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山西人跟蒙古人能用方言交流，是因为祖上有联系…

明朝末期，蒙古被分裂成漠西蒙古、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三部分。其中漠南蒙古主要由科尔沁和察哈尔两部组成，后来成为清朝的一部分，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地区；漠西蒙古主要由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辉特部四部组成，土尔扈特后来远迁俄罗斯，乾隆年间又回归清朝，准噶尔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汗国，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作战才灭了准噶尔。至于漠北蒙古就是今天的外蒙古了，他们主要是喀尔喀蒙古人。

由于蒙古地域广阔，存在着很多的方言，内蒙古和外蒙古是在同一个方言区，内蒙古以正蓝旗方言为标准的蒙语口语，而正蓝旗方言与外蒙的喀尔喀方言十分的接近，虽说存在着一定的方言问题，但总体两地人们交流基本无困难。

口语上交流虽无困难，但是两个地区的文字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内蒙古用的是回鹘（古维吾尔）式蒙古文；外蒙古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用的是俄文，现在又恢复成了西里尔蒙古文。

科尔沁蒙古族的口语是蒙古语中最古老的一种，且受到满语的强烈影响，因此他们要与外蒙古人交流就十分的困难，不仅语言不同，文字也不同。科尔沁蒙古族与满族的关系十分近，因此语言上受到满语的影响很大，他们与内蒙古人只能通过回鹘式蒙古文交流，因为国内的蒙古文字是统一的，大家都看得懂。

后来，清朝灭亡以后，过了一些年，蒙古国成为了一个国家。那么，我们习惯称呼蒙古国为外蒙古，因为，这是对应内蒙古的称呼。那么，外蒙古又怎么称呼我们呢？蒙古国的人称呼我们是“胡扎”。

这个词汇，有一定的贬义，也谈不上褒义，就是在清朝的时候，蒙古人称呼山西商人的一个称呼。主要是称呼山西商人带着的伙计的一种称呼。伙计们，这也是，当时，外蒙古人见到的最多的内地人。当时，外蒙古几乎所有的商业，都是晋商在经营。

在内蒙，有种搞不懂叫做“闹不机密”，有种撒娇叫做“咯此”，有种疑问叫做“咋来来”，有种敦促催促叫做“欢欢儿”，有种难受尴尬叫做“柯俍”，有种聊天叫做“导啦”。

内蒙中西部地区的这些方言，与山西的晋语几乎如出一辙。

除蒙古族所使用的蒙古语之外，内蒙地区的汉语方言，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几乎都是晋语分支，与山西话基本没什么差别。

内蒙古中西部的居民，也就是呼和浩特、包头等河套平原、土默川一带，祖上大多都来自于山西地区，彼此之间能用方言交流并不奇怪。

山西向草原移民，一切从走西口说起

清朝至近代曾有三股移民大潮，即走西口、闯关东与下南洋，其中走西口的历史最为悠久，主要就是从山西、陕西等地向内蒙古地区进行移民。

明朝时期，在北疆设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与固原九镇，称作九边重镇，九镇遍设卫所，而卫所驻地称作“堡”。

隆庆和议后，明朝与蒙古开始互市贸易，边地出现了很多通商的关隘，即所谓的“口”，狭义上的“西口”说的就是山西朔州右玉县的杀虎口。

在泛义上，西口说的是张家口以西，所有内地通往草原的各处关隘通道，像是陕西神木口与府谷口等等，全都属于是“西口”的范围。

明清时期，山西陕西两地天灾频发，加上人口过多，使得大量失去土地的民众只能另寻出路以求生存，而从明朝隆庆年间开始，就不断有晋民出走口外谋生。

清军入关之初，不准汉蒙联系，因此在长城北侧划出禁地，但康熙三十六年，因为内地人口越来越多，原本的禁留令被取消，山西陕西的农民被允准前往蒙古耕地，走西口再次兴盛。

康雍乾三朝，对漠北噶尔丹、准噶尔接连用兵，由于战线拉太长补给困难，这让山西的晋商找到了机会，越来越多的山西商人越过长城前往河套平原等地。

整个清朝中期，走西口的活动都没有中断过，大量晋商前往内蒙古，他们在如今的呼和浩特与包头等河套平原地区的城市落户。

大量晋商与其他山西移民的到来，促成了很多内蒙古城市的诞生与兴起，他们还将自己本土的山西文化风俗，也一起带到了草原之上。

直到如今，包头等地还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谣，复盛公就是晋商代表乔致庸先祖所创，谁也想不到，晋商实际上的兴盛之源，并不在山西，而是在内蒙古。

随着晋商的不断兴盛，内蒙古的山西移民越来越多，晚清时，山西再次天灾连连，山西对内蒙古的移民，也就是走西口迎来了又一波的盛况。

最后一波的走西口浪潮，从光绪年间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虽然走西口衰落下去，可持续三百多年的走西口，极大改变了内蒙古中西部的人口与文化、经济情况。

大半的内蒙古居民，祖上都来自山西

清朝时期，受到“崇释以制其生”、“分封以制其力”、“南不封王北不断亲”这蒙古三大策影响，草原人丁剧减，从明朝末期超过千万，到清末仅存一成上下。

也正因如此，持续三百多年的走西口运动，使得大量山西、陕西与河北等地的民众迅速填补了内蒙古地区的人口空白。

经过多年的繁衍生息，如今的内蒙古居民结构已经被极大改变，尤其是在内蒙古的中西部地区各城市，不仅汉民比例极高，而且主要以山西人为主。

整个内蒙古的人口，大多集中在中部与西部，整体来说，内蒙古超过52%的居民，祖上都来自于山西地区，文化生活习惯上，与山西地区大差不差。

内蒙中西部的城市，像是首府呼和浩特与包头，其人口仍以汉人为主，而他们大多都是当年走西口留下的移民后代。

在文化上，走西口运动造成了如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语方言，仍旧以晋语为主。

内蒙古中西部的晋语，主要分成了张呼片、五台片、大包片，如果说内蒙古的晋语方言与山西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内蒙古的晋语受到了蒙古语的影响，衍生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差异。

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具有浓郁山西特色的晋剧、二人台等，都是非常流行的文化曲艺，而内蒙古城市中，也有很多用山西地名命名的街道。

也不是所有的内蒙古人，都能跟山西人用方言交流

除了蒙古语之外，内蒙古人如果要用汉语与山西人进行交流的话，其实也只是局限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内蒙古东部的人，大多是听不懂山西话的。

北方汉语，大多都是“官话”，唯独山西为主的晋语地区，是北方唯一的“方言区”，汉语主要的方言大区，其他的全都在南方，只有晋语在北方。

虽说北方话要比南方话容易懂得多，但晋语是个例外，就算是北方人也未必能听得懂纯正的晋语，就连山西旁边的河北人，也很难听得懂，就更别说其他北方人了。

更夸张的是，即便是在山西内部，各地之间的纯正方言也是互不相同的，这种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现象，通常在南方普遍，在北方着实罕见。

内蒙古并没有统一的汉语方言，如果有人告诉你他说的是“内蒙古话”，他肯定在坑你，受到移民文化的影响，内蒙古各地的汉语方言，彼此差异很大。

内蒙古汉语方言，中部以晋语为主，东部以普通话和东北官话为主，西部以兰银官话为主，呼伦贝尔一带的人说话，完完全全就是东北腔。

至于主要说晋语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也分成好几个不同的片区，彼此之间的差异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也存在不小的差别，大致交流无障碍，细微之处区分显著。

整体来说，内蒙古能够与山西人之间完全用方言交流的，其实就是中西部以河套平原为中心的地区的居民，并非所有的内蒙人都能这样。

几百年来，我国有3次传统的移民大潮，山西地区的走西口，山东地区的闯关东，福建地区的下南洋，这些人口迁徙同时带去的是语言文化。

山西河套地区的走西口，大量人口迁徙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在那里形成了当地的语言，虽然多年传承有所改变，但绝大多数语言都是与母语相同的。

山东地区的闯关东，主要迁徙地区是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在那里也一样很多方言与山东地区的地方方言相同。

福建地区的下南洋，主要目的地就是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特别是马来西亚，华人占比非常高，所以在那里也是粤语的分支地，特别是后来分离出去的新加坡，虽然官方语言不是汉语，但民间是以汉语为主的语言区。这也就是新加坡进口电影不用翻译直接就能看的原因。

这些人口迁徙，都是当年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人口向着好的生存环境的流动，正如我们改革开放后的城市民工潮，大量农民流向城市，其目的是一样的，近几年又出现了人口向西流动，未来几十年，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将是一个人口大增加的趋势，同样在那里也会形成很多的方言文化。不同的是现在我国的标准普通话教育普及到人人都会讲普通话，伴随着人类代际的交替，方言文化在逐渐衰弱，取而代之的是标准的统一的普通话汉语。这个没有代际差，也没有地域差，有利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人际交流，历史永远会这样循环演变下去，这需要站在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去看，而不是短短的几年几十年而已。

山西人主要还是能和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乌盟地区能用方言立交流，这些地区村庄有百分之七十三百年是由山西人是建立的。内蒙古土地很广离山西近点的还能交流:听懂对方方言。

去大西北旅游回来，感觉西北民族大融合，各民族像石榴籽儿一样，团结互助和睦共处。

导游是青海西宁当地人，在环西北五省区的旅游中，能用流利的各种语言，和各地人民交流，熟悉各族人民的语言，民族宗教生活习惯。

从陕西甘肃内蒙，沿丝绸之路向西到新疆，然后折返朝南到青海西藏，环青海湖和青藏高原旅游，对各地的语言文化，人文古迹自然风情，都了解和熟悉，这让我啧啧称奇，他是一个合格的导游。

他却谦虚的说道，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一二十个少数民族，因为需要经常沟通交流，时间长了语言就自然能够听懂，和使用各民族语言。

这里有汉蒙满藏族回族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家族撒拉族白族彝族等等，各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美丽的大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