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大可能是主谋，但刺马很大可能是和湘军是脱不开干系。湘军通过镇压太平天国，涌现了一大批久经战阵的骄兵悍将，这些人不但九死一生，谋略出众，更是敢做敢为，成就过很多大事。曾国藩做为湘军主帅一定是知情人，就算事前不知道，事后一定有人给他汇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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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曾国藩是不会主动去做的，湘军攻克天京后，他就向朝廷表明态度，主动裁撤湘军，并让曾国荃辞职回家。曾国藩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及其家人。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湘军已经具备了取代清朝的实力，只是这时曾国藩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太好，心气不高了。假如曾国藩称帝，必然引起军阀割据，解决军阀割据不是短时间能奏效的，曾国藩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弄不好创业不成还会身败名裂，家族不保。

曾国藩不想造反，但是曾国藩的手下很多人都鼓动曾国藩黄袍加身，这其中他的弟弟曾国荃最卖力。工作没做通，反而叫他辞官回家，曾国荃是有心结的。裁撤湘军牵扯官兵利益，工作不好做，面对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湘军弟兄，裁撤他们曾国藩自己都觉得棘手，这时候马新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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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贻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项是裁撤湘军，另一项是查找太平天国财宝的去向。平定了太平军，湘军立了大功，本来应该得到奖赏，朝廷却要裁撤湘军，追查责任，湘军对朝廷怨言很大，正没地方撒气，马新贻代表朝廷来了，湘军找到了发泄不满的渠道。

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他不知道这是一个烫手山芋吗？知道。马新贻被慈禧召见，是和儿子马毓祯一起去的，马毓祯在外等候，马毓祯说，马新贻出来时面色难看。上任之前马新贻又回家一趟，专门向家人交代，他此去凶多吉少，一旦出现意外千万不要告状。

马新贻的行为至少说明三点，第一，他对自己的危险处境有预知；第二，危险并不来自个人恩怨，一个封疆大吏个人恩怨几乎很少有摆不平的；第三，危险来自政治势力，而且势力比较强大，足以让马新贻畏惧，而且朝廷也没有能力替他维持公道。把这三点合起来看，马新贻的危险矛头直指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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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有能力收拾马新贻，可他向朝廷表了忠心，刺杀两江总督这样的事，会让朝廷嫌疑，容易让自己若上一身骚，曾国藩是政治老手，他不会干这种事情。但是这种事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能干得出来，曾国荃火爆脾气，打仗很厉害，政治能力很一般。

慈禧也是政治高手，马新贻被杀是谁干的她能分析个差不多。慈禧认为这事和曾国藩脱不了干系，于是下旨让曾国藩去审理这个案子。两江是曾国藩的大本营，情况熟，谁干这事可能性大他更能分析个八九不离十。

曾国藩接到命令，推说自己眼病严重去不了，曾国藩有眼疾是事实，这边直隶总督能干，过去查案就不能干了，曾国藩这是在避嫌，他心里清楚案子和湘军有关，没法秉公办理。实际上曾国藩也想去，他得去灭火，不然这事闹大了，闹明了，老九曾国荃有可能造反，这是他不愿看到的。慈禧当然也不想湘军造反，这事只有曾国藩能压得住，所以他必须去。慈禧再次下令，只要还有口气就赶紧去。戏演到这份上也差不多了，于是曾国藩到了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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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曾国藩一起派去审理案件的还有郑敦谨，审理案子的过程中整个都是郑敦谨问话，曾国藩一言不发。曾国藩不说话，并不能说明他不管事，实际上他在观察案件发展，以静制动。

郑敦谨和曾国藩接受刺马案时，案子已经有了初步结果，正是因为朝廷不满意才让他们两个进一步审理。郑敦谨接手的是烫手山芋，糊弄了事慈禧不满意，真要查清案件的幕后主使，恐怕郑敦谨很难走出两江地界。

不过郑敦谨是个聪明人，随着案件审理的深入，当他感受到案件背后存在强大的幕后黑手时，他把球推给了曾国藩。曾国藩说，就按以前的结论定案吧！

以曾国藩当时的实力除了朝廷他怕谁，他完全可以把案子查个水落石出，不用有任何担心，再说曾国藩也不是那种做事稀里糊涂的人。可见曾国藩心里有数，他已经知道事是湘军干的，他要保护他的弟兄。

曾国藩不让郑敦谨再往深里查了，如果郑敦谨不听话，下场不会比马新贻好。可是他不深入查，没法给慈禧一个交代，慈禧那儿他过不了关，没办法，一结案他就给慈禧递交辞呈，回家养老了，根本没敢回京，他怕慈禧要他的小命。

互关互动，互利共赢！

具体指使，曾国藩不会的。但心中有数，揣着明白装糊涂，是肯定的。

马新贻，岀任总督，是慈禧的旨意。目的在打击湘军集团。久经沙场，己经抱团的湘军，岂能善罢甘休。假它人之手，除掉马新贻，顺理成章。依曾国藩之智，焉能不知。只是装糊涂而己。

“刺马案”乃是晚晴四大奇案之一，这个案子真可谓扑朔迷离，真凶虽然伏法，但其背后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却始终无人知晓。从案件始末来看，大概率是湘军所为，可到底是湘军中的哪些人？有人说是被裁撤并加入哥老会的湘军，有人说是曾国荃等被迫下野的湘军高层，还有人说是曾国藩，真相到底如何，因此案牵扯利益过大，已经无人知晓了。

△刺马案乃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刺马案始末，到底是为兄弟报仇，还是一场惊天阴谋？

同治三年（1864年），轰动一时的太平天国运动落幕，作为扑灭太平天国的绝对功臣，湘军在攻破天京后，将太平天国多年来积攒的金银财宝抢掠一空，人人发了大财，而曾国藩却只给朝廷上缴了少量钱财，言称天王府被大火烧的片瓦无存，并没有多少财宝。朝廷虽心有疑虑，但却又无可奈何，但湘军这支曾经了立下汗马功劳的军队，却已经逐渐成为了朝廷的心腹大患。

△曾国藩

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闽浙总督，马新贻于是按照惯例进京陛见请训，在入京觐见之后，马新贻乞赏假二十日回乡祭祖，匆匆离京返乡。

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曾国藩被调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由马新贻调补，同年九月，马新贻抵达江宁，正式成为两江总督。

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在校场阅兵完毕，在返回督署的路上，被刺客张汶祥所杀，而凶手张汶祥，杀人后并不逃走，当场被捕。

△马新贻

“刺马案”发生之后，朝廷十分慌乱，慈禧太后亲自出面，将正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调来审理这个案子，并对其面授机宜“马新贻办事很好”，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为整个案子定下基本基调：马新贻是好官，张汶祥是恶逆。不久之后，朝廷又接连派出刑部尚书郑敦谨等人，参与此案审理。一番审理之后，张汶祥被以“漏网发逆、复通海盗”的罪名处决，并剜其心，祭奠马新贻。

然而不久之后，各种野史、笔记、小说、戏曲却突然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在各种故事版本当中，马新贻不仅是个依靠假军功、结纳权贵而爬上高位的坏官，且是个奸占了拜把兄弟妻室、诱杀拜把兄弟的不义之贼，而张汶祥杀之则是为了为兄弟报仇。如此一来，马新贻简直成了一个罪恶滔天的小人，而张汶祥则成了为兄弟复仇的豪杰义士，而朝廷则成为了掩盖真相的罪魁祸首。

△张汶祥

“刺马案”一时名动天下，更令人奇怪的是，案犯张汶祥供词闪烁，主审大员奏案含糊，朝廷与民间对此案的说法截然相反。然而不管马新贻此人如何，从其在戒卫森严的督署重地被刺杀，再到舆论的突然一边倒，如果说这背后没有阴谋，恐怕没人会信吧？

案件的真相到底如何，恐怕已经无人知晓

如果说“刺马案”有幕后黑手，谁的嫌疑更大？毫无疑问，湘军嫌疑最大，但要说具体是湘军内部的哪股势力，实在无从猜测。不过我想，曾国藩的可能性较小，他毕竟在官场混迹了数十年，要说打击马新贻，他或许乐见其成，但要说到刺杀朝廷重臣，恐怕做不出来。

△曾国藩

两江地区乃是湘军的根基，他们在此经营数年，曾国藩被调任直隶总督，着实有些明升暗降的意味在内。而马新贻虽是文官出身、不懂军务，但却以做事精明干练著称，在其被升任闽浙总督仅半年多之后，便被调任两江总督这个职位，朝廷的心思可想而知。

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湘军将士多有不法之事，马新贻到任之后，对于惩治这些将领士兵不可谓不严厉，这自然激起了湘军上下的反感和抵触。而更可怕的是，种种迹象表明，马新贻升任闽浙总督、再调任两江总督，极有可能担负了查证曾氏兄弟和湘军集团劣迹、追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的密旨，而奉命的时间便是在其升任闽浙总督入京之时。

△马新贻的仇人太多

总之，马新贻的到任，可以说是触碰到了湘军上下所有人的利益，不管是已经被裁撤的将官士兵，还是仍然在任的将士，都不会允许他再如此的“为非作歹”下去。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刺杀朝廷重臣乃是官场大忌，朝廷中虽然派系林立、明争暗斗不断，然而却很少发生刺杀这种事情，这是因为官场争斗应该有其底线，毕竟谁也不想整天担惊受怕的，你敢刺杀他人，谁又敢保证自己不会被他人所杀？这也是我判断此事应该不是曾国藩所为的原因。

△有观点认为是哥老会所为

现在有观点认为或许是哥老会所为，我认为或许有些道理，哥老会本就是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湘军裁军之后，不少人参加了这个组织，而更有些湘军本就是哥老会成员。这个组织成员可管你什么朝廷的潜规则，杀人这种事情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跟打架斗殴一般稀松平常。不过这也只能是猜测，并无直接证据。

综上所述，马新贻被刺杀，虽然种种迹象指向了湘军，但我并不认为是曾国藩所为，至于真相到底为何，幕后黑手到底是谁，恐怕已经无人知晓了。

以上仅为个人看法，大家如果有不同意见，欢迎留言探讨。

马新贻就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刺马案”的主角。 马新贻身为两江总督，上任不到两年就被人刺杀，虽然当场将凶手张文祥抓获，朝廷的先后派了多名大臣去审理此案，但都没有把张文祥的身份弄明白，最后也是以含糊其辞将张文祥定罪。

电影《投名状》就是根据“刺马案”改编，电影里面的故事情节，大致和刺马案相一致。只是在故事性上，增添了一些夸张而已。

马新贻是回族人，出生于山东菏泽，他的祖父辈曾担任过地方上的长官。马新贻6岁入私塾，26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从此就开始了官场生涯。马新贻最先出任安徽建平知县，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马新贻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屡建功勋，步步升迁。他先后担任安徽按察使、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等职务。

马新贻之所以在两江总督任上被刺，这与他在两江总督上干过什么，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他在两江总督任上，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表现。无非就是兴办学堂，修筑河堤，赈济安民，清查吏治，加强军备以及办理洋务。这都是马新贻分内之事，而且还对当地经济的恢复，起到积极影响。

“刺马一案”牵扯的因素太多，不但有清廷和地方大员之间的对弈，甚至还牵扯到洋人。这才让办案人员感到棘手，不知如何处理，最终使得这一案件显得扑朔迷离。

马新贻是接替曾国藩的两江总督职位，难免会让湘系人士认为，这是朝廷有意对曾国藩贬抑。而且，两江之地被湘军经营老多年，他们怎么会轻易将这块肥肉，拱手让给马新贻。因此，马新贻遭此杀身之祸，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湘淮人士所为。

曾国藩此时也是焦头烂额，他身处高位，手握大权，早已被清廷忌惮，曾国藩解散淮军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量。再加上他北上不利，奉命处理天津教案，被国人骂为汉奸走狗。

现在又被调回任两江总督，负责审理此案，曾国藩一度认为，这是清廷又在捉弄他，是不是陷阱还不可知。因此，曾国藩也不敢贸然作出决定，曾国藩不发话，别的官员更不敢说话，此案就这样搁置下来。

此时，清廷的态度也不明确。曾国藩为此还专门上京“恭请陛见”，正当慈禧过万寿节。曾国藩趁着祝寿的档口，小心地探寻慈禧的口风。可慈禧就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此事甚奇”，这让曾国藩摸不着头脑。但曾国藩也看出来了，清廷也不想趟这个浑水。

回到两江的曾国藩，没有急于审理凶手张文祥。他要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于是派出心腹之人暗中调查。调查结果让曾国藩大跌眼镜，居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这让这一案件更加难以定性。

第一种说法是张文祥为了替义兄报仇。张文祥和曹二虎都是捻军头目，当年俘获了还是知县的张文祥。张、曹二人想投降清廷却没有门路，于是私放了马新贻，并结为兄弟。张、曹也率领旧部投奔了马新贻，被收编在山字营。山字营屡建功勋，马也升为安徽布政使。但马新贻却和曹二虎之妻有染，还设计杀死曹二虎。张文祥逃脱后，就一直寻找机会为曹报仇。

第二种说法是张文祥为民除害。马新贻是回民，而且还受到西北回王的资助，才让马新贻步步升迁，马也想着要回报回王。张文祥从马的亲兵口中得到一个消息，马新贻要为西北回王攻打中原做内应。张文祥认为马新贻勾结西北回王，就是背叛中原人民。再加上马新贻整顿工商，而张文祥靠走私为生，这就被断了生计。于是，便刺杀马新贻为民除害，以泄私愤。

曾国藩看着这两份情节完全不同供词，左右为难，这张文祥可为杀人犯，也可为民族英雄。这下曾国藩明白为何清廷要极力撇清关系了，他此时有种被愚弄的屈辱感。曾国藩知道清廷不会因为这个案子来为难他，但他能不顾百官和百姓的看法吗？想想之前的天津教案，曾国藩就感到眼前一阵眩晕。

随着案件审理的深入，曾国藩发现自己还被牵扯其中。张文祥交代，他原本是湘军鲍超属下。鲍超所在的“霆军”是湘军主力，但鲍超有哥老会背景。湘军解散时，“霆军”在金溪哗变，就是哥老会在背后煽动的结果。张文祥后来逃到天目山的一所寺庙中，谁知道寺庙长老是天地会头领。后来，长老在和马新贻作战中牺牲，张文祥是受长老所托，为天地会兄弟报仇。

“霆军”哗变是曾国藩身上的一个污点，虽然已经平息，但背后还有很多隐情，就怕朝廷深究。一旦将这件事写入供词，难免会引起清廷的注意。目前，曾国藩已经是惊弓之鸟了，生怕出一点问题。清廷那把悬在曾国藩头上的“达沃斯之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掉下来。

就在曾国藩向尽快解决这一案件之时，此案的会审官却拒不画押，又让此案陷入僵局。原来马新贻曾血腥镇压反洋教运动，维护洋人利益，会审官认为马有可能因此被杀。

马新贻曾经负伤接受天主教会的治疗，随后便入了教，此后就一直维护洋教利益。但民间反洋教运动高涨，朝中还有七王爷奕碞和陈国瑞等人，大力宣传洋教残害儿童等罪行。最终，酿成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而曾国藩奉旨处理此事，出于多方考虑，做出了维护洋人的决定，惹得一身骂名。朝中甚至有人上书要求严惩媚外官员，矛头直指曾国藩。而马新贻却上书，要求严厉制裁陈国瑞等反洋教的官员。于是，便出现了七王爷奕碞、陈国瑞等人指使刺杀马新贻的传闻。

曾国藩明白，再审下去，必将会牵连出自己放走陈国瑞这件事。曾国藩不顾会审官的反对，直接以初审供词上奏朝廷结案。朝廷很快复批，以“刺杀总督大员”定罪，立即处死张文祥。

马新贻虽然死的不明不白，但他的身后事办理得极为隆重，加封太子太保、入贤良祠，以总督阵亡例议恤，在南京、安庆、杭州、菏泽建立专祠。

刺马一案中，马新贻死的确实冤枉。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被卷入清廷和湘军集团的博弈之中。两江地区一直被湘军认为私地，岂容他人粘指。不过，自马新贻之后，两江总督的位置，一直握在湘系人马手中。这是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