵鼎与岳飞之间的简信往来，飞书捷报而已，所以说任命亦是非常时期，非常对待。而否定论者有这个究结如同钻牛角尖，出不来了。

如果看《南渡日记》你能看出，赵鼎分析完北方情况战事，就直接下达书信指令了。因为南渡皇上，皇太后，赵鼎赱的路线根本不同，根本没有时间相互沟通。赵鼎具体负责前方军事协调调度和行在的选定。故岳飞少保职以宋史职官来定论就不妥了。

所以说，县志的学究生搬硬套地去质疑，是错误的，是从根本上不了解南宋南渡行在的意义，南渡途中的政令的非常签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