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逝的寨墙

文|赵曙光

残迹尚存的寨墙

“儿时故园的寨墙上/有一棵石榴树/石榴花红的日子/我总去扯老祖母的衣襟/后来，老祖母走了/我打马离开故乡/马蹄踏碎四十个年轮/追赶不上老祖母蹒跚的脚步/脚印踏遍千山万水/甩不掉如影随形的乡音。” （摘自本人诗集《穿过诗行到故乡》）

——题记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自己拿着某银行入职介绍信走出鲁西北平原那个叫做皮张的小村子，转眼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自己在职场辗转漂泊，故园童年生活的那些场景，变得日渐模糊，但那片毗邻老宅南院墙的寨墙，却始终清晰地矗立在记忆的原野上,成为我原乡情结的一个标志性载体。经年风雨，世事沧桑，并没有湮灭那寨墙上的一草一木，它招引着我时时回望故乡，并时时给予自己以灵魂的安然、妥帖与无限回味。

1964年农历5月的一天傍晚时分，母亲在寨墙下的土屋炕上生下了我。母亲甘美的乳汁、寨墙不远处老井甘冽的井水以及村子古朴的民风滋养哺育了我，使我在那个衣不遮身、食不果腹的年代，拥有了存活下去的希望与理由。

在同龄的孩子们中间，我似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后来细想，也许是因为父亲在县城工作，自己一年中有一两次机会去到城里，耳濡目染中可能使自己比那些绝少走出村子的童伴们多了一点儿见识。也许是因为，自家院子的南墙紧靠一段高高的寨墙，有了得天独厚的玩耍资源，这是令许多小伙伴望尘莫及的。

在我五六岁开始记事时起，村里的寨墙已变得零零落落不完整了，只剩下村南、村北和村西头的断基残垣，其中自己家所处位置的村南寨墙保留得相对完整些。寨墙高约十多米的样子，夯土而筑，墙体外陡内缓，下宽上窄，墙顶部也就两三米，而墙基处却有十几米。寨墙的北坡草树杂生，颇多生机，一年四季，各有妙处。寨墙外是深达十多米的护寨河，墙与河各取其势，拱卫着世代村里人的安宁。

关于寨墙的历史渊源，自己八四年在省城读书期间，曾在假期探家时向村里老人做过考证，但未得到满意的结果。大家大致统一的说法是，在明末清初时期，山东境内乃至整个中原地区社会失序，流寇四起，他们平日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搞得民不聊生。因此，明清时代民间就有“山东出响马”的说法。为保护村人生命财产安全，在乡绅的带动下，村民们纷纷行动起来，出人出力，挖沟筑墙，以御贼寇。有史学者撰文，清朝政权得到稳固以后，曾下大力气瓦解山东河南境内的土寨社会秩序，多地村落的土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详见佐藤文俊所著《清初土寨秩序的解体--以山东、河南为例》）。

及至民国初年，国内重陷军阀混战，山东境内土匪杂团乘势而起。据史载，北洋时期山东境内107个县，有土匪活动的85个，势力较大的土匪370股。《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的作者何西亚曾在1924年赴山东调研，当时山东境内土匪有47股，18000人，而到了1930年，山东境内武装土匪已达百万之多。在我们村周边方圆几十里，就有谢团（现平原县前曹镇谢家洼的谢化武）、门团（现高唐县固河乡张官屯村的门五、门六兄弟）、石团（现高唐县固河乡石庄村的石万三）等杂团活动。村里人都知道，大集体时代本村负责为生产队放羊的金山爷爷就曾是石万三的跟班，他的老婆腰里残留着一颗他打入的子弹，深入肉皮两三公分，村里许多人都亲眼见过。很长时间自己一直十分疑惑，一颗铜弹如何能与人肉长期共存，可惜一直无缘一睹真相。据父亲回忆，他小时候听村中老人们说，在这个时期，村里破败的寨墙又得到了修复，对护寨河进行了清理深挖，除村东留了一个主寨门，村西南留了一个小便门外，村子被寨墙和寨河严密地围了起来，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令企图来犯的杂团土匪望而却步。

1945年10月，八路军渤海军区派警六旅十一团、十二团在二分区司令员肖峰的指挥下，打响了解放平原的战斗，经过十多天的激烈战斗，日军残留的一个中队80余人及伪军1200余人缴械投降，随后渤海部队又击溃了济南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3000余人，平原县城解放（据《平原县志》）。那个时候，父亲11岁，因他聪明勇敢，被选为儿童团长，协助武工队执行任务。他手持红缨枪，带领儿童团在村子寨墙上日夜巡逻，警戒放哨，宣传抗日，多次立功，受到本村农会主任王桂山的表扬。

解放前，靠着曾祖母的勤俭持家和曾祖父的出色经商才能，家里攒置下良田数十亩，宅院五六处，还有枣园数亩。逢年过节，一向古道热肠的她经常接济日子难以为继的乡亲。1950年，国家实行土地改革，曾祖母认为自家虽然是下中农，按政府规定家里十多口人可以保有当前的土地和宅院规模，但看到村里许多乡亲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就在和家人商量后，主动将半数宅田上交了农会，只留下薄田十几亩，并给我父亲兄弟三个各留了一处宅院。身为长孙的父亲获得了最南面靠近寨墙的那处。

1951年秋天，曾祖父病危，昏迷中经常呼喊祖父的名字。那时，祖父在河南部队服役。16岁已挑起家庭大梁的父亲，决定独自一人离开家乡替父从军，帮助曾祖父实现死前见儿一面的愿望。1947年初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时年29岁的祖父应征入伍，被编入刘邓大军周发田旅参加淮海战役，辗转多地作战，到此时已4年多没有回家。部队首长同意了祖父的请求，及致祖父山一程水一程匆匆赶到家里，曾祖已带着遗憾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部队，父亲深得祖父所在团首长的赏识，被编入河南军区公安大队部。1953年，抗美援朝进入第二次停战谈判阶段，他作为河南公安军卫生员（中士）奉命护送新兵奔赴朝鲜板门店，增加志愿军谈判筹码。当年护送一批伤员回国。朝鲜战争结束后，父亲复员转业到地方一家县直企业工作。

1957年，父亲骑着一匹棕色高头大马把母亲娶到了赵家，曾遭土匪绑架、家徒四壁的外婆只能用一棵枣树苗作为她唯一女儿的陪送嫁妆，母亲把枣树种在了土屋窗前一块向阳的空地上。此后近二十年间，姐姐、我和两个妹妹，先后出生并与那棵枣树一起长大，一家人从此开始了亦工亦农的生活。

姐姐和我相差两岁，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我刚刚会走时，母亲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我就成了姐姐的小跟班，一年四季在寨墙一带玩耍。

寨墙的北坡上，曾祖母种了很多树，乔木有榆树、杨树、柳树、香椿和枣树等，灌木就多了，有红柳、石榴树和花椒树，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姐姐带着我，春天摘榆钱儿，夏天捉知了，秋天摘甜枣，冬天烤地瓜。石榴不到八月十五是万万不能摘的，这是曾祖母定的家规，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

我一岁半那年中秋的一天，尚不会说话的我，突然走到缠脚的曾祖母跟前，一只小手紧紧攥住她的衣襟，一只手指向石榴树方向边吭哧边走。二叔、三叔和两个姑姑便站在一边儿，抱着看笑话的心态看曾祖母该咋办。没想到她老人家竟然缓缓地领着我走到树下，摘了一个半熟的石榴塞进我的小手里。我把那个绿中透红的石榴转手交给母亲，母亲并未现喜色，而是当着大家的面半嗔半笑地说:“光子该打!你逼着老祖宗自毁规矩了。”

总之，小时候的娱乐项目多与吃有关。毕竟在那个物质奇缺的年代，饥饿成了大人孩子们一年到头似乎永远也难以摆脱的宿命。一个与吃无关的玩耍项目便是到寨墙北坡上一棵又粗又高的臭椿树干上捉“老牛”了。后来知道所谓的“老牛”学名叫斑衣蜡蝉。小的身体呈黑色，间有小白点。大的身体通红，飞翔时十分扎眼，女孩子称作“花姑娘”。

等到自己可以满街跑了，姐姐和她的小姊妹们就不再接纳我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开辟新天地。好在我天生有几项绝活儿：一是从小左撇子的我坷垃投得远。后来读高三体育考试时取得了手榴弹投掷73米的全班第二成绩，想来得益于小时候的锻炼；二是弹弓打得准，无论是麻雀还是知了，每能十弹八九中，是孩子堆里公认的神弹弓；三是很会捉蝈蝈和摸鱼。再加上那个寨墙的魅力，很快成了村里的孩子王。由于寨河河床大幅度下切接近地下水位，在那个常年贫水的村子，河里却常年有水，夏天摸鱼也就成了傻小子们的最爱。有一次，自己摸到了一个半斤多重的鲫鱼。母亲把鱼身上糊上泥巴，埋进刚刚驻火的锅灶残灰里，不一会儿，屋里就弥漫了鱼肉的香味儿。

两个妹妹也相差两岁，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与我和姐姐整体上相差十年之多。这个时期，开始于1962左右的国内人口快速增长期仍在延续，村里人口已经较上个十年增长了超三分之一，村里房子越盖越多，原来村边的沟沟坎坎都被填满推平，高高的土寨墙正好为村民打地基和制土坯提供了土源，到八十年代初期自己外出读高中时，村里的寨墙已消蚀殆尽。一座座方方正正了无特色的红砖房，似一个个积木，堆满了村子的东西南北。

我和两个妹妹虽出生于同一个村子，彼此的童年记忆却差了整整一个寨墙的高度和厚度。

1984年，在中国恢复高考7年后，作为十里八村第一个靠啃书本吃上公粮的后生，我告别了家乡去到省城读书，而后在某银行谋到一份工作；九十年代初期，两个妹妹也相继考上大学，现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并在各自学术领域有所建树；姐姐在县城的酒水生意干得红红火火。我们姊妹四个挣脱故乡的怀抱，脱离寨墙的护佑，在村子外面的天地，努力寻找着各自生活的真谛与意义。而故乡，以及曾经的寨墙，正在日渐远离我们的视线，日益成为一种记忆、一种乡愁。

日前，听说老家村子因涉一个风电项目要整体拆迁了，自己心里五味杂陈。时代在发展，中国在进步。随着国内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将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告别一家一户的农耕生活，走进社区、走进城市，更多的会走进现代农业的某个生产销售环节。事实上，即使不拆迁，现在的故乡村庄与童年时相比，也早已面目全非，被剥离的只剩了一个具有情感意义的符号，一个游子永远不能抵达的所在。

如果故乡是母亲，寨墙便是母亲温暖的手臂；如果寨墙有记忆，那她的内心世界一定是全村人最为丰富、阔达和温暖的。寨墙曾是我生命之旅的起点，也必将是安放我灵魂的支点。它将屹立于我记忆的大海，任时间的大潮冲刷、雕刻，亦永远充满生机，充满温情；触手可及，信步能达。

（作者简介：赵曙光，60后，山东平原县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协会员，2013年出版诗集《穿过诗行到故乡》。