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不服从命令获得胜利之后的赏罚应该结合所取得的战争效果以及战争的现实情况所确定，在历史上此类的惩罚根本没有统一性。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将在外军令有所受有所不受”，因为领导不在战场，有很多实际的情况根本不了解，领导当初下达命令只是根据现有条件预判出的一个作战方向，将军在指挥战争的时候就是结合现场的情况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

首先以岳飞的例子来说，岳飞当年带领岳家军从金人手中夺回了大面积土地。当时宋高宗给岳飞的传达的意思是“抵御金兵，做好防守，收复故土”,并没让他收复旧都迎回徽钦二帝，但事实上岳飞取得的军事成果要比宋高宗预期的要高的多，不仅将金兵不断的向北回赶，甚至一度打到了现在的开封朱仙镇，距离开封还不足30里。

若是南宋朝廷愿意全力支持岳飞，那么收复开封将金兵赶到黄河以北指日可待。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岳飞收复旧土战功可贺。但从宋高宗的角度来说，岳飞所做的一切并不符合他的个人利益需求。因为宋高宗皇位并非正统，他登基之时就有一点“代理皇帝”的意思。

当年宋徽宗在执政期间听信奸臣谗言，每天沉迷于道法不顾朝政，致使国力衰弱最后被金兵攻破了卞京城。宋徽宗在即将失败之前为了不背上“亡国君”的罪名。将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宋钦宗。后来金兵攻破开封之后徽钦二帝一并被金人抓去。

为了维护宋朝国体，赵构结合之前宋朝的领导班子在应天府登基称帝。由于徽钦二帝并没有死，所以当时宋高宗存在的意义也就是做一个临时的领导者，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宋国因为群龙无首而被金人灭国，组织军队想办法营救“徽钦二帝”。等到收复旧土救回徽钦二帝之后，宋高宗就必须让出自己的皇位。

所以在岳飞北伐的时候才会打出了“收复旧土，迎回徽钦二帝”，这个口号也是当时南宋国家表层意义上的一个主要目标。

不过当时赵构的思想觉悟并没有很高，每天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上纠结。若是收复了开封救回徽钦二帝，自己就必须退位。若是没有收复旧土，一直偏安一隅的话至少还是一国之君。后来在秦桧等奸臣的谗言之下，赵构还是选择了个人利益。

当时为了应付百姓的要求，也就用了主战名将韩世忠，岳飞等人。所以在岳飞前线不断传出捷报的情况下，宋高宗依然下了12道金牌让岳飞班师回朝。并且通过明升暗降的方式夺取了岳飞的兵权，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岳飞。换句话说，如果岳飞当时没有打着“迎回徽钦二帝”的名号向北推进的话，或许还不至于被判死罪。

而与岳飞存在很大不同的是，项羽违抗军令斩杀上级打赢了巨鹿之战。

巨鹿之战前夕秦有大军40万，而楚军只有数万兵马，其装备也远不及秦军精良。当时楚军的主帅是宋义，副官是项羽。宋义带领楚军走到山东的时候，由于畏惧秦军的主力停滞不前长达一个多月。

当时的交通不便，楚兵后勤保障面临着很大困难。若是消耗长久下去自然对楚军不利，于是项羽就提议主动去寻找秦军发动攻击。但如此想法却遭到了宋毅的拒绝。宋义的作战计划是先让秦军和赵军将相斗，等到两败俱伤之时楚军再趁虚而入获得战果“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

项羽分析形势之后觉得以赵军的力量根本无法伤及秦军元气，楚军赵军分别与秦兵交战会被秦兵各个击破。项羽想尽办法的提议让宋义马上出兵，但都遭到了拒绝。

宋义不仅不出兵，反而每天在各地大宴宾客，楚军所带的粮食消耗几乎快消耗完了。项羽看到这种情况之后非常生气，一怒之下便杀了宋义。之后项羽便领导楚军破釜沉舟在巨鹿之战之中大败秦军，消灭了秦军的主力，使得大秦名存实亡。项羽打了胜仗之后地位得到了空前提升，并没有因违抗军令杀了主帅受到任何惩罚。

两个人所受到的待遇不同是因为两个人所处的环境以及本身的条件也是有所差别的。两人虽然都手握重兵，但项羽当时相当于掌握着楚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楚王只是有“血脉资本”，因此楚王根本不敢动他。

与之对比岳飞手中虽然掌握着岳家军，但是与宋国整体的军事力量相比并不能够起到主控地位。所以岳飞根本没有跟送宋高宗硬碰硬的资本，更何况岳飞一心忠心为国，根本没有任何谋逆之心。

其次两人所处的战争环境也有所不同，项羽所在的是一个军阀混战的环境，大家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秦国，项羽在巨鹿之战一战成名，秦军主力被灭之后，项羽名义上只是楚国的一个将军，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各路军阀的领导，毕竟当时天下没有共主，谁厉害谁就是领头人。

因此项羽的武装力量得到了空前的扩充，楚王的存在感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项羽的部队也根本不需要依附于楚国存在，项羽是否听从楚王命力完全需要看心情。

岳飞时期整个宋朝的军队总体作战对象都是金人，相当于作战双方都存在着统一性。岳飞虽然也打了很多胜仗，整体而言长得也只是宋国的威风，并非是岳飞的威风。虽然当时南宋弱小，但毕竟南宋朝廷依然存在，而岳家军的军饷还有后勤物资保障也全部需要南宋朝廷供给，岳家军是依附于南宋存在的，因此宋高宗相对于岳飞就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因此，将军不服从命令打完胜仗之后到底有何结局，是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并不会有一个固定答案，毕竟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不过从古至今，规矩就是规矩，军令如山，最好还是听从命令，否则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战局的规划。就比如当年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马谡不听诸葛亮的命令失去了街亭导致了第一次北伐战争的失败，而诸葛亮只好依据军法将其斩杀。

《亮剑》剧情一开始，就是李云龙违抗总部命令从坂田联队的正面突围，虽然突围成功还击毙了大佐联队长，还是被剥夺兵权下放到部队被服厂当厂长去了，八路军副总指挥当时有句台词：战场抗命这个毛病惯不得。

无独有偶，江湖流传李云龙的原型有开国少将钟伟的影子，而钟伟在东北野战军纵队司令的任上，奇袭威远堡大获全胜，但是在战斗进程中，两次违反林彪的军令。林彪当时并没有深究，不过钟伟再以后军职一直不高，再后来因为特殊事件结局也不是很好，没有哪个统帅会钟爱抗命的部下。

一线部队指挥员在战场上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上级的重要命令必须贯彻执行 ，这是部队的铁律，甚至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一支军队如果号令不一，是不可能有强悍战斗力的，毕竟首长是站在战略的高度，而一线将领考虑的是战役层面，有时候，将领抗命可能带来的一些战果，往往不及战略上损失之万一。

《少帅》里张作霖的盟弟张作相文化程度并不高，却念叨出一句名言：“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为败”。中心思想就是在军队这一特殊团体中，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性。在解放战争后期，必须让政治资历并不高的林彪兼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就是这个考量，军事统帅不能被掣肘，这个也是有血的教训的。

新四军本来以叶挺将军为军长负责军事指挥，但是党委书记却是项英同志，一旦发生意见分歧必然影响作战的时效性和一元化，皖南事变损失重大与此有很大关系。

如果抗命出现大的伤亡和损失，将领所承担的责任非常严重，马谡失街亭就是这么没的脑袋；如果是没有坚决执行命令但是结果较好，最多也是功过相抵不会有任何嘉奖，事后还要被审查抗命的原因和具体情况，否则不服从命令的风气如果形成，你抗命我抗命大家都自行其是，部队还怎么指挥，仗还怎么打？

《亮剑》李云龙打完平安格勒战役，也知道后果不轻，攻城是要付出很大伤亡的，毕竟日本鬼子很善于防守，我八路军又缺乏攻坚所必须的火力，那不是两门“意大利”炮就可以搞定的。所以旅长找谈话之前，他认为不掉脑袋就是幸事。

最后还能绕陈赓二包烟走，那就算造化。

战场上有两条规矩，第一条叫“绝对服从命令”，违令者杀无赦，第二条叫“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将军们可以凭自己的判断临机决断。

这两条相互矛盾的规定，也说明了战争的复杂性，二者必须互补，不能光强调服从，也不能一味自行其是。

但不管哪一条规矩，当事人必须对结果全权负责。所以，如果不服从军令导致军事行动失败，往往后果很严重。可是如果不听令却赢得了胜利呢？当事人该受到处罚还是奖赏呢？

违抗军令获胜的战例数不胜数，我们举几个例子。

汉宣帝时期，年近八旬的赵充国，自请平定羌乱，期间他顶住满朝压力，三次违抗军令，结果都验证了老将军的智慧。

第一次：刚到西羌，汉宣帝迫于补给困难，要求赵充国速战速决。赵充国却不急于作战，整天让士兵们大酒大肉，饱食终日。好容易打了一场胜仗，他又禁止猛追猛打，一副纵虎归山的架势。

第二次：汉宣帝增派将领，并给赵充国下了一道言辞严厉的圣旨，指责他不顾士兵劳苦，不惜国家疲惫，拖延不战，令他与许延寿、辛武贤一起，速战速决。赵充国依然不为所动，提出分化瓦解西羌诸部，以政治手段解决的方案。

朝中大臣对赵充国的“逆龙鳞”一片哗然，汉宣帝认为，政治手段太耗时，拖不起，可赵充国铁了心一意孤行，几乎跟朝廷闹翻，就是迟迟不动兵。

第三次：为了长久解决西羌后患，赵充国又提出屯田方案，再次掀起轩然大波。朝中数次开会讨论，勒令赵充国速战速决，赵充国又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上疏争辩，就是不行动。最后汉宣帝被迫“双管齐下”，一边令许延寿、辛武贤展开军事行动，一边同意赵充国屯田。

赵充国在西羌一年半，几乎没有打一场像样的仗，就忙着跟汉宣帝打嘴仗了。可让人想不到的是，老将军“小军事大政治”的手段，如同翘起地球的杠杆，西羌诸部被他摆弄得服服帖帖，主动提刀自清，帮他去平定了叛乱。

老将军回朝后，受到了汉宣帝的礼遇，给他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隆重退休当政策顾问，一直活到86岁。

最精彩的一场抗旨军事行动，是北宋时期的宋辽“满城之战”。当时的总指挥是刘延翰，当他按照惯例，打开赵光义的密旨时，头皮不禁发炸。原来赵光义提前设计的作战阵图，竟然是列八阵，阵距百步，而辽军则是一字长蛇阵，集中打击。

按赵光义的阵图，八阵相互不能接应，大多人只能当摆设，而遭到攻击的却孤立无援。面对这个滑稽的命令，全军炸开了锅。

河中知府、云麾将军赵延进竭力主张不奉旨，刘延翰断然拒绝，因为大宋有严格规定，违令胜了无功，败了担罪。二人僵持不下，最后由监军李继隆拍板：变八阵为左右二阵。

正是靠这个变阵，宋军大胜辽军，斩敌首一万余人，赢得了满城大捷。这件事让宋太宗赵光义成了笑话，好在他不是昏君，没有追究前线将领，还做了相应奖赏。

宋徽宗时期大太监童贯，更是拿皇帝的圣旨当“鞋垫”。那一次，童贯以监军身份，随王厚进攻青唐。大军走到半路，一道圣旨传来：停止行动，回朝。原来皇宫失火，宋徽宗认为不利于军事。

童贯很搞笑，他把圣旨一卷，塞进了靴子：继续进军！王厚居然也不阻拦，二人合伙抗旨，按原计划执行，还真的打了胜仗，收复了四州。战后童贯官升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

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也是个“抗旨专业户”，他至少三次违抗命令，都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当然，也有抗旨倒霉蛋，比如那位“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的版权所有人陈汤，他虽然一战定西域，还千里斩首匈奴单于，可因为是矫诏行事，结局不大好。

西汉中后期，国力衰弱，无力经营西域，“流窜犯”郅支单于重新控制西域，为害汉帝国。软弱的汉元帝，碍于实力不够，只能严令禁止军事行动，企图靠一张嘴跟匈奴马刀对话。

陈汤不顾禁令，胁迫直接领导甘延寿，假冒圣旨，征调屯田兵和西域诸国四万人马，穿过浩瀚的塔里木盆地，翻越葱岭，奔袭数千里，对乌孙和康居发动突然袭击。

这次伟大的军事行动，创下多项纪录，也打了西域各国一个措手不及，郅支单于当场被捕杀，倒向匈奴的各国，再度回到汉帝国的统治范围内。

然而，得胜回朝的陈汤，因为矫诏不断遭遇打击。在回军途中，他的部下就被朝廷派来的司隶校尉拘捕审查，以匡衡、石显为首，提出要对陈汤论罪。

可是陈汤的这次奇袭战争，可以说是军事上的一个奇迹，其政治贡献太大，因此以刘向、谷永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竭力反对处罚陈汤，认为对这样的大功，不能论“小节”，反而应该封赏。

争吵了几个月，汉元帝亲自拍板，陈汤免罪，但是封赏打折扣，原本可封列侯，降为关内侯，职务仅仅升半格，为射身校尉。

本以为尘埃落定了，可汉元帝驾崩后，汉成帝刚即位，匡衡再次旧事重提，又对陈汤发起弹劾。这一次陈汤被免职，仅仅保留了关内侯的爵位。

数年后，陈汤又连遭打击，最后连爵位和职务都没能保住，甚至被发配到敦煌吃风沙，直到临去世前才回到长安。

都是违抗军令，为何命运却不尽相同呢？

一，看战争造成的结果

既然是违抗军令，当事人就必须对结果负责，一般情况下，如果行动失败了，当事人就得承担全部责任。

通常违抗军令获胜，则采取“功过两抵”的处理方式，罪责免了，功劳同时归零。这就是将军们一般不会违令行事的原因，对个人来说这么做风险太高，回报率不成正比。

可有时候上级的命令存在明显失误，那怎么办呢？打折扣嘉奖呗，比如“满城之战”。

两宋对武将的抑制最严厉，可偏偏是那个时期违抗军令的事件最频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外行指挥内行”，比如宋太宗自高自大的阵图，只能靠将军们以责任心去抗命。

二，看当事人的政治实力

当事人在朝中的实力，往往也左右了战后的结果。比如陈汤为何屡遭弹劾，因为他不属于豪门化的士族集团，且政治上被外戚集团笼络，匡衡这种自命清高的老政客，当然容不下陈汤。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够牛，即便抗命打了败仗，也不一定遭到处罚。比如南宋时期的“长腿将军”刘光世，一辈子没打过几场像样的仗，临阵脱逃，甚至抗旨不前，如同家常便饭。

可就这样的一个家伙，宋高宗赵构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不光不治罪，反而不断赏赐升官，还捞了个“中兴四将”的美名。

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南宋初年军事“家兵化”严重，各部将领形成私人部曲，军队从上到下都是亲信，只认自己的主人，不认国家，不认朝廷，不认皇帝。

赵构也曾经试图从刘光世手上夺权，结果闹出了叛乱事件，思来想去，只能委屈自己对军头们低头。赵构为何忌惮岳飞？其实也有相似的心理。

再比如童贯，为何敢把圣旨当“鞋垫”？人家是宋徽宗的宠幸。

可见，违抗军令这种事，不光风险大，还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往往只有那些有担当的实力派大佬，才敢这么做。

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最大一次不服从命令应该是粟裕同志。1948年初，毛主席提出由粟裕带华野三到四个纵队先过长江，到江南开辟新的战场。粟裕接到命令后，反复思考，觉得不妥：（一）到江南开辟新战场，远离后方，供应、补给都是大问题，对部队作战不利，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战果。（二）华野三到四个纵队下江南后，造成我军江北兵力减少，不利于在长江以北消灭国民党主力部队。因此粟裕电复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并在陈毅同志陪同下，到西柏坡面见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战役设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过认真讨论，并与陈、粟多次交流意见。决定收回原来命令，改为准备在中原与敌决战。其结果就是促成了淮海战役的进行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粟裕同志这次抗命也得到了最好的结果。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出自《孙子兵法》九变篇。这句话的意思是实地打仗的将可以不听取远在京城纸上谈兵的首长的指导命令。

原句为“途有所不经，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由，君命有所不受”。

将帅是君主使命的执行者，用兵打仗在外，战场上的情况复杂多变，因此君主根本不可能对战场形势得到及时有效的信息，因此孙武主张，将帅在外领兵作战，根据战况具体分析，对于君主的一些不合乎战术要求的命令可以不听从。

历史上也有军令如山之说，战场上违抗军令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即使现在军令也是非常严格的，上级下达命令，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

战役总指挥官有自己的战略构想和目的，这个大方向是不能动摇的，下层将领必须无条件去执行。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上级指挥官无法预料的形势。我们知道，古代交通不便，传递情报必须用快马传递，来回一趟没有十天半月无法实现；而这十天半个月时间，战场态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

这个时候即使是皇帝的命令也可以不去执行，这是古代战争中的共识，所以这种情况下，赢得战争的胜利，一般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必定已经实现了总体目标，取得了战争胜利。

可是古代战争，将帅身边会派有皇帝的耳目，就是监军。这个监军如果和主帅意见一致，无话可说。但是也有一些监军出于个人目的，把主帅没有执行命令的情况添枝加叶，向上汇报。如果遇到贤明的君主，不会去计较这些情况，只要胜利就是大功一件。如果皇帝昏庸就很难不对主帅进行惩罚。好的情况是功过抵消，不好的情况会对主帅进行惩罚。如历史上杨家将遇到的坏监军王侁就是这种情况。

1948年11月5日，徐州剿总会议命令黄百韬兵团掩护驻守海州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军西撤。第二天，他就赶往自己的司令部所在地新安镇，命令部队以最快的速度集结，准备向西撤退。

战机稍纵即逝，粟裕得知这一消息，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立即调动所有能动用的部队，从3个方面把黄百韬兵团与徐州隔开，同时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请求将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由原来的11月8日晚改为11月6日夜间。

下级建议上级修改总攻时间，这在解放战争中还是鲜有的。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的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攻击部署。复电的内容是这样的：“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取得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每三日报告一次！”

这是统帅部对一位前线指挥员莫大的信任。

比较起来，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开阔胸怀是分不开的。和蒋介石的心胸狭窄、任人唯亲，形成鲜明对比，所以胜利不是偶然的，这首先取决于统帅者的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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