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这让句话现在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在古代，官员们一般是不纳税的，这是他们的阶级特权之一。在明清时期，士绅阶层也有这个特权。而雍正皇帝针对官绅群体，开启了“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时代，极大的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不过到了乾隆时期，新皇帝很快就废除了这个制度，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增加国家收入不好吗？

这里有着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没有减轻庶民的负担

雍正皇帝的三项改革：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化，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增加国家收入。当时康熙末期，外部战争频繁，内部贪腐严重，国库十分空虚，这才导致雍正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也是希望能够减轻普通民众的负担。可随着时间流逝，这几项改革最终还是导致了民众的负担不断增大。

像火耗归公，依然挡不住官员私下增加火耗。至于官绅一体化更是如此，他们交出了粮食和赋税，转头就向民众摊派，最终还是民众承担下了所有。

另外，这种制度造成了官绅们的极大不满，他们当然不敢对皇帝怎么样，但也架不住幽幽之口。想想看，为何清代关于雍正皇帝的传闻最多？名声最差？这些官绅们可真是功不可没啊。

主观原因——乾隆皇帝要收复人心

乾隆皇帝的偶像是爷爷康熙，他继位后一直以所谓仁政治理天下，一改父亲严酷的铁腕政策，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认为这样的苛政有违儒家的治国理念。

从乾隆对于雍正时期的旧臣态度就能看出来，好在田文镜去世的早，要不很可能遭到清算，至于李卫和鄂尔泰也在乾隆前期去世。只有张廷玉不断的遭到了打压，差点丢掉了命，这就是乾隆的态度，对于前朝的一切都不喜欢！

废黜官绅一体化，正是乾隆皇帝收复人心的开始，这是一项几乎得到所有官员反对的政策，这时不废，何时废？

其实还有一个深层原因！

深层原因——维护基层社会稳定

皇帝从来不怕官员不满，毕竟想当官的有都是，不愿当可以不当，造不了反。但士绅阶层可不一样。

什么是士绅。可以理解为有一定功名（例如秀才、举人），但还没有成为官员的一类人。在古代，行政体系并不完善，管理基层仅靠官员是不够的，况且官员没几年就调任了，这就需要当地的士绅阶层来帮助官府维护地方稳定。可以认为士绅们才是最基层的管理者，而且他们的数量比官员要庞大的多。想想看，每次科举，进士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举人和秀才，还有数量更多的生员。他们在城市和乡村都有着很大的话语权。如果这些人的不满积压太久，难保发生民变之类的事情。虽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这些人完全可以煽动底层百姓造反，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去忽悠那些不识字的白丁，还不容易吗？他们可以对国家的政策曲解，不断的压迫底层民众，这就造成非常大的不稳定！

这件事如果放在乾隆后期来考虑，估计皇帝就不会这么做了，毕竟前期国库充盈，但这个好大喜功的家伙不断挥霍，到了乾隆后期也出现了财政困难的局面，于是和珅推出了“议罪银”制度，皇帝又开始搜刮官员了，可这些最后还是落到了民众头上，乾隆之后的民变剧增，达到了历史之最！

因为“官绅一体当差”就是恶政，当然应该被取消。

接下来我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官绅一体当差”为什么是恶政。

先说，“官绅一体当差”本身就没有在全国推行，只是在河南实行过一段时间，而且遭到了河南士绅强烈抵抗，乾隆帝继位后立刻宣布停止“官绅一体当差”这个恶政。

为什么“官绅一体当差”是恶政？

因为清代士绅优免不但是延续明朝政策，而是比明朝优免还减少了。

明朝一个秀才可以优免两个人不用服徭役，但是随着张居正“一条鞭法”实行，徭役也货币化了，到了清朝，由于顺治年间清朝一直在南方打仗，财政吃紧，所以大幅度调整了继承于明朝的优免政策。

从明朝秀才可以优免两个人，改为“上至一品大学士，下至普通秀才，只能优免本人丁银”。

说白了，清朝政府打仗缺钱，所以削减了明朝的优免政策，从至少优免两人变成一品高官也只能优免本人的丁银。

所谓丁银就是人丁税，也就是徭役的货币化。

而明清税收在“摊丁入亩”前是由田赋+丁徭银组成的。

也就是不管明清，田赋都不是不优免的，士绅也得缴。清朝乾隆朝广东学政四川人李调元（三品），他在四川老家的田赋也是老实缴纳的。

所谓“摊丁入亩”其实就是把丁徭银（人头税）与田赋合而为一，用已故北大清史专家袁良义教授的话说：

清代将田赋、差役和丁银等项逐步合一，形成一切出于田赋，实现了真正的一条鞭法。——《从明一条鞭法到清一条鞭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

也就是说清政府这下子把原本士绅优免的丁徭银折入田赋里，等于是无形中取消了优免。

好了，既然已经摊丁入亩，那么地方衙门修桥铺路就应该自己花钱雇人，而不是继续征发老百姓免费干活。

田文镜推行“官绅一体当差”的背景是他要整修黄河，而整修黄河急需的是人力，是民夫。

河南的河工早在康熙朝就已经因为强征来的民夫大量逃亡而改为募役，规定是2两白银/月。但是当时河道总督靳辅觉得2两白银负担太重，仅实行了一年就在康熙十七年改为1.2两银子/月。

而在当时，花钱雇一个人替自己去河工是民夫的市场价是多少钱呢？

4两银子。

也就是说，康熙年间朝廷虽然是雇役，但其实所给工钱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那么，田文镜出多少钱呢？按照康熙十七年修河标准：

一两二钱银子。

一两二钱银子够不够呢？

根据相关史料，因为靳辅降低了工钱，结果河工上的民夫同样大量逃亡。

那么，田文镜怎么处理民夫逃亡呢？他当然不可能要求清世宗给他增加预算。

很快，田文镜就要求所有在黄河两岸的有田地主都必须至少出一夫去河工听用，不管有没有至少一顷半土地。

这也就意味着田文镜把因为“低收入”导致民夫逃亡的风险转嫁给了地主。

不过民夫是否逃亡，反正作为地主必须出一夫，逃亡了也必须给我补充一个。

这些地主为了避免民夫（自己佃户）逃亡怎么办呢？

只能按照市场价格支付给民夫工钱，甚至很有可能是自己先预支民夫的薪水。

即使我们按照康熙十七年的雇人价格来计算：

4-1.2=2.8

也就是说地主们在“摊丁入亩”大背景下，至少还需要额外支付2.8两银子。

2.8两银子多吗？

根据清史大家戴逸教授的研究，乾隆年间一个中等农夫（50亩土地？）一年收入32两白银，但一年的花销在30-35两之间。

而4两银子的河夫工钱指的是每月。

也就是说对于河南绅矜来说，他们的额外负担不是2.8两，而是2.8两*多少个月

更为令河南绅矜愤怒的是这笔钱往往被衙门提前收走：

《hui州志》记载“耕稼之民不谙河事，不得不用积年河夫代替应役，而按亩出银以雇之。”

这等于是在“摊丁入亩”之外再进行额外摊派，这谁受的了？

河南因为河夫之役受累最厉害的陈留县，摊丁入亩一亩地负担是五分银子，凡是算上河夫之役，每亩地负担五十两银子。

所以，“官绅一体当差”就是典型的恶政，因为既然已经把徭役折银了，那么地方衙门就应该去雇人服役，而不是强制征发和强制摊派。

如果一遇到大工程就要强制征发和摊派，那么摊丁入亩的意义在哪里呢？

摊丁入亩岂不是又变成一种新税了？

士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特有的一个阶层，通常由地方有钱有势的小地主，比较有文化的中小官僚组成，在当地的社会比较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而统治者又需要士绅阶层的支持，所以士绅阶层也享有一定的特权。

在清朝很多方面都沿用了明朝的制度，明朝时期的士绅阶层就已经有了免税的特权，但是这些士绅利用自己手上的财富，权力，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而农民，普通百姓们却变得更加贫穷，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国家财政依靠税收，也因为士绅阶层的特权，国家财政不断枯竭。

满人最初是以比较残暴的方式入主中原的，为了巩固统治必须要拉拢这些士绅阶层，在这个背景下，清政府以保证他们的政治，财产权利，来获取了士绅阶层的支持，清朝不只是以往的这些士绅阶层，也包括八旗中祖上立过功的二世祖，这群人都有免税的特权，最初问题还不严重，但是后来兼并土地等问题出现，加上清初战争不断，国库逐渐空虚。

到了雍正皇帝继位时，也一直为税收问题头疼，这时雍正皇帝就将目光瞄准了这群占有丰富资源，却不用上税群体，于是就出现了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政策，这其实不只是为了充盈国库，另外一方面，雍正皇帝也是为了打压逐渐重新得到话语权的士绅阶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就效果来说，在雍正一朝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加上火耗归公和摊丁入亩，三项政策的施行，的确减轻了百姓的生活压力，也逐渐让国库积攒下了不少钱，整个国家的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康熙皇帝执政晚期吏治腐败的现象，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可以说雍正皇帝推行的改革是成功的。

为什么乾隆皇帝登基之后，很快就取消了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呢？雍正一朝虽然搞改革，但是皇帝和官员的关系也搞得非常僵，雍正皇帝是清朝最称职的皇帝，但也是被骂得最多的皇帝，而乾隆皇帝很注重风评，在他登基之前在名士中就有不错的评价，所以他维护士绅阶层的利益也并不奇怪。

另外一方面为了缓解和官吏之间的气氛，乾隆皇帝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给雍正皇帝的兄弟们平反，同时乾隆皇帝也意识到，朝廷离不开士绅阶层的支持，国库也逐渐充盈，所以就取消了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样明面上维护了读书人的面子，事实上也拉拢了士绅阶层，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在短时间内，朝廷看上去会很和谐，但是时间长了上面提到的问题还会再度产生，到了乾隆皇帝执政晚期，清朝又回到了吏治腐败，国库空虚的状态，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灭亡。

我是玄坤，一个热爱并不断学习历史文化的求学者，每天一点分享，期待着朋友们的关注留言，能多和大家交流学习，感谢各位阅读！

谢谢邀请。关于乾隆时期为何会取消士绅当差的原因，主要是由当时的具体形势等客观因素以及乾隆本人的性格特点等主观因素综合影响之下而形成的。在阐述此原因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何为“士绅当差”？此政策又是从何时兴起？

按丁征税的弊端浅析

士绅当差，全称为“官（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或“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是雍正朝三大革新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通过收回官绅阶层的一部分特权从而扩大国家财政收入，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改良，不得不先谈及隋唐以来税收制度的发展及演变。

雍正帝画像

众所周知，隋唐时期采用的税收制度是以均田制为基准，采用按丁（男丁）收税的方式，虽然在起初确实给财政收入带来了很大的改观，但由于其不论贫富的方式，导致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直接使壮丁们纷纷因得不到土地而被迫采取外逃的方式来躲避赋税带来的重压，由此也令朝廷的收入呈断崖式下降。

随着弊端的越发显现，不乏聪慧之人绞尽脑汁纷纷献策。明代名臣张居正曾经创新性地提出了“一条鞭法”，利用将赋税和徭役整合折现的办法，消除胥吏在赋役制度上的一家独大地位，确实在试行期间使财政颓势得到了明显的改观，但可惜的是，此制度并未同均田制一般形成稳固的制度，并且随着1582年（明万历十年）六月二十张居正的去世，一条鞭法在明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按丁收税的方式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且弊端更甚于前。

张居正画像

由杂乱无序到逐成定制

清朝初期，在赋税制度上初仿明制，但由于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又有着不一样的具体政策。有的是严格按照一条鞭法来实施，有的则按照按丁收税的老法子，故在这段时期的税收制度是杂乱无序不能形成统一制度，这也直接导致了清初的财政收入未能形成一个良心循环。

作为入主中原后的第二位君主，康熙帝秉承“以仁治天下”的宗旨，于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即以1711年（康熙五十年）的人口总数作为基数，无论以后数量是否变化，都会以这个基数来征收赋税。

但这里面却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此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丁的负担，但由于一方面增加的人口无需再缴纳赋税，另一方面已去世的人口又无法征收。鉴于此困境，康熙又提出以人头税摊分到田亩当中，即“地丁合一”，如此一来，没有土地的佃农即无需承担原先按丁赋税而带来的高压。此举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于广东开始试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到1723年（雍正元年）雍正继位后，正式确定为一项制度，逐步推广到全国各省当中。

康熙剧照

“士绅一体当差纳粮”之前因后果

但历朝历代，总会有一类特殊人群得到了朝廷的特别照顾，他们就是士绅阶层。所谓的士绅，即有功名者或官员致仕（退休）者，这些人在乡里是连接官府与百姓的一个重要桥梁，正因此，为了更好地加以利用和稳固其心，朝廷对这类人会给予一定的扶持，而赋税便是最好的体现，而且根据等级不同，士绅们的优免差役的福利不光自己可以享有，甚至会惠及家人，以一品大员为例，除却他自身之外，还可另外免除其家人多达24名。

虽然一方面对于士绅们联结官府与百姓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因此特权也使有些士绅们变得更加变本加厉。士绅们不仅利用优免特权，将大量土地划归到名下据为己有，而且按照“地丁合一”的制度，处于优免范围的士绅们却占据了大量土地，进一步导致朝廷税收大幅度减少，看似稳定士绅的表面，实际却得不偿失。

雍正剧照

1723年（雍正元年），因黄河急情，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要求士绅与百姓一同当差服役，但却遭到以杨倬生为首的士绅们的强烈抗议；次年，封丘县令唐绥祖亦要求士绅一体，竟然还直接引起了生员撕考卷罢考扰乱考场秩序之事，经河南巡抚田文镜陈情上奏，雍正帝很干脆地批复了同意“士绅一体当差”的政策。

并且在此期间，雍正还专门规定了士绅作为纽带桥梁而该有的权限：禁止包揽粮差以及欠抗钱粮，禁止包揽诉讼武断乡曲，禁止诡寄田地，违者必严惩不贷。在雍正的果决干练之下，这一项政策被广泛全面地推行全国，对于百姓的差役负担有着明显的改善效果。

乾隆时期取消士绅当差的必要性

经过雍正帝的朝乾夕惕，清朝的国库越发充盈，一改康熙去世之前所遗留下的入不敷出窘境，对于康乾盛世的缔造确实有不可磨灭的作用。也正因如此，在1735年（雍正十三年）乾隆继位之后，开始逐渐废止“一体当差”制度，这不仅仅在于国库充盈的现实状况，还在于乾隆初政时所面临的朝中局势。

乾隆戎装像

1735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操劳了13年的雍正帝驾崩，享寿58岁。根据他早于1723年便订立的密建皇储名单，四子弘历得以承继大统，但却有四位辅政大臣赞襄政务，他们分别是：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四人无一例外都是雍正所器重之人。时年方25岁的乾隆在朝中尚无根基可言，故继位之初只能任命四位为“总理王事务大臣”，且事无巨细均会向四位先帝重臣请教。

而前文咱们也说到，对“一体当差”颇有贡献的田文镜已于1733年（雍正十一年）去世，而现今的四位重臣虽然当年也秉承父亲之意顺应制度的发展无异议，但这并不代表长期下去会不会有所改变，毕竟四人中有两人便是官绅当中的佼佼者，况且还是面对他这位尚无甚根基的少年天子。

所以，根据以上两方面的现实状况，乾隆需要逐渐将士绅一体废除，是必须也是必然。

田文镜剧照

当然，除了客观因素之外，也有乾隆本身的主观性格所影响。乾隆一生对祖父康熙尤为推崇，不仅是对他的千秋万业，也是对祖父“仁治”所产生的格外好感。故在这样的环境下，以仁治天下的他，又怎会似父亲雍正那般，做出如此严苛之举呢。

小结：

均田制的土地兼并严重，唐中晚期两税法的换汤不换药，明中后期一条鞭法的戛然而止，清初的地丁合一，古代赋税制度的变迁，仿佛永远都会存在有士绅这样的特殊人群，在享有优免福利的同时明目寄占田地，致使朝廷赋税无法保证良性循环的同时又令百姓苦不堪言。

好在雍正继位之后，以铁腕的决策方式有效遏制了不法士绅的恶劣行径，大大均衡了士绅与百姓之间因土地赋税的激烈矛盾，经过他的整改，已成颓势的财政又焕然新生，到乾隆继位之初，国库充盈百姓富足。

摊丁入亩与士绅一体当差成效汇总表

因现实状况与乾隆本人的主观心理，成效显著的士绅一体最终被废止，是必须亦为必然。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即使雍正的一体政策一直实施下去，也并未能实现百分百的惠利于民，毕竟在他政策当中所言及到的士绅，只是因有违规行为的不法士绅，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并没有普及到全部士绅层面。论及此，不禁也为释然，毕竟在当时那个大环境下，还是以森严等级与阶级性差异为本源。

我是“史海甄客百晓生”，一个资深的历史迷，如果认可我的回答，欢迎多多关注并支持，谢谢大家。

清朝的衰落正是从乾隆开始埋下的隐患，把他老子雍正改革旧政弊端的势头终止，并重走老路，加速两极分化以至于民怨沸腾发展到后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老百姓支助洋人。满清后世的动乱不堪的局面，根在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