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孔乙己》最后一句到底算不算病句？

《孔乙己》中最后一段说道"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当然不是病句。

什么是病句？按照官方标准定义，即1、语序不当的句子；2、搭配不当的句子；3、成分残缺或赘余的句子；4、结构混乱的句子；5、表意不明的句子；6、不合逻辑的句子；7、有歧义的句子；8、句式杂糅乱七八糟的句子；9、分类不正确、不恰当的句子；10、单面性对多面性（两面对一面或者一面对两面的句子；11、语意重复等句子。简单的说，就是语法上有问题的句子。

但问题在于，分析判断一句句子是否违反语法、是否属于病句，是要将其置于其所在文章的语境里的，不能凭空抽离文章——对“独孤”句子进行分析判断，没有意义，也不能说明什么。为什么？因为说到底，文章是为了写作者表达，即我想说什么？是想说一件事情？还是想说一个道理？或者为了抒情？或者只是为了记录什么？基于表达的动机不同，所以我们都知道文章被分成了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等等多种体裁，也即多种文章形式。

不同的文章体裁，相应所需的句式也是不同的——

自由诗的句子：

伸手做一个劈的姿势在弥漫的湿湿的雾气里依然沉重

抒情散文的句子：

所谓各人头上一片天，我的一片天，是无法成为你的一片天的。我的春天，也不能成为你的春天。

小说的句子：

房间里开始充满了火药味，倪彪嗓子都喊哑了，他喊一声擦一下光秃脑门上的汗水，身子便上下剧烈的震动一下，自己的大腿和陈生老婆的大腿便会大幅度的磨擦一下。他的叫喊和擦汗动作变得机械了，变得不受自己控制了，停不下来。

论说文的句子：

和好莱坞很多影视剧不同的是，星球大战里的正面人物的高层们总是教育他们的下属不可以有感情，而好莱坞很多影视剧都强调一个正常的人总是难免有感情的，会爱也会仇恨，会快乐也会痛苦，所以好莱坞影视剧往往批判那些独裁当权者毫无人性。为什么星球大战的编导会反好莱坞潮流？

学术论文的句子：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分析哲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分析主义反形而上学传统的第一位肇始者。其前期的哲学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对作为逻辑实证主义[1]中坚力量的维也纳学派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这个学派中的许多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把维特根斯坦视为他们的同路人，并把《逻辑哲学论》一书奉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宣言书和“圣经”。（摘自《哲学对形而上学的相关分析》）

公文之规则文句子：

海上救助有多种方式，主要有：

①强制救助。政府主管机关对遇难的船只、货物和人员强制实施的救助。多发生在主权国家的领海、内水或港口以及与该国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管辖水域内。1981年国际海事委员会第32届国际会议上，多数国家赞成在政府机关监督下完成救助工作的救助人，有权向受益的被救方要求有关公约规定的报酬。

——因为文章形式不同，相应所需的句式就不同，你不能用公文的句式去写抒情散文，那样的散文就毫无趣味了，比如茅盾先生的那篇著名的散文《白杨树礼赞》，我们截取最后一段文字来分析一下：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假如这段文字你换成公文句式来写，会变成什么味道？“白杨不是普通的树，它在西北到处种植。它生命力强，容易成活，不容易被折断。文人墨客都用它象征北方农民，认为它象征了北方农民很多精神。”公文句子当然不会说“我赞美白杨树”，也不会写什么“磨折不了、压迫不倒”这样的纯属主观想象的句子，于是整篇文字就变得索然无味、味同嚼蜡。

同样，反过来，一片说明文，比如关于“白杨”这种植物的说明文：“白杨，杨柳科(Salicaceae)杨属(Populus)植物的通称，原产北半球，其它杨属植物分布于较北较高处，以叶在微风中摇摆，树干非常直而闻名。因分蘗快，多生长成林，罕见单株者，甚有益于自然景观。树皮灰绿平滑，分枝自然；绿叶茂密，转为鲜黄；雌雄异株，春天葇荑花序先叶开放。”这样一段说明文文字，你如果用小说语句句式或者抒情散文语句句式去写，也会变得怪模怪样甚至语义不通，叫人看的一头雾水：“白杨啊，统称杨柳科杨属的魅力植物，原在北半球上傲然挺立；还有各种美丽的杨属植物分居于北边高处，以其枝叶在微风中姿态优雅、微微摇晃以及傲然挺直的枝干而名动天下……”这样的一段带有煽情的更多写作者主观想象色彩的文字，是会叫人看得莫名其妙的，也许能叫读者头脑里更容易想象出白杨树的外观姿态，却难以叫读者弄清楚这种树到底什么属性、有什么植物特性。

相应的句式句子，必须置于相应的文章体裁里、置于具体文章中，看其是否融洽、是否与文章语境中的逻辑前后衔接而不违背，这才有意义。

现在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鲁迅那篇著名的小说《孔乙己》：小说开始先介绍了一下鲁镇酒店的格局、形势、各种喝酒主顾的情况，作为对下面介绍咸亨酒店的一种铺垫。然后再描写了一下“我”和咸亨酒店的关系，作为引出小说主人公孔乙己的铺垫。在这些铺垫性质的描写文字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然后在描写、刻画孔乙己时，有这样的句子和文字：“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经常阅读现当代小说读者，是否从鲁迅这些文字句子中咀嚼出一些特别的味道？想一想这篇小说写作于1918年，那时候中国刚刚掀起白话文运动才一年而已，要知道在这之前人们写作小说是这样的文字句子：

《儒林外史》开头文字句子：“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正存想间，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挑了一担食盒来，手里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来到柳树下，将毡铺了，食盒打开。”、“那日天气寒冷，多走了几里路，投不着宿头，只得走小路，到一个人家去借宿。那人家住着一间草房，里面点着一盏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家站在门首。”

而到了鲁迅等小说之后的三、四十年代，看看张爱玲的小说句子是什么样的：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上的故事是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搬演的，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鼻，唱了、笑了，袖子挡住了嘴……然而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

张爱玲的这个著名中篇小说《倾城之恋》初载1943年9月、10月，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人们写小说的句子已经和鲁迅早期写作小说时的句子味道大大不同了。我们再来看看茅盾的大作《子夜》（1933年）的句子：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

而五十年后莫言在小说里写下了怎样的句子？

“司马亭在当街上大大咧咧地撒了一泡尿，对着远去的马车吼了一嗓子，然后，抱着鸟枪，爬上街边的瞭望塔。塔高三丈，用了九十九根粗大圆木搭成。塔顶是个小小的平台，台上插着一面红旗。清晨无风，湿漉漉的旗帜垂头丧气。”

我们再回到鲁迅《孔乙己》小说来：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

无论你个人如何评价鲁迅的小说语言句式，有几点我们应该注意到：1、鲁迅文章的句式和遣词造句，受到晚晴小说文字句式的影响很多，起码要远远多于张爱玲、茅盾等人，“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这样的句式，其味道是更与“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这样的句式接近的。所以，“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样的句子，主要还是因为鲁迅虽然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主将之一，却终究无法完全摆脱晚清时期的小说文字句式的影响，所谓时代的影响，无论你多么伟大，终究不可能彻底的完全的褪尽。

最后我们再谈《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文本问题。

很显然，这篇小说鲁迅其实是对自己过去经历的一个回忆，鲁迅出生于1881年，小说中说“我”是在十二岁开始在咸亨酒店里做起，而小说创作于1919年，那时候鲁迅已经38岁了，那等于是在回忆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这句话就等于说明了“我”在回忆老早发生过的事情。莫言在小说《红高粱》开始文字是这样的“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本质上，这两种句式是一样的，都只是表明了小说将开始“回忆过去”。回忆过去，终究是不可能很确定的、很精准的，时间地点以及具体事情的细节等，都可能以一种“稀里糊涂”的句式呈现，全篇小说的味道也可能会以这种“稀里糊涂”的朦胧方式呈现。很多写作者都喜欢写作这样的“回忆式”小说，并且他们就为了追求这种“稀里糊涂”的文字氛围。

既然是回忆过去的，当然是不确定的，无法精准的，鲁迅在《孔乙己》一文中这样的不确定、不精准的句子不少：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

“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

“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

“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

“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

所以最后出现一句“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实在是非常的与全文句子风格融洽，何况小说本来就是作者在回忆过去，他可能确实不能确定孔乙己这个人是否真的死了，但可能一直都听家乡人的提到，那么作者心里自然是认为大概率孔乙己是死了，但对于“我”来说，终究不是亲眼所见孔乙己死了，概率再大，提到了也只能说“大约”，但一直没有见到，除了死了，还能有什么解释呢？所以也蛮确定的，即“的确”。

从整个小说的语境、味道、以及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字句式特色来说，这样的结尾句子，其实是一种回忆式小说所特有意味的句式，干脆利落的一句话收尾了，并没有太多的啰嗦句子，但又给人留有余味咀嚼的感觉，让读者不妨自个儿去脑补，孔乙己是否真的死了？

不用怀疑，这就是病句。

鲁迅另一个著名的“病句”是散文集《野草》的《秋夜》第一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很多人也看这句不顺眼。

但平心而论，这和《孔乙己》最后一句的情况不同。“两株枣树”是一种特殊的修辞，也确实达到了特殊的效果。在句子本身来说，虽然这种表达方式很少见，没见人用过，但在语法上是没有毛病的。

但是“大约的确”就不同了。“大约”和“的确”，两个词的意思是不相容的，二者只能选一个，逻辑不自洽，这不是修辞能说得过去的。

所以这肯定是病句。

但这事还得这么看。要肯定的是，鲁迅不是故意搞怪。他写作的年代是白话文正在形成的年代，作为一种刚刚诞生的新生事物，很多规范都尚未确立，“大约”和“的确”的用法也许还在摸索之中。所以他这么用，没什么可指摘的。

另外，鲁迅作为一个文字的探索者，也在不断地实验词语之间的搭配和使用。他的文字本来就以奇崛著称，各种看似不合情理（很可能事实上就是不合情理）的用法都可能出现。

可是，那又怎么样？那是我们给予作家和诗人的特权。如果作家和诗人只能循规蹈矩，按照语法书来安放每个字与词，那文学还能进步吗？不可能。他们的使命，就是探索词语的意义，探索使用它们的可能性，代替我们去语词的密林中披荆斩棘，趟出一条从来没人走过的路，让后人能够沿着他们的足迹，深入其中，看到更壮丽的风景。

从这个意义来说，《秋夜》的那句话写得好，《孔乙己》的这句话写得也好。

能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想必也是一位对文字认真的人，或许他已经毕业多年了，但是对初中课本上的这一句话仍然是耿耿于怀，难以认可。这种精神还是很可贵的。

偏偏鲁迅也是一位对文字特别认真的人，他所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有前因后果的，都是有支撑的。绝不像现在的某些大神，信口说，信手写，即便是获得世界大奖的，与鲁迅比起来，也顶多够给鲁迅提提鞋的水平。

我们言归正传，回到《孔乙己》中的最后一句“他大概的确已经死了”，这里面“大概”表示不确定，“的确”表示确定，两个相连的状语所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反，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你说清楚点好不好？

实际上，按照当时小伙计的主观判断，这孔乙己确确实实的是死了。他有一系列依据：自从中秋过后孔乙己现金付账喝了那碗酒后，一直到年关没有出现，第二年端午没有出现，中秋还没有出现，又一个年关还没有出现。对这种嗜酒如命的人来说，只要有几文钱，他一定会来酒店的，这么长时间不来，或者是没有弄到几文钱，或者是死了。小伙计从最后一次所见的孔乙己的那个样子来看，孔乙己的身体状况已经极差，又没有经济来源，当时也没有政府的救助，死亡是必然的归宿。

由此来看，死亡是的的确确的了，但是，这只是小伙计的主观判断，他没有客观的依据来证明，一点线索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用这句看似病句的表述表述这个判断，才真正符合小伙计对孔乙己的判断：他大概的确已经死了。

如果改为“他的确已经死了”或者“他大概已经死了”，前者，太过主观，后者，前面的一大堆铺垫就没有了作用，也不符合小伙计当时非常肯定的判断结果了。

综上所述，鲁迅的这句话没有毛病，就不必怀疑了。

一、

鲁迅的这种写法，在你很熟悉的鲁迅文章中还有：

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耸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阿Q正传》）

你会觉得，「似乎」与「确凿」，这不矛盾了吗，这不病句吗？不错，语文课学语法时确实是这样教的，可你的语文课竟然不教「修辞」的么？

人们认为鲁迅的这种写法是病句，依据在于基本的语法规则，这种规则是一种纯形式的。任何与这种形式相悖的，都认为是病句。然而「修辞」很多时候本身就是以背离这种语法形式为前提的。

北京是一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

故乡陌生又熟悉。

「古老」与「年轻」，不矛盾么，是病句么？「陌生」与「熟悉」，不矛盾么？是病句么？

你当然会说，你理解为什么北京既「古老」又「年轻」，你也能理解故乡为什么既「陌生」又「熟悉」。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达体现的是一种矛盾的真实，所描述的对象，确实兼具这种矛盾的特性，所以这并不能算是病句。

所以，单纯用一种语法形式来判定是不是病句，显然是不合理的，它还应该考虑到「修辞」的情况。

如果你能理解「故乡陌生又熟悉」这样的表达不是病句，自然也应该理解「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也不是病句。

孔乙己只要有一口气在，总会到咸亨酒店喝上一口的。而到了年关，到了第二年端午，到了中秋，再到年关，孔乙己在没有去过。

并且，孔乙己最后一次去喝酒时腿已经被打断了，无亲无故，无依无靠，年事已高，又无谋生手段，且社会冷漠无情。孔乙己除死之外，不会有其他可能了。

根据当时孔乙己的情况以及孔乙己一直没来喝酒，据此可以得到一个较为肯定的推论：孔乙己确实死了。可这一切再怎么合理肯定，都是推测，所以说「大约」。

这里还会有一个疑问，你可以只说「大约」啊。「孔乙己大约是死了」，这也行啊。为什么非要加个「的确」呢。

这其中有一个从「可能」到「的确」的过程。从孔乙己离开咸亨酒店，很久没见，到年关，到第二年端午，到中秋，再到年关，再到现在。一直没见孔乙己。到年关没见时，会觉得：孔乙己可能死了。到第二年端午，会觉得，孔乙己可能死了。到中秋，会觉得，孔乙己可能死了。一开始觉得孔乙己「可能死了」，而到第二年的年关，再到现在，孔乙己终于一直没有出现。感觉就会从之前的「可能死了」，变成「可能的确死了」，加了一层肯定。这一层肯定，是在时间的累积中不断加强而形成的。所以最后一句不能只写「孔乙己大约是死了」，而要写「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更准确，更有力。

并且在这过程中，透露出一种幽微的，隐含的期待，而终于期待破灭。最开始没见孔乙己，觉得「可能死了」，其实内心还是希望孔乙己出现一下子，以证明其没死。到最后「大约的确」死了，则这种隐含的期待也没了。

就好比说丈夫上战场没回来，妻子就会知道丈夫可能死了。但还是有期待和希望的。可是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这种希望没有了。妻子就会觉得丈夫「可能的确是死了」。

由现象得出确定的推论，故云「的确」。这一切确实的推论无法亲自验证，故曰「大约」。「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种表述是很正常的，并且是很常见的。

比如，有个人对你朋友百般好，各种好，种种迹象都表示这个人很爱你的朋友。你朋友问你，你会说「他可能确实是爱你的」。根据他的表现，故云「确实」，这是强调其表现足够「确实」。可这毕竟是现象的推测，无法百分百保证，更幽微细致处的感受也无法确知，故云「可能」。这种类似的表述在日常生活中应该也是不少见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似乎」皆因是回忆，无法亲身验证。「确凿」则表明这回忆是可靠的。比如：当时似乎确实是四点钟。

《阿Q正传》中「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这种当场的感知照理说是不必用「似乎确凿」这种写法的。因为当场就可验证。但这种当场的感知却还要用这种模糊的语义，正说明阿Q无法确切的感知验证到底打没打到。说明其被打是惯常之事，以至于身体感知都麻木了。到底打没打到都不确定了。

二、

这种类似的包含矛盾的表述，是非常常见的表述方式。公开的的秘密，真实的谎言，平凡的伟大，虚伪的真诚。这不能简单的判为病句，上已详述。这种类似的看上去违反语法逻辑而实际上是一种正常的表达方式的，还有很多。

比如，像不多不少，似笑非笑，不快不慢，这之类的词。这种语言形式有似甲非甲，非甲非乙，亦甲亦乙，可甲可乙等，其中甲和乙表示两个矛盾的词义。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表述是模糊的，甚至是矛盾的。「似笑非笑」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到底是笑还是没笑。「不快不慢」是个什么速度，到底是快还是慢。「花非花，雾非雾」，那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在文学的语言中，这种模糊不清的，非此非彼的废话也好，病句也罢的表达方式，恰恰是表达最精确的内容的。用最模糊的语言形式，表达最精确的内容。

《红楼梦》中写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什么叫「似蹙非蹙」，什么叫「似喜非喜」。这个表达是模糊的，我们也无法得出一个确切的信息。可为什么说这种模糊的语言表达的是精确的内容呢？

《登徒子好色赋》云：「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种适中完美，无法通过确定的词语来界定。只好用不长不短，似喜非喜这种表达，来表述其适度之完美。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长短完美的那个状态，就叫不长不短。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快慢最完美的那个速度，就叫不快不慢。

还有一种常见的方式，「A是A」。就像鸟是鸟，树是树，河流是河流。平常谁这么说话，那简直神经病。可在某些特定的场景，这却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技巧。

鲁迅先生《战士与苍蝇》：「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这就是「A是A」的表述方式。战士是战士，苍蝇是苍蝇。可谁都不能说这句话的表述是神经病。

这种表述日常也很常见：

不管怎么说，事实总是事实。

胖是胖，但是漂亮。

再比如鲁迅先生《祝福》：「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都是此类。

「两株枣树」参见这个问题下我的回答：（「“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句话妙在哪里？」https://www.wukong.com/question/6499267018414358798/）

《孔乙己》的最后一句是：“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如果以现在的语法规则来评判《孔乙己》的最后一句话，确实不符合语法规范；因为“大约”表明了不确定性，后面又用“的确”予以肯定，不合乎逻辑，前后矛盾！的确是一个病句。

但回到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再结合全文语境，我们发现这个“病句”却闪现了璀璨的思想光芒，鲁迅创作《孔乙己》，饱含了“哀其不幸”的同情，“怒其不争”的愤懑；以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凶残的吃人本质。

这里的“大约”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与上文中“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中的“大约”遥相呼应；表示一个鲜活生命的存亡状态，整个社会上的人，包括“我”都漠不关心，此时无声胜有声。谴责了当时社会人性的冷酷与无情，特用用了模糊的词。

而“的确”，说明本该出现在咸亨酒店里的人，一年多了仍没出现是事实；依孔乙己被封建统治阶级毒害的程度，和他迂腐穷酸而又麻木不仁的个性，死是唯一的结果。控诉了封建社会地主统治阶级草芥人命的事实，用了肯定的词。

大师就是大师！如果平淡无奇地娓娓道来，肯定引发不了读者的共鸣。而故意用“大约”和“的确”来阐述，就是明确告诉读者，孔乙己在当时的社会只有死路一条。这样能发人深思，催人警醒。我为作者精致的文笔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