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徒之情与大义

文/管剑刚

学者顾随近年名声极大，其学问好自不必多说，关键是其学生多有成就突出者，如周汝昌、叶嘉莹等人，在学界声名卓著。他们在学术活动和文化传播过程中言必尊称老师，这使得顾随的道德文章声名日隆。

尊师是有传统的，除了中国文化的尊师传统外，具体到学者个人的尊师行为，对其弟子的影响也十分重大，如同父亲孝顺，儿子也会孝顺一样。顾随也是尊师爱师的一位楷模，其对自己的老师周作人尊崇敬爱到了相当的程度。但是，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看，敬爱得是有点过了，过犹不及，不及同样是不妥。

周作人在出任伪职后，顾随与恩师周作人时有诗词唱和。作为文化人，这种来往虽有不妥，但不是不可以理解，在沦陷区，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为要活下去，可能会作出有违民族大义之举，此行为有错，有罪，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但是，这种行为是不应该去安慰的。退一步讲，即便彼时念师生之情，相互慰藉，或者情有可原，而在抗战胜利，周作人以汉奸罪名被关进监狱之后，顾随两度在日记中为老师“抱不平”的态度就令人不解了。这自然是对“大义”的背离，莫非这也是“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另一种表现？负民族、负国家之大义。

学者袁一丹在《沦陷下的顾随与周作人》一文中说：“顾随几乎没有表现出世人所期待的‘主动性’，从他的书札及和诗里更多地流露出对其师的同情、谅解而非道义制衡。”

中国过去有两句古语，一是师徒如父子；一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说老师与学生的情谊如同父子。父子之情是什么，是血肉联系，血肉联系之间的爱敬是无条件的。但是，涉及到人品的根本问题或是民族大义，这种爱和敬是可以撤销的，而不必有任何负疚之感。比如，师、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卖身投敌，即便“投敌”非出于自愿，事后也不可以以任何理由洗白，因为那是有违“大义”的行为。当然，投敌者受到法律的应有制裁，并不与在生活上对其给予适当地照顾相矛盾，对其进行探监和出狱后予以收留的做法亦无可厚非，受到厚非的仅限于对其有违“大义”的“抱不平”和开脱一类行为，而顾随所做正是属于这后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