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文以载道”研究

　　“文以载道”与文学创作的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原则是一致的，是一个有价值的传统命题。重新研究与评价它，对于进一步坚定中国文化自信、发扬中华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从“否定”到“正名”

　　在近百年的中国现代文论史上，关于“文以载道”的研究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一个曲折过程。“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批判“文以载道”启幕，就其积极意义而言，是为突破传统文化束缚所必然进行的一场文化反思。但其消极影响也明显，由于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文以载道”，导致了不能正确认识它的积极价值。一些人片面认定“文以载道”尊崇封建统治，主张功利性而反对审美性，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其实不然。“文以载道”观反对思想内容单薄、艺术风格平庸的创作倾向，主张创造出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平实又伟大的文学作品，这恰恰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极大促进。“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之一，说它是中国文学精神的硬核也不为过。

　　近十几年以来，学界开始摆脱简单否定思维，为“文以载道”正名，揭示它的丰富内涵，分析它的贡献，研究它的理论前景。近年来的研究展示了“文以载道”的理论新面貌。

　　“文以载道”具有什么样的内涵？过去的研究大多围绕“文”与“道”两项要素进行，揭示它包含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看不到作家身影。新的研究转向“文”“载”“道”三项要素进行，揭示它的完整性，并且用道的本体性、载的主体性与文的审美性来定性三项要素的各自特征，看到这个命题深刻概括了创作的三个基本面，不再怀疑它忽略了作家主体的独特作用。其中，道的本体性表明，“文以载道”在表现社会生活、描写百姓利益之际，不仅具有介入当下生活的热情，而且具有本体的宏阔历史视野，保证文学创作以一种道的超越性来观察、表现与描写当下生活，从而高于当下生活。载的主体性表明，任何创作都是作家的主体创造，因而有多少个作家就有多少种载道的创作实践，绝不会导致创作的同质化、概念化。文的审美性表明，载道不是轻视文学的艺术性，离开了“能文”就没有建构“文以载道”命题的可能性，文的审美性是载道的基础，而载道是文的审美性的当然内涵。有的学者还阐释“载”的语义，揭示“载”具有“生长”义，出现了“文以穿道”“文以生道”等新说法。

　　随着对“文以载道”的正名，学界也将其视作一种正当的批评原则，运用在研究“归来文学”、当代散文创作、民歌民谣、网络文学等现象上。可见，古今的文学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由古及今或由今及古更能深入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成就。

　　“言志”“载道”与中国文学的内在关联

　　在较长的时间内，有人认为，“载道”“言志”是对立的，“言志”才能创造出优秀作品，而“载道”不能。学界反思了这一问题，多数学者强调二者是融通的。如果肯定孔子是“文以载道”思想的奠基者，那么孔子常说的“志于道”与“任重而道远”，正是将“载道”与“言志”相关联的重要证据。至于“言志”与“载道”在创作中到底是如何有机统一的，有的学者指出，就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看，作家用作品抨击“苛政猛于虎”是载道。这表明，载道需要言志作为内在的诉求，言志需要载道作为外在的展开。载道必然言志，言志必然载道。传统的“文以载道”主张作家以真性情来载道，这赋予创作个体情感的特性，往往将道的内涵推至天地，也将情的内涵推至天地，强调创作上的诚实、情真、亲历，这时候，道与情合，载道可达至道与情、情与真、真与文的终极统一。

　　过去研究中的一个较大矛盾是，一边批判“文以载道”，一边肯定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成就，好像“文以载道”与中国古代文学成就毫不相干，造成了理论判断与实践判断的不一致。当下学者意识到，问题出在忽略了“文以载道”与中国文学伟大性的内在关联。“文以载道”强调作品必须蕴含思想意识，即使这种思想意识来自孔孟之道，它不仅不会有损创作，反而会提高创作质量。“文以载道”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文学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学的繁荣与特色正是力证。以杜甫为例，他传承孔孟之道，主张仁政爱民，强调坚韧不拔，实践兴观群怨，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正是中国文学精神的完美典范。从把韩（愈）文列为“文以载道”的典范到把杜（甫）诗也列为同样的典范看，中国诗文若离开“文以载道”就没有了自己的精神面貌。在中国古代，伟大的作家都受到了“文以载道”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文以载道”就是主张“文学是人学”，这个看法有一定合理性，前者可包括后者，但比后者更深广。有的学者认为，“文以载道”体现了思想鲜明、情感淳厚、内蕴深切、古朴无华的审美风格特征，这也是很有道理的。（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