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年 10 月 26 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送基辛格去机场的路上，故意问：「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合国大会，我们能恢复席位吗？」

1971 年 10 月 26 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送基辛格去机场的路上，故意问：「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合国大会，我们能恢复席位吗？」

那个时候，基辛格还没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消息，但北京方面已经知道了。

而尼克松是想在 1972 年再考虑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基辛格的回答秉承尼克松的意图：「今年恐怕不行，明年有可能，等我们总统访华后。」

乔冠华没有点破。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起飞后，他便立刻收到了一份电讯稿，得知了消息。

后来，基辛格在日记中记录下了他当时的心情：

「我的话应验了，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对此连我自己也认识不足。」

1

说到中国和联合国的故事，必须先从罗斯福说起。

1943 年，尽管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还处于胶着状态，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心里知道，胜利的天平已经倒向了同盟国。

这位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连任四届的总统，开始为二战后的格局操心了。

按照罗斯福的想法：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只要这四个军事大国保持团结一致，决心维持世界和平，就不会再发生世界大战。

这就是他的「四警察」构想，也是后来「联合国」的雏形。

但是斯大林不同意这个想法。

斯大林认为，孱弱的中国没有这样的资格，世界的格局，由苏联、美国和英国控制就可以了。

在这一点上，丘吉尔倒是罕见地与斯大林保持一致：他也完全不理解为何中国要掺和进来，世界的格局由英美苏共管就行了。

但在这一点上，罗斯福却非常坚定，甚至对斯大林表示：要么让中国进来，要么索性就别搞什么联合国了。

罗斯福的理由是，中国现在确实很弱，但它毕竟是一个拥有 4 亿人口的国家，未来肯定是亚洲乃至全世界的重要稳定力量，把它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

而另一个可以推断的理由是，当时的中国处在依靠美援的蒋介石统治之下，把中国加进来，在四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国家里，美国可以多一个自己的可靠盟友。

1945 年 10 月 24 日，联合国正式成立。加上后来吸收进来的法国，联合国最终拥有了美、苏、英、法、中五个常任理事国。

虽然 1945 年，共产党派出董必武作为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但那时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自然是中华民国。

而罗斯福当时坚持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两个理由，也成了日后联合国因为「谁代表中国」这个问题产生无数幕后较量的背景：

第一，美国需要一个作为盟友的中国；

第二，那么大一个中国，联合国不可能忽视。

2

然后，出场人物轮到了乔治·H. W.布什。

又是一位美国总统，以及另一位美国总统（小布什）的爹。

不过，1970 年的乔治·H. W.布什，刚刚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乔治·H. W.布什

布什上任之前，自然要翻一翻之前美国在联合国的表现记录，于是他很快就发现，为了阻止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真的挺辛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 1949 年成立后不久，就向联合国提出：驱逐台湾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首先采用了一个办法：拖。

从 1951 年第六届联合国大会到 1960 年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整整 10 届，因美国在幕后操纵，每年大会都「暂缓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问题」。

美国制造阻力的原因，无非就是之前说到的罗斯福的其中一个理由：虽然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代表，但不是美国的盟友，正相反，还是苏联的盟友。

但是到了 1960 年，美国有些扛不住了。

因为 1945 年联合国成立，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只有 4 个席位，而随着非洲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1960 年时，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席位达到了 26 个。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60 年，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虽然「暂缓讨论」的提案又一次得到了通过，但出现了 22 张弃权票和 34 张反对票，赞成票下降到了 42 张。

这个时候，罗斯福当年的另一个理由就显现出来了：没有人能忽视几亿人口的中国。

更何况，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在勒紧裤腰带支援非洲兄弟。

受中国支持最多的阿尔巴尼亚和坦桑尼亚，一直是发起「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席位」提案的主力军。

怎么办？美国人想出了第二个办法：转。

1961 年 11 月 15 日，美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发起了 1668 号方案，把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升为「重要问题」——一旦成为「重要问题」，就必须在联合国大会上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国家同意才能生效。

但这一招，也没能持续多久。

1965 年的第二十届联合国大会，在表决中国的「重要问题」提案时，居然出现了 47 票赞成和 47 票反对的平局——多数非洲国家都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让美国一下子感受到了失去主导权的威胁。

于是，美国只能想到第三个办法：分。

「分」这个办法，就由布什来执行了。

1971 年 8 月，布什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递交了一封书信及备忘录，强调「双重代表权」。

按照布什的解释，美国主张「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拥有代表权，即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有一票。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两张选票」。

这个方案遭到北京的反对，布什早有预料。

但出乎布什意料的是，台湾居然也反对。

3

反对这个方案的人，是宋美龄。

当时的台湾，其实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窘境：从 1949 年到 1971 年，和台湾「中华民国」维持「邦交」的国家越来越少，相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却越来越多。

20 世纪 60 年代，台湾还通过农业技术输出，专门去帮助非洲国家，以求能「以援助换选票」，但效果一年比一年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还是越来越多。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双重代表权」传达到台湾「外交部」，「外交部」其实是默认的。

但就在台湾当局的最高层会议上，一直是「亲美派」代表的宋美龄却拍案而起，坚决反对这个方案。

宋美龄的理由也很简单：如果接受这个方案，那就等于承认「一中一台」，也就是承认了「两个中国」。

当时宋美龄说了这样一句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当时的蒋介石就坐在宋美龄的身边，一言不发。

4

镜头给到毛泽东。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其实一直很关心能否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1 年，毛泽东还专门为此询问了当时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想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年有没有把握。

章文晋就开始帮毛泽东算投票。他把截至 1971 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算了一遍，一共 61 个，换句话说，就算它们全部投票给中国，也只有 61 张选票，无法达到「重要问题」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

听到这个答案，毛泽东倒也不急。他对罗斯福当初的第二个理由，同样抱有信心——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如果不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存在的意义何在？

所以，毛泽东的重点主要放在拒绝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上，指出总之就是不能上美国人「两个中国」的贼船：「不管乌鸦叫还是喜鹊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当时的毛泽东，低估了乐观的「革命形势」，但是北京对于进联合国「无所谓」的态度，却急坏了一个印度尼西亚人。

5

这个印度尼西亚人，叫马立克。

马立克当时的身份，是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 1971 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

最关键的是，他非常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进入联合国。

为此，他还专门委托自己的中国朋友打听，北京对于在 1971 年——自己的主席任期内——恢复联合国席位有何想法。

马立克觉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会可能就在 1971 年。因为就在 1970 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赞成票第一次达到了 51 票，超过了反对票的 47 票，只是没有达到三分之二多数而已。

黎明的曙光，就在眼前。

可惜，直到 1971 年 9 月，北京方面迟迟没有消息过来，马立克等到的，是印尼当时的总统苏哈托的指示：

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席位」的提案投弃权票，对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投赞成票。

无法违抗总统命令的马立克，决定在投票当天，做一个「技术上的处理」。

赫鲁晓夫的骚话——种族灭绝

这个故事得从一个叫亚美尼亚的国家说起，这个国家的历史充满了悲情与壮烈，从1454年被奥斯曼帝国吞并开始，他们一直被当做二等公民。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甚至不允许骑马，连房子都不可以建的太高。

进入19世纪，欧洲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亚美尼亚人也跟车希望能改善一下生活，奈何陈腐的奥斯曼帝国已经难以掉头，谈判一直继续，现状也依然继续。最终亚美尼亚人决定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自己建立国家。

想从400多年的统治中脱离哪有那么容易的？数次起义后，奥斯曼帝国也失去了耐心，对亚美尼亚人举起了屠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从1915年持续到1917年，60-180万亚美尼亚人失去了生命，这已经可以算作种族灭绝。

赫鲁晓夫的骚话——拥抱东方

好在亚美尼亚人的鲜血没有白流，1918年他们终于独立建国，只是失去了大片的土地，其中就包括阿勒山。阿勒山是一座海拔5137米的复式火山，除了风景优美外还是基督教的圣山，传说诺亚方舟最终就停靠在那里。

独立后的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结下血仇，他们毫不犹豫的以加盟共和国身份加入苏联，在苏维埃巨熊的庇护下得到几分安全感。即使如此亚美尼亚人还是难以忘记失去的土地，他们很怀念那座圣山。

于是在设计国徽时他们把阿勒山加入进去，并且作为主要元素存在。这下就轮到土耳其不爽了，二战期间他们不好说啥，到20世纪50年代这帮终于开始向苏联抗议，认为亚美尼亚人这么种做法是对他们有领土野心。

赫鲁晓夫的骚话——政客本色

坦率说当时土耳其这种行为有点找抽，人家都建国几十年了，你丫早干嘛去了？不过想起土鸡之后一系列的神操作，这种找抽行为也算可以理解，毕竟不是曾经的奥斯曼帝国了，都沦落成国中哈士奇喽。

当时苏联领导人就是著名的玉米大帝赫鲁晓夫先生，他给了土耳其人一个载入史册的神回复：“为啥你们国旗上有月亮的图案？要知道哪怕半个月球都不是土耳其领土，难不成你们还想接管宇宙吗？”

土耳其人想了想，决定不再争辩。那混蛋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法反驳......

结语

故事讲到这估计好多人在感慨赫鲁晓夫能言善辩，骚话连篇吧？其实这事儿还得继续往深想，赫鲁晓夫虽然很逗逼，但他也是个政治家，是世界一极的领导人。他说这番话明面上是给小弟帮腔，实际里也是给土耳其台阶的。

既然国旗上的月亮不代表月球是土耳其领土，那么国徽上的阿勒山同样不代表圣山是亚美尼亚领土，土耳其不再争辩一方面确实是玉米大帝骚话无敌，另一方面何尝不是对隐含的意思心领神会？

赫鲁晓夫这套骚话其实很有水平，既保全了小弟的面子，又隐约向土耳其表达了没有领土野心的实质。虽然搞得对面很尴尬，但该办的事儿全办了。

2000年7月，日本作为轮值国在冲绳主办八国集团会议，时任首相的森喜朗因为刚上台不久，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不熟悉，为了避免出现尴尬场面，他就让翻译官教自己几句问候语，好见到克林顿寒暄用。

翻译官就教森喜朗，见到克林顿先问候：“How are you ?“（你好吗？），克林顿自然会回答：“I am fine. Thank you, and you?”（我很好，谢谢您，您好吗？），然后您回答克林顿说：“Me too”（我也很好！）

一切安排都很顺利，森喜朗练习的问候语也比较熟练了。等克林顿抵达时，他很有礼貌地去欢迎，但可能还是太过激动，而且日本人英语发音本来又不好，向克林顿的问候变成了“Who are you ?” （你是谁？）。

一开始，克林顿对森喜朗的突然发问有点莫明其妙，自己是美国总统，他怎么会不知道？呵呵，看来森喜朗一定是开玩笑。克林顿也就幽默地回答：“ I am Hillary's husband.” (我是希拉里的老公）

森喜朗照翻译官教的，微笑着马上答道：“ Me too. ”（我也是）

据说这是真实的外交趣事！

我讲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9 6 5年的夏天、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力克、由陈毅外长陪同到成都访问！在参观草堂寺时见到一群小孩光屁股在小河里洗澡、西哈努力便“双手合十”给小孩打招呼“双手合十”在成都人眼里就是骂人“背时”带的动做、所以小孩们便手比“中指”回应、先是一只手比后又两只手一起比！西哈努力便问中方翻译这是什么意思？翻译不好说是骂人的意思！便随口应付说是谢谢的意思！然后西哈努力克在成都访问期间全部手甩中指向欢迎他的人群表示感谢！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尴尬！（此故事当时流传盛广）

历史上外交时有许多尴尬场面。以下是一些著名的例子：

在二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如何看待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他回答说：“我们将会继续前进，直到我们到达了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没有希特勒和他的元首的世界。”然而，在同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的秘书却代他回答了问题，引起了一些尴尬。

在冷战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问苏联被认为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标志，但在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却提到，尼克松在访问期间曾经问他是否可以“打个领带”，让他十分不悦。

在2006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访问以色列时，被问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否真的佩戴头巾，克林顿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指内塔尼亚胡领带上的头巾是蓝色还是绿色。”这引起了以色列观众的大笑。

在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由于她的发言稿没有翻译好，导致她的演讲出现了一些语言上的障碍，让她和听众都感到十分尴尬。

这些都是历史上外交场合中一些比较著名的尴尬场面。虽然这些场面可能会让人感到尴尬和不舒服，但它们也反映了历史上外交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