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者关注无法控制的应激源对诱发抑郁的作用。认知理论家则提出能够 诱发和维持抑郁的思维方式。人际理论家考虑的是人际关系在诱发和维持抑郁方面 的作用。社会文化理论家则关注对不同社会统计学群体之间抑郁发病率差异的解释。

行为理论

抑郁往往是对具有压力的负性事件的反应，这些事件包括一段关系的破裂、爱 人的去世、失业或严重的躯体疾病等。高达 80％具 有抑郁障碍的人都称自己在抑郁起病前经历了负性的生活事件。与非抑郁者相比，抑郁者更可能在生活中经历慢性的应激源，例如经济拮据或婚姻问题。 他们往往过去也经历过创伤性事件，尤其是与丧失有关的事件。

抑郁的行为理论认为生活压力会导致抑郁， 因为压力会减少生活中的正性强化物。人会变得退缩，导致正性强化物进一步减少，引起更多的退缩，从而形成了自身永存的恶性循环。 例如，一位男性遇到的婚姻问题可能起源于他和妻子的互动变少了，因为他们的互动不再像以前那样产生正性的强化作用。这只会使他和妻子的沟通出现更大的问题，夫妻关系也因此恶化。然后他会更加退缩，并对生活中的婚姻感到抑郁。行为主义者认为，缺乏社交技巧的人尤其可能陷入这种模式，因为他们更可能遭到他人的拒绝，并且更可能以退缩来反应，而不是寻找克服他人拒绝的办法。

另一种行为理论——习得性无助理论认为，最可能导致抑郁障碍的应激事件是无法控制的负性事件。这类事件，尤其是如果频繁出现或长期存在的话，会使人们认为自己无力控制所处环境中的重要 结果。这种无助的信念使人丧失动机，减少对环境中可控部分的行动，并使他们不 能学会如何控制那些可控的局面。这些习得性无助缺陷与抑郁的症状类似 ：低动机、 被动、犹豫不决。例如，经常遭受殴打的妇女可能逐渐会认为自 己对所受的殴打以及生活中的其他方面都无能为力，这可能解释了她们较高的抑郁 发病率以及为何倾向于维持受虐关系。

认知理论

艾 伦 • 贝 克 认 为 抑郁者通过消极认知三联征来看待世界 ：他们对自己、世界和未来的看法都是消极的。 因而他们在思考时会犯很多支持其消极认知三联征的错误，例如忽视好的 事件和夸大负性事件。消极的思维方 式既是导致抑郁的原因，又使疾病得以持续。很多研究显示，抑郁者表现出消极的思维方式，并有一些纵向研究表明，这种思维方式预测了抑郁症 状的逐渐发展。贝克的理论产生了使用最广泛并且最成功的抑郁障碍治疗方法之一——认知行为疗法。

关于抑郁的另一个认知理论是形成式习得性无助理论，它解释了认知因素如 何影响个体在经历负性事件后是否会变得无助和抑郁。该理论关注人对事件的因果性归因。因果性归因是对事件发生原因的解释。根据这一理论，习惯用内在、稳定和整体的原因解释负性事件的人会因 发生负性事件而责备自己，预期负性事件今后还会发生，并预期自己在生活诸多方面都会发生负性事件。因而，正是这些预期，致使他们体验到长期的习得性无助缺陷， 并在生活的诸多方面丧失自尊。 例如，试想一个学生因心理学考试不及格而变得抑郁。形成式习得性无助理论认为她将考试失败归咎于内在自身的原因——她学习不够用功 ；而不是外在环境的 原因——试题太难。此外，她假定考试失败是由于某些稳定的原因，例如她在学习心理学方面没有天赋 ；而非不稳定的原因，例如老师给的考试时间不够。因此，她预期下一次考试还会失败。最后，她将考试失败归因于整体原因，例如自己学习这些资料有困难。这种整体归因导致她预期自己在其他学科上同样会失败。 当人们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做出悲观的归因，且认为自己无法应对这些事件 的后果时，就会发展出无望感抑郁。

形成式习得性无助理论和无望理论推动了大量其他的研究。抑郁的无望理论中最具决定性的研究之一是一项对大学生的长期研究 。研究者对两所大学的一年级学生进行访谈，区别出具有无望归因风格和乐观归因风格的学生，然后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对这些 学生进行跟踪研究，每六个星期和他们会谈一次。在没有抑郁史的学生中，具有无望归因风格的学生经历重性抑郁首次发作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具有乐观归因风格的学 生（17% 对 1%）。此外，在有抑郁史的学生中，具有无望归因风格的学生抑郁复发 的可能性也远远大于具有乐观归因风格的学生（27% 对 6%）。因此，悲观的归因风格不但能够预测抑郁的首次发作，还能够预测抑郁的复发。

另一个认知理论，思维反刍反应风格理论更关注将思考的过程而不是内容作 失去所爱之人会增加发生抑郁的风险。 导 致 抑 郁 发 生 的 原 因。一些人在悲伤、忧郁和沮丧时会专注于自身感受，即疲惫和注意不集中的症状，还有他们的悲伤和绝望，并且可以确定许多可能的原因。 然而，他们并不试图做任何事来消除这些原因，而只是继续沉湎于对其抑郁的思维反刍之中。 几项研究显示，采用思维反刍应对风格的人更可能患抑郁症。 抑郁者在基本的注意和记忆过程中表现出对消极思维的偏好。

抑郁者比非抑郁者更可能停留在负性刺激上，如悲伤的面孔， 并且很难让注意力离开负性 刺激。在学习一组词语并意外地被要求完成回忆这些词语的任务时，抑郁者倾向于回想起 更多负性的词语而非正性的词语，那些对照组中的非抑郁者则表现出相反的记忆偏差。这些对负性信息的注意和 记忆偏差能够形成并维持抑郁者消极地看待世界的倾向。 此外，抑郁者倾向于表现出过度概括化的记忆。 当给人们一个简单的词语提示如“愤怒”，并要求他们 描述该提示所激发的记忆时，抑郁者比非抑郁者更可 能提供高度概括的记忆（如“卑鄙的人们”），而不是具体的记忆（如“简妮上星期 五对我很粗鲁”）。马克 • 威廉姆斯及其同事（Willams et al., 2007）提出，抑郁者在应 对过去的创伤时倾向于以概括化的方式来储存和提取记忆。相比细节丰富详尽的记 忆，模糊、概括化的记忆不会引起那么强烈的情绪负荷和痛苦，因此有助于减轻抑 郁者对过去感到的情绪痛苦。有趣的是，以过度概括化的记忆为特征的另一种障碍是创伤后应激障碍，该障碍是由特定创伤性事件所引发的。

人际理论

抑郁者的人际关系常常充满了困难。这些关系是抑郁的人际理论的重点。人际方面的困难和丧失往往出现在抑郁之前，并且是人们所报告的最常见的诱发抑郁的应激源。抑郁者比非抑郁者更可能在家庭、朋友和同事关系当中经历了持续的冲突。

抑郁者的行为方式可能会引起人际冲突。一些抑郁者可能非常需要其他人表达支持和赞同他们，同时又很容易感觉到其他人的拒绝，这种特点被称为拒绝敏感性。他们会沉湎于过度地寻 求反复确认之中，不断从接纳他们、爱他们的人那里寻求肯定, 将负性事件如考试失败归因于内在原因（“我失败了”）、稳定原因（“我总是失败”）和整体原因（“我做每件事都失 败”）的人发生抑郁的风险更高。然而，他们从不太相信别人做出的保证，相反，总是焦虑再度提出更多的要求。 一段时间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会对这样的行为感到厌倦，可能会变得挫败或厌烦。 没有安全感的人捕捉到了人们对他们感到烦恼和恐慌的信号，然后他们会感到更加 的不安全，并变本加厉地做出过度寻求反复确认的行为。最终，个体得到的社会支 持可能会全部被收回，导致抑郁加重并持续更长时间。

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家关注人口统计学群体的社会状况的差异如何导致了抑郁易感性的差异。

世代效应 历史的变迁可能使近几代人患抑郁的风险高于前几代人，这种现象称为世代效应。例如， 1915年以前出生的人中只有不到20%的人可能患抑郁症，而1955年后出生的人中有超 过40%的人在一生中存在患抑郁症的风险。一些理论家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 价值观的迅速改变以及家庭单位的解体，造成近几代人患抑郁的风险增大（Klerman & Weissman, 1989）。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年轻一代对自己有不切实际的高期望， 这是他们的前几辈人所不曾有的。

性别差异之前我们提到，女性患抑郁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左右。对于这一性别差异，人们提出了几种解释。

在面对痛苦时，男性比女性更可能求助于酒精这样的应对方式，并否认自己感 到痛苦 ；女性则比男性更可能反刍地思考她们的感受和问题。因此男性也许更可能产生酒精滥用这样的障碍，而女性的反刍式冗思 倾向让她们更可能变得抑郁。这些不同的应激反应可能是社会规范造成的——社会 更能接受男性的酗酒行为以及女性的思维反刍行为。

可能也是出于性别社会化的影响，女性大多比男性有更强的人际取向。一方面，女性强大的人际网络在需要的时候会给她们提供支持。另一方面， 当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或者当他们的关系出现冲突时，女性比男性更可 能报告抑郁症状。女性似乎也比男性更可能将自我 价值建立在人际关系的健康上。此外，大多数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和权 力都不如男性，这使得她们承受更多的偏见、歧视和暴力。性虐待，尤其是儿童期的性虐待，对女性抑郁有着终生的影响。

之前，我们提到了对于女性抑郁易感性风险大于男性的生物学解释。生物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进一步扩大了抑郁发病率的性别差异。 族裔/种族差异 在美国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拉美裔美国人上一年的抑郁患病率高于非拉美裔白人。这可能反映了拉美裔美国人的贫穷、失业和受歧视水平相对较高。

对成人的研究显示，非裔美国人患抑郁的比例低于美国白人。鉴于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中的不利处境，这种情 况似乎难以理解。然而，非裔美国人患焦虑障碍的比例较高，这说明社会地位的压 力可能使他们更易患焦虑障碍而非抑郁。其他研究则发现，美国印第安人，尤其是 年轻人中患抑郁的比例极高。美国印第安青少年患抑郁可能与贫 穷、无望和酗酒有关。

该文选自：《变态心理学》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