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从头到尾朱元璋都在布一个局。

这个局要把令他忌惮的人都陷进去。

胡惟庸不懂，洋洋自得，刘伯温却明白。

刘伯温表现很谨慎。他不敢投入朱元璋的布局中。

朱元璋之后任命胡惟庸，显然也不是为了国用，而是为了养蛊。以完成他的两大谋划。第一是废相，第二是借此人诛连铲除权臣和功臣武将。

朱元璋作为杰出的时代领袖。他的军事能力还是第二位的，第一位其实是权谋能力。

熟悉中国史的他，包括所有中国式领导都熟悉的典故：郑伯克段于鄢。

思路就是先纵容一个人，让其人在不合适的位置，等他的过错足够大、得罪足够多的人，再回来收拾局面；西方称为：上帝欲其死亡，必先令其疯狂。此时，再来主动出击，牌面已经变了，话事人可以任意拿捏局面。

洪武大帝知道胡惟庸足够的胆大，有足够的野心和不小的愚蠢。也只有胡惟庸才敢在朱元璋眼皮底下犯那么错，结那么多党羽，让他足够罗织，作为废相的理由了。

何况，胡惟庸还是李善长的门生、同乡、亲家。还有比这更妙的吗？还有比这个口袋更大更好的吗？

吴晗先生的《胡惟庸党案考》，作为整个明史最出色的考据论文，充分证明，胡惟庸所谓的谋反确系朱元璋的载赃。朱元璋亲自下场，急巴巴地指证胡惟庸的样子，吃相也是难看。

但是，已经不重要，朱重八要的只是一个由头。

事情过于复杂，我简单介绍一下吧。

胡惟庸是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胡的被杀自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胡惟庸，明朝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弟弟的儿女亲家，由李善长举荐继任右相，后任左丞相。任相期间，他培植自己的势力，诛除异己，并渐有不臣之心，使朱元璋觉察到已构成了对自己的威胁，经屡次试探，胡均不思避退，终使朱元璋动了杀心。在胡案中，被牵连者多达数万，其中包括李善长等开国功臣。

胡惟庸被杀终结了丞相的历史，也开启了内阁辅政制度。

布衣皇帝朱元璋向来杀伐果断，做事缜密谨慎，对于文臣武将，用之则取，用罢则舍，对开国功臣胡惟庸自然也适合这一原则，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杀胡惟庸呢？

且听有书君和大家分析分析原因:

一、皇权不可阻，相权必让道。

朱元璋要推行中央集权制，要把“权头”收拢来，自然要抑制相权。

而胡惟庸热衷权势，奉行的信条是：“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

他独任首相七年，一手把持中书省。大小政务，生杀黜陟大权尽揽，而且不知进退，想在“关公门前武大刀”，挑衅皇帝的权威。自恃自己是个能臣，以为可以掩人耳目，大臣上奏的密折，他也敢私自拆封。

凡是对自己和盟友不利的奏折便扣押下来，不送达朱元璋手里，有些事务甚至不和皇帝打招呼，自己拍板，一声令下便处理了。

朱元璋心知肚明，看透不说破，但对于相权掣肘皇权，生杀予夺大权受阻他早已深恶痛绝，对胡惟庸的胡作非为嘴上不说，但已痛下决心，有朝一日必杀之，搬走丞相一职，让后世子孙一劳永逸。

欲擒之，故纵之。于是朱元璋对胡惟庸进行“捧杀”，故意去黄山避暑乐得偷闲，让宰相胡惟庸执政监国，送他一个用权的大好时光。

于是胡惟庸以为皇上对他宠幸有加，肆无忌惮剪除异己，对政敌毫不手软。还借探病为名害死了刘伯温，让自己大权独揽。

在朝堂上，一方面拉拢亲倍施以恩威，另一方而阴谋谋害政敌，把控朝廷，俨然一个新皇上。

朱元璋对于权术收放自如，从黄山回来便把“收权”做为首要事件来处理。胡惟庸挑衅皇权，朱元璋岂能让胡惟庸有好日子过？

二、胡惟庸结党营私，触了朱元璋逆鳞。

胡惟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通天，讨好巴结他的文臣武将络绎不绝，胡惟庸恃宠而骄，自以为有皇上罩着，有恃无恐，拉邦结派。

吉安侯陆仲亨私驾驿车，被主张节俭的朱元璋一顿斥责，责令他到代县捕盗贼。胡惟庸见机与陆仲亨秘密来往，结成朋党。

胡惟庸为了强化自己权势，还芍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骧等接成盟友，朝中大多数老臣尽与他接交，李善长是他同乡，又有举荐之恩，胡惟庸也不忘与之接亲。

胡惟庸结党营私，排除异已，已经大有异心，对朱元璋的大明构成了威胁，朱元璋岂能让他的阴谋诡计得逞？

三、胡惟庸纵子行凶，滥用职权成了胡惟庸案导火索。

朱元璋欲杀胡惟庸久矣，苦于找不到时机。

多行不义必自毙。胡惟庸飞扬跋扈上梁不正下梁歪，小儿子胡长兴骑马纵横驰骋，从马上摔下，被马车压死，大儿替弟出头，打死车夫，被人告到朱元璋处，朱元璋要胡惟庸大儿抵命，胡惟庸以钱财赎大儿子的命，被朱元璋斥责:朝廷的法度何在？对于横行不法者，朕决不饶恕！

后来，胡惟庸与汪广洋左右丞相没有把城国使臣阳须文旦朝贺进呈表章以及大象等贡品向皇帝奏报，被朱元璋问责，于是胡惟庸、汪广洋及礼部堂官，一大帮子高官，一起下了大狱。

大家人人自危，于是告发胡惟庸擅权植党的种种劣行，这正中朱元璋的下怀，便开始彻查胡党。而且一查一个准，最后以谋反罪牵连三万多人论斩。同时，朱元璋立即废丞相制度，改为六部分理，一切大权皆归皇上手中。

“中国丞相终结者”胡惟庸被诛杀一点也不为过，他飞扬跋扈，专权独断，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朱元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只等待合适的时机而己，时机一到，朱元璋便该出手时就出手，说到底胡惟庸的被杀是政治权术的牺牲品，是相权向皇权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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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朝老大朱元璋的老乡，胡惟庸的人品着实不怎么样，徐达和刘伯温都鄙视他的人品。徐达和朱元璋是亲家，因为深疾其奸，曾经多次从容言于帝，来告胡惟庸的状。

为此，胡惟庸曾经十分想和徐达搞好关系，但徐达憎恶他的为人，根本不搭理他。胡惟庸见徐达这样，心生懊恼，想用板砖拍死徐达，于是贿赂徐家的看门人福寿整徐达的黑材料来加害徐达，但被福寿揭发。

徐达知道后，并没有问罪胡惟庸，因为瞧不起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胡惟庸不屑一顾，不是一个层次的人有什么好玩的。徐达只是进言朱元璋，说胡惟庸不具备做丞相的资格。

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人，至正十五年（1355年）当年朱元璋攻下和州后归附义军，授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后来任宁国县知县。当时太师李善长操纵政权，胡惟庸以黄金二百两贿赂他，从此青云直上。

朱元璋称吴王，在李善长引荐下，胡惟庸被召为太常少卿，没多久又升为太常寺卿。看来当初的二百两金子起了很大作用，虽然手段卑鄙了点，但这种方法几乎百试百灵，不过就是不长久，毕竟这不是人间正道。

明朝建立后，胡惟庸更是春风得意，几年后便位极人臣。

对胡惟庸这种“人渣”，难道朱元璋就没有察觉，作为心狠手辣的朱总统肯定心里明白，不过帝国的一把手是要用帝王之术来平衡朝局罢了。

胡惟庸任相时，淮西集团的政敌杨宪在洪武三年就被杀掉了，胡惟庸独相数年，汪广洋在洪武十年尽管与他同居相位，但汪“宽和自守，居相位默默无可否”，因此，除了皇帝以外，胡惟庸觉得刘基才是对他在政治上唯一构成威胁的人。

刘基犯了“矫枉过正”的毛病，老是想明哲保身，以为少说话、不做事，才能保住自己，岂不知这样更使朱元璋猜忌、反感。这个被后世认为媲美诸葛亮、甚至说成是诸葛亮转世的奇人，在朱元璋手下远没有诸葛亮来的灵活。

后来，刘基还是被胡惟庸害死，刘基死后，胡惟庸也没有放过他的长子刘琏。洪武十年，刘琏做江西参政，朱元璋很赏识他，“常欲大用之”，但后来刘琏被胡惟庸的党羽逼得坠井而死。

带着双手的鲜血，胡惟庸出任了丞相之职。胡惟庸的起家与李善长关系很大。后来他又把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儿子，这样两家有了亲戚关系，往来愈发密切。

胡惟庸造反，欲望的膨胀

在明初“无一日无过之人”的年代，胡惟庸“独相数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说明朱元璋对他很赏识，但这种赏识并非才干上的认同，而是朱元璋推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

朱元璋决定罢中书省、废丞相，是在相权和君权的矛盾日益加剧下形成的。胡惟庸赢得了朱元璋的宠信，骄恣渐露，在朝中有恃无恐，尤其在刘基死后，“益无所忌”。

胡惟庸占据相位多年，掌握生杀大权。他不按正常上奏的途径行事，内宦外官及各司上奏的文件，都先拿来自己翻阅，对自己有害无利的就藏起来不予上报。

急于升官的文臣武将，争相来献媚，并以重金贿赂他，这样一来，丞相的权势炙手可热，恩威震主，对君权威胁极大。殊不知这是在给自己种祸根。

朱元璋为此十分不安，他必须考虑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而避免大权被人夺取，于是开始酝酿“弃中书省，废丞相”的念头。

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的改革开始实行 ，又增改了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各司对六部和皇帝负责。这样中书省便失去了实权，丞相的权力也因此而被削弱。

洪武十一年三月，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上于是始疑胡惟庸”。这是两项非同一般的政治手段，丞相的实际权力，几乎都被剥夺了。“想给我玩，你还嫩了点！”对目前这种局势，失去理智的胡惟庸走向了极端。

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铤而走险，胡惟庸被权力的欲望冲昏了理智，多年的经营使他错误地认为自己有实力给朱元璋抗衡，已经具备广泛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了。

特别是出现了一些祥瑞的事情，胡惟庸凤阳定远故宅的井中忽然生出石笋，高出水面数尺，这是什么东东？接着有人传言说胡家三代祖坟上，夜里有火光照耀如白昼，是谁没事半夜去他的祖坟上去看放光的事？

胡惟庸觉得时机来了，上天示意是在帮他，谋反之心更坚决了。

胡惟庸多年的权势熏染，家人也飞扬跋扈，竟然殴打朝廷命官，朱元璋大怒，把他的家人杀了，并“切责丞相”，胡惟庸却不谢罪。朱元璋又因中书省办事违慢，多次“诘问所由”，同时开始追究刘基的死因。胡惟庸感到极为恐惧，他对同党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

于是胡惟庸便暗中组织追随他的武臣同党。并与日本贡使协定，日本以舟载精兵千人，伪装进贡，到时候与府中力士一齐抓住朱元璋。如果失败，就乘机掠夺一番返回日本。

胡惟庸为了私利勾结日本人简直就是活脱脱的汉奸。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向朱元璋奏发了他们的谋逆之事。朱元璋废除丞相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亲自审问，结果以谋逆罪诛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夷三岁，尽诛其僚党”，又由于涂节告发太迟，“亦弃市”。

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有些丧心病狂了，连告密的人都杀，可见此时他已经对任何人都不敢相信了，自己一直深信不疑的丞相都要造反，还有谁值得信赖呢！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胡惟庸诡称家中的井中涌出醴泉，邀请皇帝临幸观赏。御驾行至半途，被宦官云奇阻拦，想要揭发胡家埋伏士兵以等待时机谋杀皇帝，但由于过度紧张而说不出话来，朱元璋十分恼怒，左右卫士，几乎打断了他的手臂，但他仍然指着胡惟庸的家。

朱元璋这才恍然大悟，登上皇城向胡惟庸家眺望，果然见胡家“壮士裹甲伏屏间数匝”，于是调禁兵围捕擒之。

朱元璋借口肃清逆党，进行大规模杀戮，坐诛者达三万余人，株连蔓引，十几年都没有安定下来，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

不管怎么说，朱元璋杀胡惟庸也说得过去，胡惟庸与其他被杀之人不同，是他自作孽，不可活。

胡惟庸濠州定远人（李善长老乡），很早就追随朱元璋，但一直不得意，直到获得李善长的肯定后，才成为淮西集团的核心成员，正式走向历史的舞台。

当时朝廷出现了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和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集团，这场斗争最终以淮西集团的胜利告终。但身为丞相的胡惟庸并没有放过刘伯温，在刘伯温生病的时候，朱元璋派胡惟庸（注意是朱元璋派的）探望刘伯温，并带医生给刘伯温开了药方，刘伯温吃了药后，病情越来越重，不久就死去了。后来胡惟庸案发后，医生说是胡惟庸指示他毒死了刘伯温，这也成为了胡惟庸的罪状之一。

胡惟庸之所以打败刘伯温，并不是因为他能力强，而是朱元璋站在他这边，因为刘伯温的存在让朱元璋感到权利受到了威胁，而胡惟庸却不会给他带来威胁。但胡惟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打败刘伯温后，他贪污受贿，打压任何不服从他的人，甚至开始对朱元璋的权利发起挑战，私自截留奏章，随意任免官员。这一切朱元璋都看在眼里，但他暂时没有动胡惟庸，因为这个人对于他来说还有利用价值。朱元璋的最终目标不是胡惟庸，而是在中国存在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胡惟庸也慢慢感觉到了不详预感，于是他开始拉人下水，正所谓“法不责众”，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确实拉了很多人下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李善长，只要李善长不死，胡惟庸就有后台。胡惟庸终于放心了，现在满朝文武都是我的人了，你朱元璋能奈我何？当朱元璋听到密探的报告后说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那就全杀掉”。

死亡即将走向胡惟庸，有一次出游胡惟庸的儿子坠马致死，胡惟庸二话不说杀了马车夫。这事被朱元璋知道了，他要胡惟庸给他一个解释，胡惟庸赶到朱元璋处，他在路上想好了说辞，一见到朱元璋，边哭变说，而朱元璋只是默默的看着他，那种眼光足以让胡惟庸终身难忘，朱元璋走到胡惟庸面前只说了一句话“杀人偿命”。

此刻胡惟庸才感觉到眼前这个人的恐怖，自己曾经还异想天开觉得朱元璋不堪一击。而朱元璋能走到这一步见过的死人比他见过的活人还要多，朱元璋从千军万马中奔驰而出，在血雨腥风在活得了胜利，无数英雄好汉都不是他的对手，一个个盖世枭雄倒在了他的面前，而你胡惟庸在他面前又算得了什么？你不过是他的一个工具罢了，他要让你替他消灭那些对他有威胁的人与物，最后再消灭你。最终导致胡惟庸被杀的事情是占城国派使节来南京进贡，但胡惟庸没有把事情奏报给朱元璋，这算是很严重的外交事件，长期积累的怨气终于爆发了，他把与此事有关人员全部抓了起来。然而此时还不足以处死胡惟庸，很快胡惟庸的亲信涂节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了朱元璋，朱元璋等的就是这一刻，立马下令处死胡惟庸，夷灭三族。并深查此事，一经查实，一律处死。最后导致上万人被杀，这就是明初三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件”。

胡惟庸被处死后几个月，朱元璋就废了在中国延续上千年的丞相制度。纵观这出“戏”的前前后后，胡惟庸只不过是朱元璋牢牢抓住权利的一颗棋子，任何威胁到他的权利之人都得死，朱元璋碾死胡惟庸如同碾死一只蚂蚁一样，胡惟庸的死在于他没有认清楚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