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第一亲人”百年浮沉

一封薄薄的信件，连接了天涯羁旅的海外游子和故土亲朋。一个多世纪以来，侨批以它独特的魅力，推动和促进了潮汕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

“批一封，银二元”。
　　下“南洋”谋生的人顺利抵达后，还未赚钱，就先写几句话和两元钱一起寄回老家报平安。“批”在闽南语中指信件，潮汕地区多华侨，最原始的华侨与故乡交往就是通过一艘番船传递信件与资金。清朝时期，国家金融及邮局体系尚未建立，通讯手段又极其匮乏，侨批承担了跨国金融与国际邮传的职能。据说，这也是邮局的雏形。

广东揭阳的魏启峰批局成立于清朝末年，历经清朝、民国及新中国三个时代，它的兴衰见证着潮汕人文社会的变迁，也见证着国际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

　　诚信经营得贵人相助
　　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在揭阳梅兜村的40岁夏布小商贩魏福罗在一次交易中结识了同岁的澄海人黄松亭，他与魏氏家族的一生就此改变。
　　黄松亭是汕头森峰批馆老板，兼营布匹生意，魏福罗就是其供货商之一。一次给黄松亭送来夏布后，魏福罗发现黄松亭多给了50银元。第二次送货时，魏福罗执意要把这笔钱还给黄松亭，因此得到黄松亭的赏识。

　　随着森峰批馆业务的快速扩张，黄松亭亟需在离汕头不远的揭阳开设分批点。侨批是与钱打交道的行当，诚信老实的魏福罗成为黄松亭认定的最合适人选。两人的合作水到渠成。魏福罗协助黄松亭的批馆在揭阳开展分批业务，而黄松亭则收购魏福罗的夏布，解决他的销路。
　　光绪5年（1879年），魏福罗和黄松亭合资成立揭阳森峰启记，全权代理森锋批馆的揭阳业务，魏福罗出任掌柜。这就是魏启峰批局的前身。15年后，60岁的魏福罗退居二线，其34岁的儿子魏履巧出任批局司理。
　　魏履巧上任不久，黄松亭便出让部分股权以馈谢魏氏父子的苦功，森峰启记易名为启峰森记，随后黄又以“吾年事已高， 力不从心”为由转让全部股份。至此，启峰森记转为魏家的独资经营。

　　1909年，启峰森记正式把招牌变为后来鼎鼎大名的魏启峰批局，3年后，魏履巧的三儿子魏启和接任。魏启和是魏家第三代传人，魏家后人尊称他为“三老叔”。在他的带领下，魏启峰批局在海外成立了收批点，并建立了外币汇兑的渠道，批局的发展达到顶峰。
　　在这个时期，魏启峰批局发行了独一无二的三联银单，收款人凭单随到随兑，大大简化了以前分批人每次带着几大麻袋的批信与汇款下乡的流程，也提高了安全性。由于魏启峰批局的信誉保证，银单可以在市面上流通，代替等值货币，这减少了进出口贸易币种汇兑的麻烦，也使魏启峰批局部分承担了银行的角色。
　　对于广东农村而言，“起厝”（编注：盖房子）最能彰显家族实力。1936年，魏启和在梅兜村兴建了数百平方米的家宅大院“四维里”，“四维”即是繁体的“罗”字，以此瞻仰先人魏福罗。魏家也进入黄金时期，成为揭阳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家族。

　　抗战前后的“第一亲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抗战前期，汕头、潮州先后沦陷，侨批的海上汇路也被日本阻断。魏启峰批局只能在陆路上不断寻找突破日本封锁线的办法。
　　1939年前后，批局在香港创立启峰三益批局及榕记号，把香港作为东南亚到潮汕地区的中转站，但这个汇路很快随着香港沦陷而夭折。
　　1942年，魏启峰批局摸索出抗战时期极为重要的一条汇路——东兴汇路，这条汇路经由安南到广西东兴镇，通过中国银行汇往广东省兴宁县（东、兴两地均为国统区），再辗转丰顺、汤坑、玉湖一线往揭阳榕城寄送侨批。

　　据统计，当时经东兴汇路汇往潮汕地区的侨汇，每月在越币1000万以上，其中70%以上由魏启峰批局负责。这条汇路坚持了近两年时间，广西南宁沦陷后被迫中断。
　　潮汕地区有40%?50%的人口依靠华侨汇款生存，侨批中断就相当于给侨眷断粮。当时，构成侨批的目录、信件以及汇款三部分是分开寄的，其中汇款最难突破封锁，因此会比目录与信件晚到，短则数天，长则一个多月。一般情况下，批局在收到汇款后才会将三者一并交给收批人。为解侨眷的燃眉之急，魏启和毅然决定只要目录一到，批局就先行垫付汇款给收批人，这也让魏启和批局建立了威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得到消息后，魏启峰批局的林干臣立即启程，徒步12天赶赴香港，然后乘盟军飞机抵达暹罗（泰国的旧称），海外华侨也因此拿到了宝贵的家书和回批。由于林干臣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来自潮汕故乡的亲人，他与魏启峰批局也被称为“潮汕第一亲人”。

　　“潮汕第一亲人”的美名很快传开，魏启峰批局也打响了金字招牌。抗战结束后的前三年，魏启峰批局的侨汇年总额占全潮汕地区50%，被誉为“潮汕第二邮局”。分批人员也扩充到了近70个，占全潮汕地区分批人10%以上。
　　据当时承担分批工作的魏茂森介绍，当时的外部局势开始稳定，侨批开始走邮局的官方渠道，而不是以前的番船。抗战结束后魏启和所购置的游艇“玉中号”仅使用一次后就闲置了。

　　那么当邮局健全之后，批局是否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呢？
　　起码在当时，邮局的汇路通畅反而促进了批局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批局的“批脚”所从事的多是下乡进村的体力活，这些地方邮局基本没有网点；而更重要的是，东南亚各国在日本侵略后，经济萧条，采取禁汇、限汇等政策阻止资金外流，华侨想给家里寄钱，只能通过“黑批”。
　　举例说来，泰国华侨想给家里人寄钱，在泰国邮局很难寄出，只能交给当地批局。批局先购买等额的土特产，将其销往新加坡，再由新加坡批局以货款的形式将款项汇往华侨家乡的批局。
　　汇信通常采用比较隐晦的表述。如果侨眷需要盖房子，就在信中写“家里起厝，需要10张大照片”。这是句“黑话”，一张大照片是1000元，一张小照片是100元，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创新却给批局带来了“第二春”。“黑批”在当时占据了批汇的90%左右，并一直持续到解放后。

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开始崩溃，一直通用的汇款币种国币开始快速贬值，早上值100斤大米的国币下午可能就1斤都买不到了。1948年底国民党发行新币种金圆券，但依然无法阻止通货膨胀的速度，最后甚至出现币值5000万一张的金圆券。币值的不稳使侨批陷入了困顿，这种困顿直到魏启峰批局采用港币寄批才得以解决。但经此打击，侨批业务开始走向下坡路。此时的三老叔魏启和也逐步退居二线。
　　三老叔的离开，似乎也带走了侨批的最后一个好时代。
　　“茶淡了就倒掉”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给批局带来一次业务的突增。“当时地主家庭给农民退租退押，大量的资金只能求助海外华侨。”魏茂森说。
　　这次突增却有“回光返照”的感觉。一方面，解放后，批局受人民银行主管，手续费锐减，1万元以上的大额汇款手续费仅为1%-2%左右；另一方面，魏启峰家族也被定义成“地主家庭”，受到了许多人身攻击，魏家后人开始有些意履蹒跚，逐步移民到香港或国外。

　　1957年，侨批开始转成公私合营。魏启峰批局与其他两个大批局合并为侨批业联合办事处，魏基强出任主任。虽然三个批局的具体业务仍分开进行，但财务上统一管理，此时的侨批与一般汇款已基本无异。
　　1970年，办事处并入中国银行。办事处人员成为了银行的员工，每月领几十元薪水。魏启峰批局的员工前期还在批局里办公，后来也迁往银行，而批局的原办公楼则成为了银行员工宿舍。据魏茂森回忆，在并入银行后，他还是依然做上门分批的工作，直到1985年左右，邮储系统初见完善，华侨的汇款转为侨眷银行账户上的外汇存款。

十年文革浩劫，魏家再次受到牵连。由于“资本主义分子”的身份，魏基强被清出银行，下放到农村。而魏茂青之子魏基松因认识主管银行系统的财务办公室负责人蔡九龙才幸免于难。
　　魏基强最落魄的时候一直在村里卖火墟料，每月靠十几元收入拮据度日，直到文革末期平反潮才得以重返银行。后来，他出任揭阳县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算是对曾经的“潮汕第一亲人”工作的肯定。
　　从1879年森峰启记的建立到1970年并入中国银行，魏启峰批局走了100年的历史。据汕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学者估算，按每周一个航次2000银元来说，100年下来就是750万两，资金规模超过了《天津条约》清廷600万两的赔款。

在20世纪40年代加入魏启峰批局的员工，如今只有86岁的魏茂森和另一个员工在世，经历过红极一时的侨批事业的人业已不多。对于批局百年浮沉，魏茂森显得很坦然。“魏茂青在世的时候，曾经跟他说过侨批的未来，他认为只要有华侨就会有侨批。我反而觉得，侨批的发展是因为当时的汇路不同，国家金融体系不完善，而这些是迟早会有的，”魏茂森沏了一壶茶又说，“侨批就像这喝茶一样，久了就会淡，就该倒掉。”

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曾指出，潮汕侨批可与中国历史文化五大发现之一的徽州契约媲美。侨批原本数量很多，但散落民间，如今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中的大部分被销毁或因保存不当而破损，这份时间的礼物也因此变得更为稀有、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