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生的四种境界

文/冯友兰

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的意义，亦有不同。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的某种不同的意义，即构成人所有的某种境界。

佛家说，每人各有其自己的世界。在表面上，似乎是诸人共有一世界;实际上，各人的世界，是各人的世界。"如众灯明，各遍似一。"一室中有众灯，各有其所发出的光。本来是多光，不过因其各遍于室中，所以似乎只有一光了。说各人各有其世界，是根据于佛家的形上学说的。但说在一公共的世界中，各人各有其境界，则不必根据于佛家的形上学。照我们的说法，就存在说，有一公共的世界。但因人对之有不同的觉解，所以此公共的世界，对于各个人亦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在此公共的世界中，各个人各有一不同的境界。

例如有二人游一名山，其一是地质学家，他在此山中，看见些地质的构造等。其一是历史学家，他在此山中，看见些历史的遗迹等。因此，同是一山，而对于二人的意义不同。有许多事物，有些人视同瑰宝，有些人视同粪土。有些人求之不得，有些人，虽有人送他，他亦不要。这正因为这些事物，对于他们的意义不同。事物虽同是此事物，但其对于各人的意义，则可有不同。

世界是同此世界，人生是同样的人生，但其对于各个人的意义，则可有不同。我们的这种说法，是介乎上所说的佛家的说法与常识之间。佛家以为在各个人中，无公共的世界。常识则以为各个人都在一公共的世界中，其所见的世界，及其间的事物，对于各个人的意义，亦都是相同的。照我们的说法，人所见的世界及其间的事物，虽是公共的，但它们对于各个人的意义，则不必是相同的。我们可以说，就存在说，各个人所见的世界及其间的事物，是公共的，但就意义说，则随各个人的觉解的程度的不同，而世界及其间的事物，对于各人的意义，亦不相同。我们可以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我们不能说，这些意义的不同，纯是由于人之知识的主观成分。一个地质学家所看见的，某山中的地质的构造，本来都在那里。一个历史学家所看见的，某山中的历史的遗迹，亦本来都在那里。因见这些遗迹，而此历史家觉有"数千年往事，涌上心头"。这些往事，亦本来都在那里。这些都与所谓主观无涉，不过人有知与不知，见与不见耳。庄子说∶"岂惟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就其知不知，见不见说，就其知见时所有的心理状态说，上所说诸意义的不同，固亦有主观的成分。但这一点的主观的成分，是任何知识所都必需有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上文所说意义的不同，特别是主观的。由此，我们说，我们所谓境界，固亦有主观的成分，然亦并非完全是主观的。

各人有各人的境界，严格地说，没有两个人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体，每个人的境界，都是一个个体境界。没有两个个体，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亦没有两个人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但我们可以忽其小异，而取其大同。就大同方面看，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为四种∶ 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此四种境界，以下各有专章详论，本章先略述其特征，以资比较。

自然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的。此所谓顺才，其意义即是普通所谓率性。我们于上章说，我们称逻辑上的性为性，称生物学上的性为才。普通所谓率性之性，正是说，人的生物学上的性。所以我们不说率性，而说顺才。所谓顺习之习，可以是一个人的个人习惯，亦可以是一社会的习俗。在此境界中的人，顺才而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亦或顺习而行，"照例行事"。无论其是顺才而行或顺习而行，他对于其所行的事的性质，并没有清楚的了解。此即是说，他所行的事，对于他没有清楚的意义。就此方面说，他的境界，似乎是一个浑沌。但他亦非对于任何事都无了解，亦非任何事对于他都没有清楚的意义。所以他的境界，亦只似乎是一个浑沌。例如古诗写古代人民的生活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识天工，安知帝力?"此数句诗，很能写出在自然境界中的人的心理状态。"帝之则"可以是天然界的法则，亦可以是社会中人的各种行为的法则。这些法则，这些人都遵奉之，但其遵奉都是顺才或顺习的。他不但不了解此法则，且亦不觉有此诸法则。因其不觉解，所以说是不识不知但他并非对于任何事皆无觉解。他凿井耕田，他了解凿井耕田是怎样一回事。于凿井耕田时，他亦自觉他是在凿井耕田。这就是他所以是人而高于别的动物之处。

严格地说，在此种境界中的人，不可以说是不识不知，只可以说是不著不察。孟子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朱子说∶"著者知之明，察者识之精。"不著不察，正是所谓没有清楚的了解。

有此种境界的人，并不限于在所谓原始社会中的人。即在现在最工业化的社会中，有此种境界的人，亦是很多的。他固然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但他却亦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有此种境界的人，亦不限于只能作价值甚低的事的人。在学问艺术方面，能创作的人，在道德事功方面，能作"惊天地，泣鬼神"的事的人，往往亦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莫知其然而然"。此等人的境界，亦是自然境界。

功利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所谓"为利"，是为他自己的利。凡动物的行为，都是为他自己的利的。不过大多数的动物的行为，虽是为他自己的利的，但都是出于本能的冲动，不是出于心灵的计划。自然境界中的人，虽亦有为自己的利的行为，但他对于"自己"及"利"，并无清楚的觉解，他不自觉他有如此的行为，亦不了解他何以有如此的行为。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对于"自己"及"利"，有清楚的觉解。他了解他的行为，是怎样一回事。他自觉他有如此的行为。他的行为，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发展他自己的事业，或是求增进他自己的荣誉。他于有此种种行为时，他了解这种行为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自觉他是有此种行为。

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虽可有万不同，但其最后的目的，总是为他自己的利。他不一定是如杨朱者流，只消极地为我，他可以积极奋斗，他甚至可牺牲他自己，但其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他自己的利。他的行为，事实上亦可是与他人亦有利，且可有大利的。如秦皇汉武所作的事业，有许多可以说是功在天下，利在万世。但他们所以作这些事业，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的。所以他们虽都是盖世英雄，但其境界是功利境界。

道德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义与利是相反亦是相成的。求自己的利的行为，是为利的行为;求社会的利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为。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他了解人之性是涵蕴有社会的。社会的制度及其间道德的政治的规律，就一方面看，大概都是对于个人加以制裁的。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大都以为社会与个人，是对立的。对于个人，社会是所谓"必要的恶"。人明知其是压迫个人的，但为保持其自己的生存，又不能不需要之。在道德境界中的人，知人必于所谓"全"中，始能依其性发展。社会与个人，并不是对立的。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的个人，是有些哲学家的虚构悬想。人不但须在社会中，始能存在，并且须在社会中，始得完全。社会是一个全，个人是全的一部分。部分离开了全，即不成其为部分。社会的制度及其间的道德的政治的规律，并不是压迫个人的。这些都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中，应有之义。人必在社会的制度及政治的道德的规律中，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得到发展。

在功利境界中，人的行为，都是以"占有"为目的。在道德境界中，人的行为，都是以"贡献"为目的。用旧日的话说，在功利境界中，人的行为的目的是"取"。在道德境界中，人的行为的目的是"与"。在功利境界中，人即于"与"时，其目的亦是在"取"。在道德境界中，人即于"取"时，其目的亦是在"与"。

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在此种境界中的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在此种境界中的人，有完全的高一层的觉解。此即是说，他已完全知性，因其已知天。他已知天，所以他知人不但是社会的全的一部分，而并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不但对于社会，人应有贡献;即对于宇宙，人亦应有贡献。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人的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干系，而且与宇宙有干系。他觉解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上寿不过百年，而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

用庄子等道家的话，此所谓道德境界，应称为仁义境界。此所谓天地境界，应称为道德境界。道家鄙视仁义，其所谓仁义，并不是专指仁及义，而是指我们现在所谓道德。在后来中国言语中，仁义二字联用，其意义亦是如此。如说某人不仁不义，某人大仁大义，实即是说，某人的品格或行事，是道德的，某人的品格或行事，是不道德的。道家鄙视仁义，因其自高一层的境界看，专以仁义自限，所谓"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者，其仁义本来不及道家所谓道德。所以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但有道家所谓道德的人，亦并不是不仁不义，不过不专以仁义自限而已。不以仁自限的人所有的仁，即道家所谓大仁。

我们所谓天地境界，用道家的话，应称为道德境界。庄子山木篇说∶"乘道德而浮游"，"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此是"道德之乡"。此所谓道德之乡，正是我们所谓天地境界。不过道德二字联用，其现在的意义，已与道家所谓道德不同。为避免混乱，所以我们用道德一词的现在的意义，以称我们所谓道德境界。

境界有高低。此所谓高低的分别，是以到某种境界所需要的人的觉解的多少为标准。其需要觉解多者，其境界高;其需要觉解少者，其境界低。自然境界，需要最少的觉解，所以自然境界是最低的境界。功利境界，高于自然境界，而低于道德境界。道德境界，高于功利境界，而低于天地境界。天地境界，需要最多的觉解，所以天地境界，是最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