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悲歌——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自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元开国，到公元1587年明神宗万历十五年，明朝已历经十三帝，走过了219个年头。时代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也在不断地进步，然而帝国的运转已经僵化，各种弊端也不断扩大，无论是皇帝的励精图治，还是官员的勤勉变革，都已经于事无补，只能目送着大明王朝走向终结。

一、万历皇帝，励精图治，昏庸懒政。

很多人认为，古代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利，然是事实并非如此。万历皇帝，虽然贵为大明帝国的皇帝，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我相信，幼年时的万历皇帝也曾想励精图治，努力做一代明君。但是当他实际掌握大权之后才发现，自己自始至终根本无法抗衡文官集团，因为文官集团所代表的是两千多年的封建儒家思想，万历皇帝无法与王朝立国根基的儒家思想道德观相抗衡。最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消极怠工，选择以不上朝、不理政的方式和文官集团对抗持续到生命的尽头。

二、张居正：锐意改革，功亏一篑。

张居正作为大明王朝内阁首辅，治国理政的能力毋庸置疑：颁布新政、力图改变文官集团的腐朽之气，同时整顿经济，强化边防军事力量，通过各项改革以达到中兴大明王朝。

但是张居正的新政触动了不少当权者的利益，在推行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其结果随着他的逝世，新政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同时也为他死后被清算埋下了隐患，最终身败名裂在所难免。

三、申时行：中庸调和，难挽衰落。

申时行中庸调和，左右逢源，这也许是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他在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充当着调节阀的作用，他没有张居正如意改革的勇气，也不愿触犯文官集团，他虽然看到了大明王朝的颓势，但是却无无能为力。

如果用“阳刚”一词形容张居正的执政理念的话，那么申时行的执政理念无疑是“阴柔”的。“阳刚”因过于刚猛，而易折；“阴柔”虽能缓解矛盾冲突，但无法解除矛盾冲突。这两种执政理念的失败，预示着大明王朝颓势已不可阻挡。

四、戚继光：重文轻武，军事危机。

明朝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戚继光作为明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之一，组建“戚家军”抗倭。然而“戚家军”的兵源不是来自军户和卫所，而是在浙江省招募的自愿兵。

明初的国防制度是建立军户制度和卫所制度的基础上，设立军户制度和卫所制度的目的，在于既保证充足的兵员，又保障民户不致因战争动员受到征兵的骚扰。但是军户制度和卫所制度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民户被编入军户，大部分出于强迫，时过境迁，士兵逃亡层出不穷，导致卫所的实际兵员往往比编制的要少，军户制度和卫所制度已经衰落。

戚继光通过发明、改造各种火器、战船、战车等武器，并创造“鸳鸯阵”等战术，带领着“戚家军”历经十余年虽然彻底解决东南沿海倭患，然而技术上创新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阻挡大明王朝的日益衰落。

五、海瑞：廉洁奉公，司法僵化。

海瑞，是大明王朝庙堂中层高官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清官，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留下白银二十两，不够殓葬之资。他的信条和个性虽然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他虽然被人敬仰，但是没有人把他作为榜样来办事，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办事的准则。

海瑞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刚正不阿，但是作为在圣贤传统培养下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认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均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海瑞用伦理和道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恰恰暴露了大明王朝司法制度上的短板。

海瑞一生的经历，就是制度的产物，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和道德，政府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即使海瑞的个人的道德之长，也无法弥补制度和技术之短。

六、李贽：进步思想，不容于世。

孔孟之道战胜诸子百家的理论思想，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往前发展，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程度也愈大。李贽，作为明朝的著名的思想家，突破四书五经的束缚，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重新构造自己的思想体系。

由于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大都为知识分子，如果知识分子抛弃了正统的儒家思想，则大明王朝的安危就会立即受到威胁。李贽在晚年被捕入狱，与他的“惑世诬民”学说有直接的关系。

李贽的悲观和悲剧，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处的时代。在传统思想的禁锢和约束下，类似于文艺复兴的新思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无法孕育成长，当时的社会还不具备接受思想改造的条件。

七、结束语

大明王朝建国初确立的整套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各项制度，其主要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自耕自给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保存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然而大明王朝在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之后，原来整套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大明王朝在建国初，就已经为其灭亡埋下了祸根，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大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各项制度不能依据社会发展而进行调整，不能做到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