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面临“青黄不接”？2.8亿流动人口年近42岁，“返乡潮”来了

不知不觉，人口结构迎来了巨大变化。

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披露了一个数字：全国2.8亿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又有所提高，2020年达到了41.4岁，比上年提高0.6岁。

要知道，在2008年，农民工平均年龄才34岁，12年的时间里，平均年龄已经提升了近8岁。

报告里还有一份数据，4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比49.4%，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26.4%，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占比继续提高。

而16~30岁年龄段占比达到了31.9%，短短4年时间里，16-30岁外出打工的群体，直接下降近10个百分点，年轻人还愿意做农民工的越来越少了。

年轻人进工厂、去工地、做工人越来越少，当然有时代发展的因素，比如外卖、快递等服务业吸纳了大量年轻劳动力。

但是，有句话叫“有因必有果”，之所以年轻人能硬气地跟工厂“说拜拜”，跟“婴儿潮”的消失有很大的关系。

截止目前，我们共经历了两波“婴儿潮”，第一波在1962-1973年，平均每年新出生2700万婴儿；第二波在1982-1992年，尤其1987年，创下了近40年人口出生的最高峰2508万。

但进入90年代以后，第3波“婴儿潮”并没有出现，1991年出生人口降至2250万人，1992年降至2112.6万人，1994年跌破2100万大关，到1998年跌破2000万。

90年代新生儿减少，这一代人长大后，年轻劳动力必然也会随之减少，曾经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也在慢慢变老，算算时间，正是现在这个阶段，

当外出流动人口年龄变老，楼市就会面临“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

过去10年，楼市规模能扩张到年销售17亿平米，市值超300万亿的秘密，就是这2.8亿年轻的劳动力外出流动，是这个群体拉开了城镇化大幕，一茬接一茬的年轻人在城市里落户安家，才会源源不断的催生出来婚房、学区房、改善房的需求。

但随着流动人口年龄渐长，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四二一”的结构，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也就是说，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两口子要同时抚养四个老人，一个小孩，如果没人看孩子的话，夫妻双方只有一个人工作养家。

上面要养四个老人，下面还要养儿育女，买了房之后，既要背负沉重的房贷，还有持续不断的家庭开销，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自然会被透支。

年龄大了，又没能力在城市里安家该怎么办？

返乡，是绝大部分人的选择。

拿三大城市群来说，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2076万人，比上年减少132万人，下降6%。

在长三角就业的农民工5179万人，比上年减少212万人，下降3.9%。

在珠三角就业的农民工4223万人，比上年减少195万人，下降4.4%。

这场劳动力人口迁徙，正在从东部朝西部“逆向”流动。

在2020年，中部地区就业农民工6227万人，比上年增加4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占农民工总量的21.8%。

在西部地区就业农民工6279万人，比上年增加106万人，增长1.7%，占农民工总量的22.0%。

回到中西部的农民工规模，已经占据全国流动人口的近一半，年岁渐长，在大城市里日益缺乏竞争力，回乡就近就业，既是有点无奈的逃离，也不失为一种务实的选择。

对房地产市场来说，2.8人的“返乡潮”，预示了房价大分化时代将会加剧。

举个例子，杭州、深圳、广州、宁波、佛山这几个城市人口年均增量达到了30万以上，而当地的大龄农民工却持续减少。

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珠三角、长三角这些高度发达的城市群，正在迎来人口的“腾笼换鸟”。

年老的农民工离开，年轻的大学生一波接一波到来，沿海大城市越来越“年轻化”。

前几天中泰宏观李迅雷发了篇报告，其中讲到了“人口红利”的本质是什么。

他认为：“人口红利”的本质是“人口借贷”。

也就是说，人力在18岁之前，是一种需要被不断投资的社会资源（即“人口转型的第I阶段”）。

从18岁到大约65岁，则是能够产生丰厚的社会收益的优质资产（即“人口转型的第II阶段”）。

但到了64岁后，人口红利将因为老化不可避免地变成人口负担——此时的人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社会效益，反而需要长期不断的社会扶助（对应“人口转型的第III-IV阶段”）。

这种属性决定了：人口红利的量级越大，其所延伸的人口借贷——即65岁后的人口负担也将越大。

同样的道理，当2.8亿人迈入中老年，那些能抢到年轻人的城市才能笑到最后，而这些城市终究是有限的几个，十根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

房改以来20多年，房地产享受到了无与伦比的“人口红利”，庞大的青壮年群体安家买房，商品房需求呈现井喷态势。

以前享受到的红利有多丰厚，未来流动人口年龄变大的“负担”就有多重。

楼市，终究逃不过经济和人口规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